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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纸包，打开放到茶几上。纸包里有一叠照片，上面的女孩子梳着麻花辫子，尖尖的下颏，眼睛很大。
“这是桐桐的照片，我女儿叫杨雨桐，是她妈妈给起的名字。”杨老师把照片分给我和柳峰，吃力地说。他的嗓音沙哑低沉，镜片后的目光湿漉漉的。
柳晓菲也拿了张照片，说要在报社发一条寻人启事，她和广告部的同事说，可以不花钱。柳峰的爸爸妈妈安排一桌饭菜，杨老师吃得很少，他吃饭的样子很小心，咀嚼饭菜的时候很少说话。为了表示感谢，他象征性地喝了两小杯白酒。据他说，已经半年多没喝酒了，彻底戒掉了，为了找到女儿，欠了亲戚朋友六千多块钱。
对于杨老师的遭遇，我和柳峰只能劝他别着急，还当场保证，一定尽力找，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他。
吃完饭，杨老师执意要走。柳校长扭不过他，只好让我和柳峰送他到车站。回县城的长途汽车刚开走，柳峰突然对我说，你先和我回趟家，我有个事儿和你商量。
听他的口气，我一时摸不准是什么原因，难道我和柳晓菲的事情让他知道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坐上车，和他一起回到家。
刚进家门，柳峰就搬出把椅子来。我问他“你想干什么？”
他没吭声，从天花板上取出那幅油画，在地板上展开。然后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说：“你看，这个人是谁？！”
沿着他的目光，我仔细瞅了瞅说，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
柳峰气得直咽唾沫，冷冷地说：“你是怎么当警察的啊？这个女孩肯定是杨雨桐，你看她脖子上的痣。”他把照片放在油画的边上，让我再看看。
我愣住了。照片和油画上的女孩简直太像了，不！就是一个人。
“我们该怎么办？”柳峰在收拾油画，听我问他，连头也不抬，气哼哼地说：“还能怎么办？我们先找东子问个明白！看这事儿和他有没有关系？如果他处理不明白，那朋友就没必要做了。”
柳峰抓起电话就打，嘴巴里嘟囔着“我先问问他，明天咱俩去一趟”。电话打过去，东子家没人接。
“这小子没在家。”柳峰对东子的称呼都变了，随口骂了句脏话，把电话啪的一声撂了。“电话答录机的留言说，他去云南啦，说参加什么画展，过完春节才能回来。”
“那就先找人吧，回派出所我先查查外来人口的登记，顺便到片区里看一看。”我说。
柳峰沉吟了半晌，说：“行，我们分头找。杨老师就这么个女儿，还有失语症，真挺可怜的。现在家家都在过年，杨老师一个人可怎么过啊？唉……”
穿上衣服，我和他说，那我先走了。他低头卷起油画，很不耐烦地嚷嚷道，走吧走吧。
春节过后，这个城市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过惯暖冬的人们忽然对这种气候不适应了，医院门诊的人比平常多了一倍，老赵很少感 冒，可是这一次他赶上了，每天早上去旁边的医院打点滴。
为保障城市居民的节日安全，市局下令开展百日严打会战。我和同事们借着机会，把负责区内的家家户户都检查完了，没发现有叫杨雨桐的外地女孩，暂住人口的登记上有27个姓杨的人，经过一一排查，还是没有。
杨雨桐到底在哪儿呢？由于着急上火，我的嗓子已经哑了。有一天，柳晓菲来电话告诉我，寻人启示见报了，和牛村长的先进事迹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我看了那张报纸，头题下的照片就是我拍的。柳晓菲把文章写得十分生动感人，仔细一看，我发觉牛村长的创业经历有很多虚构的痕迹，例如带领乡亲们走上幸福路的那段，明显有杜撰的痕迹。关于杨雨桐的寻人启事在中缝里，很不显眼。
电话里，柳晓菲聊个没完没了，她若明若暗的语调让我不自觉地升腾起一种界乎于精神和肉体的欲望，那件事过去半个多月了，我们都试着忘记，但是谁也没有忘记。
“还有别的事儿吗？”我问她。
她说，没有了，想见你一面，行吗？你也想我，是吗？
我说，嗯。
这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无法拒绝她，电话那边的她甚至知道我的脑子里想什么。生活里，仿佛存在着一种非自然的力量把我们拉近，再拉近，直至彼此融合在一起。
柳晓菲好像不太可能嫁给我，她的男朋友在海口市一家合资企业任中方经理，常年在外面飞来飞去的。如果说，我的存在是个必然的话，也只能是她的情人，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一个感情替补。我的存在把她心里的那片空白暂时填满了，而有一天我们终究会很快地分道扬镳。人这一辈子，有些感情就如同小孩子写在作业本上的错别字，橡皮一擦就擦掉了。
她可以不在乎，可是我呢？我怎么办？我需不需要投入真实的感情？
我一直觉得，男人就像尝过鱼腥味的猫，总奢望在追逐鱼的过程中寻找到些许快乐，而忽略了快乐本身存在的危险。我是那只猫吗？或者我只是一条金鱼，一条在爱河里游游荡荡却不顾危险的金鱼。
一想到这些，我忽然不那么快乐了。
事实上，对于坠入情网的人们而言，诱惑无所不在。完美的Xing爱如果有了第一次，那么，第二次和第三次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感到莫名的失落、忧伤和空虚。这样的夜晚，柳晓菲选择了一个空房间，而我们在房间里所有的拥抱、亲吻、抚摩、呻吟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我们甚至缩短了对话的时间，用肢体语言相互交流，直至达到战栗的那一刻。我们像一对常春藤互相缠绕，却没有仔细想过未来，没有冷静思考的时间。这是两个现代人的感情游戏吗？
我无法回答自己的疑问；也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激｜情过后，我感到的是莫名的空虚。或许，我们都是为对方而来的，互相取暖，互相填补对方心灵的空白。
第五章 夜袭歌舞厅
自从到派出所上班后，我发现周围的环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些很要好的朋友都在各忙各的，很少有时间见面。就连大周也仿佛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两次打手机居然没打通，一直占线。
一天早晨，我把电话打到报社，是报社副刊编辑何玉颖接的。
她问：“你好，请问你找谁？”
我连忙说：“啊，我找大周。”
她迟疑了片刻，说：“周锦林不在，你过十分钟再打过来吧。”
大周的大名叫周锦林，从前他和何玉颖理论上处过朋友，后来据说被何玉颖给甩了，具体原因不详。之所以说理论上处过朋友，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不承认处过朋友，好像很忌讳谈起这个话题。我好奇地问过大周，何玉颖这个女孩怎么样？记得大周回答得十分干脆：很好啊，就是不适合我。话说回来了，我也不适合她。
“我是李凯，你帮我喊他一声行吗？”我继续对着话筒说。
何玉颖好像没听出我的声音，气哼哼地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周锦林他在洗手间呢，都去半个小时了。还没出来呢，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话音未落，她把电话筒就摔了。
何玉颖还是那个火暴脾气，真让人受不了，这样的女孩子能找到男朋友那才怪呢！我恨恨地想。
大周去洗手间不能用半个小时，他肯定又跑到哪儿玩去了。我拨打大周的手机，居然没有打通，一个女中音告诉我：机主已关机或不在服务区。
星期四的下午，老赵上班的第一句话是和我说的。他说：“瞧你整天无精打采的，有心事咋的？”
他被市局评为劳模，感冒又刚好，所以他的心情比平时要稍微好一些，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我咧嘴笑笑说：“没什么，高中老师的孩子离家出走了，我到处找，却没有找到，心里挺烦的。”
“把照片给我看看，我帮你查一下。”老赵说。
“你看，她才十几岁，叫杨雨桐。”我打开抽屉，把照片递给他。“她是个哑巴，喜欢画画，从小就喜欢。”
老赵拿着照片扫了几眼，然后交给我，说道：“我记住了，有消息就通知你。”
“对了，还有件事，今天晚上市局有行动，你如果没事，和我一起去吧。”
“有行动，是咱们片区的吗？”我问。
“不是，在市郊，那里有一家歌舞厅，老百姓举报说有卖摇头丸的，市局下通知抽调咱们去搜查，一共三个小组，二十多人吧。”他又嫌我提问题了，皱起眉头，但还是说清了行动的理由。
下班后，我和老赵在派出所附近的面馆简单吃了点东西，就在单位等电话。因为是第一次出去执行任务，电话一直没响，我在地板上来回走，老赵在吸烟。
“你能不能坐下来？！多大个事儿啊，怎么就沉不住气呢？”老赵又急眼了。
我刚坐下来，电话突然响了。
出发！老赵撂下电话喊道。踏上吉普车的时候，我伸手一摸，枪忘带了。我猛地跳下车，往房间跑。老赵问，你去干什么？
“取枪。”我回答道。
“你的脑袋整天净琢磨啥呢？枪也能忘了带！”老赵的鼻子肯定气歪了。
等我拿枪回到车上，老赵一脚油门，车子像野马一般冲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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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的脸色很难看，还在生气。放在平时，他会大吵大嚷地骂我，他没吭声，一定是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车子开到距离那家歌舞厅还有一百米左右的地方，老赵踩了刹车，车子停在了人行道上。
他关上车门，回头叮嘱道：“市局的人还没到呢，咱们先进去看看。”
我俩一前一后走进了歌舞厅。宽敞的大厅里人潮涌动，躁动的人群在随着刺耳的音乐晃动着肢体，有些人在舞池中原地不动，抽风似的把脑袋甩过来甩过去。在舞池的正前方有个高出地面不足半米的舞台，上面的DJ和领舞小姐通过耳麦大呼小叫地喊着，她们的声音透过音箱的传递转化成一股无形的诱惑力，激发了人们更热情的舞动和摇摆。
老赵先在吧台边上的高脚凳上坐下来，要了两瓶喜力啤酒，然后眼睛开始四处逡巡。他干公安很多年了，由于经验丰富，观察环境的功夫要比我成熟得多。我靠着吧台喝啤酒，以逸待劳地等他发话，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午夜时分，串烧版的摇滚乐曲忽然停下来，小舞台上的三位领舞小姐尖声喊道———“嗨，想不想爽一爽啊？”
台下的人群乱哄哄地高声回答着———“爽！爽一爽！”
那个留着长发的高个DJ扬起双手，声嘶力竭地高喊着：“来吧，朋友们，摇摆你的头，把烦恼通通丢掉吧！耶———”
DJ用食指旋转起一张镭射盘，啪地一声放入音乐槽，顷刻后，大厅四角的音箱发出震耳欲聋的鼓点声，人群重新又恢复到痴狂迷乱的状态，他们的头颅低垂下来，跟随音乐猛烈地左右晃动，而脚下的节奏却逐渐变得杂乱无章了。
台上三位领舞小姐像中了邪似的，一边摇晃脑袋，一边开始脱衣服，她的每个动作都伴随着刺耳的尖叫声，大厅里的气氛接近疯狂。
这种疯狂的场面，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正当我低头看表的时候，一个服务生模样的男孩子走过来问我：“大哥，嗨药要吗？五十块一粒，包你一爽到底。”
我下意识地挡住他的手，说：“我不要，价钱太贵了。”他还是没有放过我，怂恿道：“那就喝瓶水吧，药水便宜，XX止咳露和糖浆我们这儿也有。”
老赵转过头，不动声色地插话说：“好使吗？给我来十粒，我也爽一爽。”
老赵的话引起服务生的警觉，盯着他看了半天，然后问：“大哥，你要得太多了，我没 那么多。”
“我给朋友带的，只要有货，咱们当面点钱。”老赵拍拍手里的包，很无所谓的样子说。
“那好吧，你和我到后面取，我们领班那里有现货。”服务生拎着托盘在前面走，老赵快步跟了过去。我放下啤酒瓶跟在他们的后面。挤过人群，服务生把我们带到后面的一间屋子，他示意我在外面等，只许老赵一个人进去。
刚进去，他就把门关死了。
不到五分钟，从里面突然传来互相撕打的声音。我踹开房门进去一看，老赵和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在搏斗呢，刚才的小服务生摔在一边，正往下水道里扔东西。我跑上前，一脚踢在他的小腹上，他手里的药片撒了一地，痛苦地捂着肚子，眼泪都出来了。
我掏出手枪，大吼一声：“举起手来，我是警察！”
和老赵搏斗的男子把老赵摔倒后，想往外跑，被我在门口拦住了。一打照面，他先惊讶地叫起来：“这不是小李子吗？咱兄弟一起共过事，你放我一马吧。抽屉里的六万块钱，就算我给你和这位哥们的见面礼。成吗？再说了，这里的老板在道上都有人，你俩根本扳不倒他，这里的事儿就他说了算。”
说话的人我认识，是报社原来聘用的那个保安，名字叫姜二民，外号大南瓜。“没那么多废话，你先和我们走一趟，什么话到派出所再说。”我没和他客气，用手枪指着他的胸口大声说。
“小李子，你别他妈的不识抬举，你开枪打我试试，我就不信你敢开枪打我！”大南瓜晃着膀子冲过来。
不能让他冲过来，一旦搏斗起来，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想到这儿，我退后一步，手臂扬起，扣动了扳机。
“啪！”子弹从大南瓜的左耳边飞了过去，打在墙壁上，又弹射到房顶，最后掉到了地面。
大南瓜“妈呀”一声怪叫，扑通跪在地上。老赵把大南瓜扣在暖气管子上，我忽然发现大南瓜的裤裆湿了一大片，这个臭无赖胆子可真够小的，都被吓成这样了。
事后，老赵笑呵呵地对我说，幸亏你枪法不准，否则的话，嫌疑人的脑袋就开花了。以后你可得注意了，打他的腿就行，我们警察抓人主要是为了制服罪犯，不是执行死刑，你明白吗？
道理我明白，可是到了现场，没有时间去想这些，等想明白了，罪犯早就跑没影了。
在我们抓药贩子的同一时间，市局的同志包围住了歌舞厅，涉案人员被一网打尽，那个据说黑白道都能混的老板是个外地人，抓捕的当天凌晨就彻底交代了，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歌舞厅不仅卖摇头丸等迷幻药，还涉嫌非法Se情活动，是个不折不扣的黑窝点。
按照组织上的安排，老赵到市局协助调查。一天，他到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顺便回来告诉我说，大南瓜蹲在小号里还念叨你呢，呵呵。我问他，他念叨啥了？
老赵说，那小子也没说别的，他就反复嘀咕一句话：“真没想到啊，小李子会开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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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瓜肯定被吓坏了，他这个人，除了臭无赖之外，还挺滑稽的。我会开枪有什么稀奇，警察不会开枪那还是警察吗！
那天夜里执行任务，只有我一个人开了枪。自那件案子侦破以后，老赵逢人便夸我，说我年纪轻轻，挺勇敢的。偶尔出去办事儿也总带着我，介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