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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婚的男人和女人都很恋家，很少出来应酬。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冬天里捉蛤蟆的情景，从冰窟窿里捉出来的蛤蟆都是一对一对的，互相抱得很紧，估计是互相取暖吧。记不得哪本书上提到过，女人在恋爱时智商很低，一旦结婚，冬眠的脑细胞就渐渐苏醒了。何雨恬把柳峰看得很紧，约法三章：一是不许喝酒，二是不许吸烟，三是不许打麻将。在柳峰强烈抗议无效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那就是重新定规矩。约法三章改为：一是节假日可以喝点儿酒，二是有客人可以吸烟，三是偶尔可以打些小麻将。
被老婆逼急了的男人，是绝对可以变得更加聪明甚至狡猾的。一到周末，柳峰就打电话联系我们去他家玩，只要客人一进家门，他就三件事一起办了。因为这个，何雨恬挺烦我们这帮朋友去的，说心里话，我们也不愿意去。到后来，柳峰想了个好办法，周末主动要求上街买菜。他借出去买菜的屁大工夫，也要跑到东子的画室去看看，人多时，就聚众赌博。他喜欢玩一种名叫拖拉机的扑克游戏，每人三张牌，轮流押钱比大小。他总能赢，但是记性不好，赢完钱一着忙就走，往往买的菜也忘记拿了。
结婚不到半年，柳峰通过关系把何雨恬调到市文化局下属的旅游公司上班。开始，何雨恬不愿意去，后来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终于想通了，心情愉快地去公司报到。柳峰为此兴奋了好几天，旅游公司效益好人又少，还经常有机会带团出差。他既为老婆安排了好工作，而且还可以借她出差的日子享受单身的快乐，和朋友一起喝酒打麻将，真是一举两得。
说实话，在朋友圈子里，我对东子不太喜欢。尤其是他看见漂亮女孩就黏黏糊糊的那股子劲儿，挺让人讨厌的。搞艺术的人总喜欢在异性身上获取灵感，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东子把女人弄到手后立即就失去了兴趣，往往不谈任何理由一脚踢开，由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为人处世有些太过分了。周明芳和他闹得沸沸扬扬的，可到最后还是一拍两散，无疾而终。
作为当事人之一，周明芳为此悲愤地大哭了一场。在酒桌上，她当着我们的面说：“我 算看明白了，男人，他妈的没一个好东西！”她把在座的男人都骂了。严谨点儿说，应该说“有些搞艺术的男人真他妈的不是好东西！”柳峰当时就不高兴了，按照他的说法，周明芳这种女人思考问题不合乎逻辑，被男人骗纯属活该！
从那以后，大家都管东子叫“红蓝铅笔”，我不明白咋回事儿，问柳峰为啥叫东子这么个外号。他抬眼瞅瞅我，回答得很干脆：这你都不懂啊？就是“色棍”的意思啊。哈哈。
东子是挺好色的，搞绘画的人天天摆弄颜料，能不好色吗？他还是光棍一个呢，叫他色棍，甭提有多贴切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社的经营状况越来越不景气，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琢磨将来的出路。经过反复考虑，社长把保安统统解雇了，解雇的理由不是很充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他是想节省一些开支。
一天下午，社长脸色很难看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小李子，以后你工作认真点儿，否则的话，你也别在这儿干了！你看看这图片新闻，你的眼睛长裤腰上啦？”
头一回听社长说话这么粗俗。我仔细一想，还真怪我。那张图片是大周拍的，那个地下黑酒吧有Se情服务，他整整蹲了一宿才拍摄到。可是，报社三审时，图片就被撤下来了。图片上的小姐们衣着很暴露，社长看了觉得不太适合发，让我重新找一张配文字发。我当时没充分领会他的意思，在大周拍的照片里一顿猛找，最后拿了两张更暴露的交给印刷厂了。样报一出来，社长非常生气，我比他更生气，这也不能全怪我啊。大周那小子拍的片子都那样肉体横陈的，想找出一张衣服整齐的都难。
我没敢顶撞社长，因为他是领导，领导说的话根本没商量的余地。我不想下岗，像我这样靠码字为生的人最忌讳下岗，下岗就没饭吃了。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一时刻，你必须放下所谓的尊严，去适应你不怎么适应的境遇。也许，当人的本性被打磨得世故圆滑的时候，就长大了，就成为完人了。可是，我难道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不！我必须离开这里。我暗暗下定了决心。
星期五的早上，城市的天空下了第一场雪。雪很大，一片一片地飘下来，落在寒风可以抵达的每个角落。
雪一直在下，整整下了一天。黄昏的时候，我爬到报社的楼顶上看雪。放眼望去，远处的楼群和街道银装素裹，就像一块被刀子割成无数块的奶油蛋糕。许多年来，一直没有机会俯瞰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人就是这样，生活在狭小的局部，往往忽视了整体，心胸和视野渐渐变得越来越狭窄。
由于全省公安系统内部一盘棋，人事指标迟迟未批下来，我的工作也一直没有结果。这把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无法预期的等待，总是来得太早，或者太迟。
为我的事，柳峰四处找人帮忙。一个月后，我的工作终于有了着落。春节刚过，我拿着档案和报到证件到街道派出所上班，当了一名片警。穿上警服，我在镜子里看起来特别精神，至少年轻三四岁，走在大街上英姿飒爽的。派出所里管片的民警中，要数赵成钢的资历最老，他的祖籍是山东省的，个性十分豪爽，做事干练。他刚四十出头，浓眉大眼的，抽烟抽得很厉害，每天能抽两盒烟。我刚去，就和他分在一个组，柳峰托朋友和他提过，让他负责带带我。
派出所里管内勤的都是些女同志，所长和指导员一商量，把我安排执行外勤。派出所的管辖区内比较平静，快两个星期了，居然没发现一个打架斗殴的人。老赵挺忙的，他出去办事儿不喜欢带我，总是独来独往。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刚坐在椅子上，就冲我笑，甩给我一根烟问道：“小李，你会打枪吗？”
“在大学军训时练过，不太准。”我老老实实回答他的问话。我确实开过枪，只是枪法差一些。新发的手枪被我锁在枪械库里，没敢带在身上，怕不留神弄丢了。
“这样吧，下午和我去靶场练练。记住啊，把枪带上。”楼上有人喊老赵接电话，他噔噔噔上了楼。
去靶场的路上，老赵一句话都没说。北京吉普车里弥漫着浓浓的烟草味，我试图打开车窗换换空气，被老赵制止了，他告诉我车窗已经坏了，摇下来就不能摇上去。我缩回手，继续忍受着车子的颠簸和身边的气味，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有答案，是关于老赵的。
车子拐个弯，上了砂石路。老赵咳嗽了一下，说：“前面就要到靶场了，这段路况挺糟糕的。”
“赵大哥，问你一件事儿，行吗？”我试探着问道。
“说吧，啥事儿？”他掏出根烟，擦亮打火机。
“你的右手缺了两个手指头，是怎么伤的？”我说完话，就后悔了，做警察最忌讳打听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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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好像心情不错，沉吟了一下，回答道：“去年抓抢劫犯时伤的，我们一起冲过去抓人，没想到那小子抽出一把刀子，兜头就剁。我用手一挡，就被砍到了。”
“当时，你为什么不开枪啊？”
“开枪？商场里周围都是人，不能开枪。况且我没把枪的保险打开，就想吓唬吓唬他。 那小子是我们院张大娘的儿子，我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没想到，唉，不说了。”老赵有些不耐烦了，左手一打舵，车子开进了靶场的大门。
“到了，还瞅什么？赶紧下车吧。”老赵走在前面，大概是因为我的问题勾起了以前的伤心事，他的脸色不太好看。
靶场里就我们两个人在试枪，我多少有些紧张，子弹老跑偏。老赵耐心地告诉我开枪的姿势和方法，然后就往门口走。我喊他，你去哪儿啊？他说：“我去尿尿！你怎么什么都问。”
我能不问吗？他一走，满靶场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心里说。
或许是因为自己太多嘴，他的回答把我闹得十分尴尬。
整整一个小时，我按照老赵教我的办法，先装满弹夹，然后自然伸臂，举枪，缺口、准星、标靶三点一线，射击。实弹射击对于我来讲，是件苦差事，往往瞄得越准越打不上，累得手脖子生疼。我看警匪片里的演员们挺轻松的啊，怎么一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后来，我问过柳峰，他通过妹妹问电视台的导演才知道，原来那帮演员使的枪全是塑料的，道具枪只打炮子，能冒烟就行。当时，柳峰还补充了一句：你的想法真够奇怪的，如果是真枪，拍电影那得死多少人啊？
靶台上还剩下半盒子弹，我实在打累了，坐在一边吸烟。刚抽到一半时，老赵从外面回来了，后面跟着个身材精瘦的中年人。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管靶场的丁学勤丁大哥。”他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回过头对来人很客气地说：“我们所里刚来的小李，过来练练枪。”
丁学勤冲我点点头，瞄了一眼我刚从标靶上撤下的靶纸，笑了笑说：“很久不拿枪的人，手都生，熟练就好了。”说着话，他拿起枪，抬手啪啪啪地开了六枪。我注意到他举枪的姿势很特别，右手拿枪反转15度角，边开枪边调整角度。
老赵走上前一按电钮，电动标靶飞快地拉近，靶纸上就一个窟窿，刚才的六发子弹都从一个地方射出去的。
我佩服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可算遇到高人了，低声问道：“丁大哥，您的枪法真神啊，以前在哪工作啊？”
面对我的疑问，他只是笑笑，没说什么。旁边的老赵推了我一把，说：“时间不早了，回所里吧，今天晚上市局有行动，抽调咱俩去。”
我识趣地穿好衣服，跟着老赵上了汽车。车窗外的丁学勤冲我们挥着手，寒风中的他，就像一块黑色的石头。
在路上，老赵语气很重地交代我：“以后你别什么事都问，这毛病你得改。丁大哥为人厚道，他不说，你最好别问。他是我的师傅，我的枪法就是他教的。”
后来，这事我就给忘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听管内勤的陆大姐说，丁学勤原来在市局刑警队当过便衣警察，后来因为喝醉酒开枪打死一个嫌疑犯，被市局开除公职，一直负责管靶场，大概有三四年了。从那以后，丁学勤的酒就彻底戒了。
“丁学勤和老赵是铁哥们，两个人年纪差不多；他们经常在一起练枪。”陆大姐仿佛在讲述一个很久的传奇故事，她停顿了一下问，老赵没跟你说这事儿吗？
我说，没有。
陆大姐继续说，千万别和老赵提起这事儿啊，他为人不错，就是脾气暴，所里的一些案子大部分是他侦破的。老赵的工作经验丰富，你和他搭档最好勤快一些，多学学。
我诚惶诚恐地回答道，行，我知道了。
第四章 爱如烟花
记忆里，好像谁和我说过：头疼，是一件很头疼的事。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一看见柳晓菲，我就头疼。自从我调到派出所以后，她经常来找我办事儿，还都不是大事，像办身份证这样的小事也来找我，她的理由总是理直气壮的：外面排长队呢，有李哥在，到窗口排队多没面子啊。
那天，柳晓菲穿着一件淡黄｜色高领羊绒衫，牛仔裤，雪白的脖子上挂着个小巧玲珑的手机。不到十分钟，身份证办完了。她看看我，忽然表情很丰富地问：“李哥，最近我大哥整天跟丢了魂儿似的，快两个星期了，天天早出晚归的。你有空关心关心他，到底怎么了？”
“你自己怎么不问啊？”
“谁说我没问啊，我问了他也不说。我爸爸去乡下了，说是看望学校的一位老同事。等我爸爸回来，我倒是要当面问问大哥，在捣什么鬼？哼。”
“啊，我知道了。你爸爸一定是看杨老师去了，他好像刚退休。”在她的提示下，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杨老师的形象，但已经很模糊了。“你大哥就爱打打麻将，别瞎猜。对了，你嫂子呢？”
“她呀，又出差了。带团去新马泰了，要半个月才能回来呢。”柳晓菲手指头摆弄着长发，娇滴滴地说。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请你和你大哥吃饭。”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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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就不打扰你了。记得打我电话啊。”她一蹦一跳地走了。
目送柳晓菲出了大门，我才松了口气，这个小丫头真缠人，都是让她爸妈惯的。好多天没见到柳峰了，他一个人在忙什么呢？
我拨通了柳峰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他很兴奋地说：“哥们，今晚你有空吗？我老婆带团去旅行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东西让你看看，晚上来我家吧，不见不散啊。”
说完话，他就把电话关了。
坐在椅子上，我奇怪地想，柳峰能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呢？能让他激动的事太少了。中国队世界杯出线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而他却没兴奋起来，很深沉地跟我们说：靠，日韩没参加小组赛，中国队出线是借光，有什么可高兴的？难道一只球队要靠运气打比赛吗？中国队能和人家巴西队比赛就够幸福了，想进十六强，做梦去吧！
柳峰有时候对问题看得非常透彻，属于思想很深刻的那种人。这正是我喜欢和柳峰做朋友的地方，他看事情挺准的。
在柳峰家里，他招呼我坐到沙发上，然后伸了个懒腰，非常神秘地对我说，你猜猜东子前些日子送给我什么了？
什么？我真懒得回答他，从昨天晚上开始，他老让我猜这猜那。
“你忘啦，有次喝酒我跟东子要幅画，他答应了我。一个星期前，我去他家取，画得绝对艺术，估计将来能值挺多钱呢，我拿给你看看。”他找了把椅子，打开吊棚天花板上的石棉模板，很小心地抽出一卷油画布。
“你怎么藏这儿了？”我问他。
他说，不能让我老婆知道，是裸体的。她如果看见，能把我用开水煮喽！
那幅油画的尺寸适中，估计在175 cm × 120 cm，是个女子的正面裸体画像。画中模特的身材清秀而瘦弱，黝黑的长发在头上绾个结，眉目之间带着一种抑郁的情绪，她的双手舒展地在脑后交叉，白白的脖颈上有颗黑色的痣。她的Ru房还没完全发育成熟，宛如一刀切开的两只柠檬扣在胸前。女孩是半跪的，脐下的部分被花篮巧妙地遮住了，她的细腰因为身体的扭转有一些细微的皱褶。女孩的身体仿佛一直在紧绷着，透出无法抑制的青春气息，就像一个刚从火窑里取出来的陶器，一闪一闪地发着令人目眩的光芒。
画布的右下角，签着东子的英文名字，让我不由得想起雨后活跃在屋檐下的一种动物：蜘蛛！他的名字签在女孩脚趾的旁边，就像个以逸待劳的黑蜘蛛！
看我站在那儿发呆，柳峰问道：“这幅画怎么样？好看吧？我说得没错吧？绝对艺术！”
我揉了揉鼻子，尽量把语气放得平和一些，对他说：“画面上的模特年纪太小了，也就十六七岁吧，还没成年呢。东子在哪儿找的？”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柳峰把画收起来，重新放回天花板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