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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更不痛快了。铜镯女子说“借”的口气，分明是拿我当小猫小狗，甚至是没有生命的玩具或别的名称更不好听的东西，我不知道玲姐怎么笑得出来，还这样说我。经过一系列心理转换，我把自己弄得越来越生气，最后闷闷地走掉了，没有像往常一样住在她家里。
到了下个周末，玲姐打电话要我去的时候，我拿定主意，如果那铜镯女子还来打牌，我就不去。
我在电话里有点犹豫，玲姐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一样，扯了几句别的，才说那个宝贝丁当不能来了，丁当出差了。丁当，就是那个铜镯女子的名字。
我笑了笑，没什么好说的了。让玲姐猜中了心思，反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存在心里的不快好像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我有点担心自己的形象会不会有点小气，然后又担心这小气的形象，会不会在玲姐那里真的凝固了。
拿上自己的包，走出公司大楼，站在街边等车的时候，望着树上那些光秃秃的、错乱的枯枝，忽然想起南方小城的春天来了。
小城这阵子一定是春雨潇潇的情景，下一场雨，就等于是往植物上刷一层彩色油漆。三月底的北京，却还只是名义上有个春天，非得等到一场沙尘暴来遮人眼目，那些树枝才肯挂上肥大的叶子，突然出现的绿色总是浓得像幻觉。
出租车拐上二环，穿过了大半个北京，我脑子里还在响着小城的雨声，想着自己为什么突然就想起小城来了。
我来北京，差不多有五年了。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刚下火车，没有坐接新生的大巴，打了辆的士绕道天安门。的士上了长安街，开得很快，我觉得整个北京在我面前不停地打开、打开、打开……透过挡风玻璃，我仿佛看见了十年后自己的生活：在这座巨大而神秘的首都里，在一幢覆盖着爬山虎的居民楼里，在我出门前的最后一分钟，妻子整理了一下我的领带，爱嫉妒的孩子在一旁使劲地踩着一辆玩具汽车。现在五年快过去了，我跟玲姐的交往，差不多是我从这座城市里能得到的唯一温馨。
到了玲姐家，我正要掏钥匙，门忽然打开了。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长发女孩，虽然说不上非常漂亮，但非常清爽，身材均称结实。
女孩挽着袖子，双手湿湿的，胸前也湿了一大片。她怔怔地望了我几秒钟，才慢慢撩开头发，露出被挡住了的半边脸，牵动嘴角笑起来。笑意很快溢满了整张脸。我像给温暖的水流冲了一下。女孩说，玲姐正在厨房里忙乎。正说着，玲姐拎着菜刀出来了。
玲姐说：“这是我表弟小天，这是许可佳。”
玲姐每次跟别人介绍我，都说我是她表弟。起先，我心里不舒服，后来也只好随她了。我也习惯了。
许可佳说：“好像在哪里见过的。”她伸出手看看，“我手上有水呀。”
玲姐开玩笑似的说：“见过的啊？那就拥抱一下。”
我努力留住脸上的笑容，望着许可佳，不用说，我感到这种拥抱不合适。同时又感到，我主动提出来不拥抱，好像也不合适。合适我做的，好像只有保持微笑。我记不起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
许可佳望着玲姐笑了，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玲姐说：“拥抱一下又有什么？”
我很尴尬，手足无措这个词大概可以形容我的心情。许可佳似乎也很尴尬，笑的时候，抬起手腕遮着嘴。玲姐挥了一下菜刀，说：“两个小傻瓜怎么光知道笑啊！”乘许可佳不注意，玲姐不轻不重推了她一下，许可佳朝我怀里扑过来了。
我几乎是本能的张开臂抱住了她，感到全身里里外外都有点发僵。我长这么大，除了玲姐，我不记得我还跟哪个女人拥抱过。
许可佳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推我的动作并不是很坚决，不过很快离开了我，嘴上嚷嚷着“讨厌，讨厌”，朝玲姐扑过去作势欲打。
玲姐站着没动，乐呵呵地笑着，许可佳第一下打在了玲姐头上，要打第二下的时候，玲姐才抬起一只手护住头，笑着逃进了厨房。许可佳跟着追了进去。我听见厨房里笑得地动山摇的。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过得不太自然，玲姐乐呵呵地看看我，看看许可佳，说你们俩个差不多大，怎么搞得像有代沟呀。
我和许可佳只是笑，互相几乎不说话，要么装作对电视很感兴趣的样子，要么只跟玲姐说一说。看完一盘碟子后（我现在记不清那盘碟子的具体内容了，好像是香港喜剧），许可佳起身告辞，玲姐让我送许可佳出小区，到大街上去打车。我立刻站起来走在前面，打开每一层楼道的电灯，站在楼下等许可佳。许可佳一出单元门，就出了一口长气，像是刚从深水里浮出来的一样。接着，不知道她怎么把自己弄笑了，乱笑一阵后，对我说：“你表姐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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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还是走在前面，头也不回。许可佳问：“你们是姑表还是姨表？”我胡乱嘟哝了一句。她紧走几步，追上了我，又问了一遍。我说：“是姑表加姨表，那种拐了很远的表亲。”
许可佳格格地笑了，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没几分钟，许可佳的下一个话题又来了。
许可佳后来说了一些什么，我几乎没听进去，只是随口“嗯啊”着。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就放慢了脚步。在不太熟的女孩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不时从许可佳的话中挑出几个字，然后重复一遍——这是从“新好男人”训练课上学来的，不料威力还不小，许可佳的谈兴越来越浓了。她上了出租车，出租车慢慢启动的时候，她还从车窗里伸出脑袋来跟我说了几句话。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跟女孩说话。直到20岁，我都弄不清楚该跟女孩说些什么。在女孩眼里，我是一个严肃乏味的人，一些女孩刚跟我接触时，甚至会觉得我生硬傲慢。实际上，我非常渴望跟女孩说话，非常喜欢听她们说话。有时候女孩们美好的声音一响起来，我甚至会听不进去她们在说些什么，她们像是在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歌唱，她们像是一些正在演奏的乐器。我曾问玲姐，我是不是有那种什么“表达障碍”之类的毛病啊。玲姐说：这是“酷”嘛，一个人的特点。当时我还真有点高兴，觉得占了天生的便宜。此后的几天里，玲姐跟我聊别的事的时候，还不时冒出一两句格言：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巧言令色鲜矣仁等等。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宽慰我。又过了几天，玲姐才开始给我上交流训练课。这天晚上能跟许可佳说这么多话，可以说，玲姐的训练课初见成效。
送走许可佳后，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心里忽然格登一响，今天怎么没人来打牌啊？这个念头飘荡了几下，很快像风中的柳絮一样不知道飘荡到哪里去了。但有很长时间那隐隐的不安还在，虽然说不清在哪儿。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说有事要回去了。玲姐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让我不要在街上呆太久。我嗯了一声，她才把话筒搁下。
第三部分
星期六去书店里泡了一整天。午饭是在书店旁的小馆子里吃的，能感到塞得满满当当的大脑跟肠胃功能一样有些紊乱。那一阵子，我很不喜欢一个人在馆子里吃饭。如果吃饭跟机械加油是一回事，吃饭就真是一个麻烦。平时我在公司的食堂里麻烦，周末，如果不去玲姐那里，就只有上馆子里麻烦了。
回到书店，去美食专柜那儿转了转，很佩服那些写吃的人不厌其烦。不知不觉转到隐私专柜，看到更加不厌其烦地写性的书籍，大都写得很坦荡，找不到什么秘密能对付我的另一个麻烦。一小圈转下来，忽然意识到整个人性对于我来说就是麻烦。食和色，照我的理解，本来都应该是欢乐的，是大自然给苦难人生的微薄奖赏，现在却都成了一个２１岁小伙子的麻烦。
在书架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慢慢想起了我的那些心理学方面的书，也是在这家书店买的，想到我往这儿扔的钱应该够多了，麻烦却一个也没见少。我把已经挑好了的两本书放回去，两手空空走出了书店。
傍晚的北京，天空浑黄，车流和霓虹让人燥动不安。空着肚子在街上乱走了一气，我决定还是到玲姐那里去。玲姐接到我的电话时，说她还没吃晚饭，还说她刚买到了我喜欢吃的武昌鱼和蕨菜，“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的心情一下子欢畅起来了。走进地铁之前，朝缓缓降临的夜色看了一眼，觉得这好像是个不错的开端。假如今晚运气再好一点的话，也许可以解决另一个麻烦。
玲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见我走进来，才开始拆蕨菜的真空包装袋。闻到厨房里一阵一阵飘过来的清蒸鱼的香味，我知道鱼已经做好了。如果不是因为蕨菜这东西太过娇嫩，也会炒好了的。一起走进厨房，我给玲姐系上围裙，看见煲着的汤在沙锅里轻轻翻滚，看见树影在窗外轻轻晃动，我意识到自己在等待一件事情发生。
我们一边做饭，一边闲聊着。忽然想起在书店里翻过的一本美食经，上面描写过这种下厨的情景，说跟亲密的人在一起做饭，饭菜里总会多出一些滋味。此时此刻，我觉得那个作者品尝到了人生的真味。
没多久，玲姐就聊到了许可佳，很不经意的样子。
在此之前她聊到了几个女孩，在此之后也聊到了几个女孩，都是我知道的。有的在棋院里见过，有的在玲姐家的牌桌边见过，有的只是在电视里或报刊上见过。玲姐把许可佳放在这堆女孩子里面，放在随意说说的琐事中，一点也没有要突出许可佳的意思。但我的耳朵，像是给轻轻弹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
玲姐说：“也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减肥的，随便吃，总也不见胖。”
我没搭话，想听她接下来说什么。
她接下来聊起了另外几个女孩减肥的故事，然后问我对减肥怎么看。我谈了一些看法，玲姐也谈了一些看法。那些看法基本上不值得在此重述，仿佛当时重要的只是聊天。减肥，顺手捞着的一个话题而已。
我们在餐桌上继续聊着。
玲姐给我夹了一块肥鱼，问我觉得公司里几个女孩子怎么样，接着；问我觉得许可佳怎么样。
虽然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但许可佳的名字再次灌进耳朵里的时候，心里有个地方还是晃动了一下。我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尽量显得镇定一些，可能是太镇定了，突然给一根鱼刺卡着了。
我忍着痛，轻轻地说：“才见一面，哪知道人家怎么样和不怎么样。”
玲姐笑了，说：“你们俩看上去还挺般配的呢。”
窗外的树影晃动得更厉害了，天光更加浑黄。昨天晚上坐在街边长椅上感觉到的那一丝不安，现在飘荡在室内空气里了。我已经明白；为我找女朋友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件事依然隔在玲姐和我之间。现在，又要浮出水面了。
玲姐问我：“你怎么啦？”
我说：“我没怎么呀。”
“声音好像不对劲。”
我没说话，想听她继续说许可佳，想听她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玲姐又问：“你没事吧？”
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喉咙里实在太难受了。我说：“我好像卡着了。”
玲姐跳起来，奔到厨房里去拿醋。我咳嗽了几下，没有喝醋。玲姐更着急了，说你快点喝下去呀，慢点往下吞呀。
我摇了摇头，告诉她喝醋没有用。我走到卫生间里呕吐了几下，吐出了一些不该吐的东西。我走到沙发那儿打开电视，电视里在用动画演示沙尘暴的移动路线。
玲姐拎着醋瓶子追过来，说你没试过，怎么知道没用啊。
玲姐倒了一些醋在碗里。我接过碗，立刻回到餐桌边；又往碗里加了一些醋，扔了一根鱼剌进去，什么也没说就走开了。
在等待醋碗里的鱼刺变软或不变软的那几分钟里，我意识到自己在生气。我走到阳台上去站了站，空气微微有点呛人，也许真的要刮沙尘暴了。我觉得，我生的气和天气正在互相影响。
十分钟后，玲姐到阳台上来了。她说：“还是到医院里去吧。”
我问：“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啊？”
玲姐说：“怎么突然就扯到相信不相信上去啦？好吧好吧，怪我怪我，是我没搞清楚，以前只是听人家说，给鱼刺卡着了要喝醋的。”
道理本来很简单，在这种普通的食用醋里，能软化鱼刺的那种化学物质，含量根本不够。可我一说话，喉咙里就很痛。不能把这个道理清楚地说出来，这个道理本身就像一根鱼剌一样卡在我喉咙里，卡得我直想冒火。
我转身走进屋，在沙发上坐着，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眼泪一直在流。透过泪水，我看见沙尘暴被动画设计师画成了一大团黄褐色，像一头庞大的变形怪兽，从西北某个荒凉的地方一跃而起，直扑北京。
玲姐在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问鱼刺卡着了怎么办。喝醋，可能有人把这个经不起检验的“常识”告诉了她。玲姐说不行不行，接着引用了我半个小时前的实验结果，有点激动地反驳着对方。
又是半小时后，玲姐要我跟她到医院里去，我不肯去，她说：“你就让我省省心吧。”
我说：“我死不了的，你不用担心。”
她声音大起来了，“怎么这样说话啊？”
我回答她，怎么说我也不去，我说一根鱼剌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能感觉到一根小小的鱼剌，正变得越来越重大。它卡在我的身体里，固执地占据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带给我疼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类似快乐与恨意混合在一起。我带着喉咙里的一根鱼剌走来走去，从这间屋子到那间屋子。
玲姐一直跟在我身后，坚持要我去医院。我只是摇头，摇头，摇头。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直摇头摇到了半夜，终于把头摇晕乎了。
我对玲姐说：“好吧，我喝醋，这样总可以了吧。”
她又惊又怒地望了我一眼，坐到沙发那儿生闷气去了。我绕着餐桌转了两圈，一口气把那大半瓶醋全喝了下去。
玲姐站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舔了舔嘴唇，舌头好像灵活多了。又扭了扭舌头，真的灵活多了。这才相信它掉下去了，那根鱼刺。
我说：“你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啦。”
玲姐说：“你这是成心要跟谁过不去啊？！”
我说：“跟鱼刺，”过了一会儿，又说，“鱼刺掉下去啦。”
玲姐的声音一下子大起来了：“你，你，你越来越孩子气了！总是这样由着性子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人！”
我说：“分明是你不讲理嘛。”我声音也大起来了：“你刚才不是要我喝醋吗？我喝了，鱼刺也掉下去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知道鱼刺真的掉下了去，玲姐竟吵得更厉害了。她开始数落一些人们通常所说的陈谷子烂芝麻那一类旧事，然后恨恨地说她瞎了眼，才认识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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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压下去了一点的火，又上来了，我说：“好，好，好，从今天起，谁也不认识谁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打开门走了出去，能听到腹中的肠鸣和楼外的风声。走到了一楼，午夜的世界正在和我的内心一起狂乱，我目睹这年第一场沙尘暴横空而至，轰隆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