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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凌公子优优早有耳闻，见面才知身体果然单薄赢弱，面色也比想象的更加苍白无血，但眉目却出人意料清秀异常。和健康帅气的优优同坐一桌，正应了早先那位侯局长所言，这时代就兴阴阳倒错。丁优不仅生得英气勃勃，而且说话心直口快，而凌信诚外形柔弱如水，性格似也寡言内向。优优坐在凌信诚的对面，总在心里拿他对比周月，周月与他年岁相仿，但从内到外相差万里。看过凌信诚的这种类型，优优更觉得周月才是真正的男人，拥有男人的虎虎生气。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优优对这位少言寡语的少东，心里总是存有好奇。也许是因为他那张女人的面容，也许是因为他那副沉默的表情。当然，生在这样富有的家庭，凌公子尽管从不主动说话，但对同桌吃饭的主宾，还是礼貌地有问必答，就连优优也不例外。优优有一次绕着桌子给大家斟酒，绕到凌信诚的跟前，这位凌公子摆手表示不要，优优那时已带了几分醉意，坚持要给他斟满，凌公子也就随和地让她斟了。还有一次，一个客户不知凌信诚和丁优是何关系，上来就问信诚：“她是你女朋友吗？”问得凌信诚当即张皇无措。凌荣志只好接过来替儿子圆场：“不是，这是我公司里的人。我这个儿子还太小呢，我是不准他找女朋友的。”客人玩笑说道：“咳，现在的年轻一代，家长绝对管不住了。他们思想那么活跃，社会又是这么开放，绑在身边不可能了。再说，猫儿大了哪有不偷腥的。”
那个客户是外地一家大医院的采购科长，举止谈吐没有什么文化，说出话来也比较粗俗。凌信诚虽然依旧沉默，苍白的脸孔却刹那飞红。这让优优第一次目睹他的皮肤居然也能透出好看的血色。凌老板似乎没有听出客人是在玩笑，还在一本正经地解释：“他不会的，他有心脏病的，要是在外面乱搞女人，那他是不要命了。我儿子这点我最放心。他平时很少出去，都是在家陪他妈妈，他妈妈管他比我还严。”
主人说得这么认真，客人自然也就信了，也嘱咐凌信诚有病就要当心，就要自律，生命毕竟最可宝贵，然后顺势转了话题，和凌老板说起了北京冬天的天气。那几天沙尘暴去而复来，天上总是飘着几千吨黄沙，吸进肺里要生癌的……
这时他们正往餐厅的包房里走，优优和凌信诚走在后头，优优便随口向凌信诚问道：“你妈真的管你很严？”凌信诚厚道地点头，答：“晤。”优优笑问：“真的不让你交女朋友？”凌信诚又点头，又答：“晤。”无论优优问他什么，凌信诚总是这样应答一声，表情虽然友善，交流却难以为继。优优试图让他活跃一些，于是表现出活跃的口气：“那你不跟你爸妈做斗争么？”可凌信诚的回答依然简单：“没有。”优优再问：“为什么？”凌信诚再答：“我有病。”
优优愣了一下，就此停住，不再多问。
也许是因为凌信诚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疾病缠身，所以他并不忌讳说自己有病。也许他对女孩从没兴趣，所以他也不忌讳在女孩面前，哪怕是在优优这样漂亮的女孩面前，说自己有病。
在信城公司干了两个多月，优优已经跟着凌家父子，应酬了很多客户。优优确实也算见了世面，北京高档饭店的辉煌和排场，酒席宴上的奢华与铺张，都让她眼界大开，那种感受靠想象无论如何是想象不到的。她想何时见了阿菊，一定要跟她吹吹。阿菊以前在她家的“白天鹅”餐厅，和优优说起过广州的白天鹅饭店，那时的神态是多么神往。可惜那令人神往的物质天堂她俩谁都无缘见识。现在优优可以自豪地告诉阿菊：广州的白天鹅又算什么！比白天鹅更上档次的饭店她也去过，她也吃过！鱼翅鲍鱼也就这样，吃多了也会腻的。最不值的就是燕窝，三四百元一盅，吃完之后都不知吃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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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的没想到，阿菊不知是否闻到味了，突然一天，她真的来了。
那一天她下班后在街上花两块钱吃了一卷煎饼油条，回旅馆时天都黑了。一进门便有服务员叫她：“嘿，你是五号房吧，有人找！”
优优顺着服务员的手指，目光往角落里瞧，角落里平时总摆着个半残的椅子，从来没人坐的。但此时那张脏兮兮的椅子上，却挤着坐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脚下还放了两个同样大小的行李，从他们脚下的东西和脸上的疲惫来看，显然刚刚结束了一场长途跋涉。优优喜出往外地叫了一声：“哟！你们怎么来啦，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椅子上的一男一女站了起来，男的下意识地拎起了地上的两只提包，女的上来就把优优紧紧抱住。
“优优我真想你！”
优优也抱住了她，这是她离家出走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家乡的朋友，禁不住双目湿润，她连声音都硬咽住了，想说的话一句也挑选不出。
她抱着那女孩的肩头，好半天才鼻涕拖拖地发出了声音：“我也特想你们，我可想你们呢！”
她真的想念他们！想念自小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阿菊，和阿菊的男友德子。
10
阿菊和德子，不远千里，来投优优，这让优优兴奋极了。在兴奋的操纵之下，她把她两个月来攒下的钱财，一下子散得精光。
虽说阿菊早就嚷着要来，但她来得这样突然，还是另有原因。优优后来听说是因为阿菊在“香港街”帮人经营的那个服装摊子，某日不清不白少了一箱货物，阿菊和摊主打了一架之后，还是赔了一千多块。德子也因为在金堡夜总会和一个醉酒的客人大动干戈，被经理一怒开除。德子在仙泉又没什么势力，原先他的那位文海大哥，忽然一夜人间蒸发，有人说他去深圳做了生意，有人说他杀人负案在逃……总之德子和阿菊的故事一言难尽，总之他们现在身无分文。他们买了车票到达北京，找到优优的旅馆，那时两人口袋里连零毛的钱都加起来，也不足一百块了。
那天晚上优优出钱，帮他们在这家旅馆租下一个房间。又带他们出去吃饭。第二天晚上优优下班以后，又带他们到商店去买生活用品，什么脸盆肥皂牙膏牙刷洗衣粉之类。德子要抽烟，优优又给他买了五盒在北京非常流行的“中南海”。
一连好几天都是优优给他们买饭，阿菊感动得不行，发誓以后她和德子找到事做，一定分文不少偿还优优。优优说：还什么，除了我大姐，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你就像我二姐呢。
那些天阿菊和德子也都在满城跑着找工作，每天都跑得灰头土脸的。优优又笑：怎么样，你们也知道不容易了吧，当初我一个人来北京，你们都想象不出有多难！
好在德子在仙泉认识个金堡夜总会的老客人，在北京也开了一家夜总会，德子还真找到了他，这老板也真给面子，同意德子重操旧业去当保安。但面子是面子，规矩是规矩，一千元的抵押金还是要交的。阿菊只好又来求优优，说在夜总会里当保安，小费挣得比工资多，德子不想失掉这机会，不知道优优肯不肯借一借。
优优这时已经拿不出一千元，可她也怕德子失掉这个好机会。想来想去没办法，但她想到了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她想躲还来不及躲的姜帆。
她主动给姜帆打了电话，说约他出来有事要谈。姜帆正好在王府井的翠华楼有个应酬，就约在了翠华楼旁边的街口见面。那街口有个古老的教堂，夜晚的感觉非常怀旧。优优站在那条承前启后的街口，这城市的来龙去脉似乎一目了然。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来来往往的过客，优优仿佛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了。
但是，和姜帆一见面她才又明白自己完全不是北京人。她既学不出姜帆那副北京人的腔调来，也没有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更不用说，北京人的那副精明劲，让优优明白自己差得远。
姜帆刚刚喝了酒，所以说话说得有些冲，他说：“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这两个多月你从我这儿拿了多少钱？你会数数吗？不会我教你！”
优优说：“拿你两千四。”
“两千四？不会吧，你这两个月才拿两千四？”
优优说：“一共四千多，有一千六不是我的工资么，还有一点是奖金……”
“你的工资？没我你能拿工资？没我你能拿奖金？”
优优不吭声了。
姜帆逼了一句：“麻烦你再算算，你到底从我这儿拿了多少钱。”
优优感到屈辱，但她在片刻低头之后，还是答道：“四千三。”
“可你给我什么了？”姜帆冷冷地问：“我让你办的事，你办了么？”
“你要的东西我还没找到，我们总监那屋子我又进不去，其他人的账我也……”
姜帆很快打断了优优的话：“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拿我钱了没有？拿了，好，那你就别再说那么多废话了。我告诉你，这年头没有白给的钱，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该怎么办，自己想去，我的等待是有限的。”
优优侧过脸，不说话。她的目光盲目地滞涩在那座老教堂的立面上，那栋古堡似的老房子，被灯光装饰得很动人，既像一具明暗有致的现代雕塑，又有强烈的历史感。难怪优优那么喜欢它，难怪她把自己也想像成一个北京人！好像北京的一切，都是她的经历，都和她有关。因为北京，确实有文化，北京，确实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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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帆当然不能从优优沉默的脸上解读她心中的北京情结，和关于北京的那些咏叹，也不知道他刚才的穷凶极恶，让优优生出多大的失落感，他只是觉得结束这场会面的时辰已到。
他说：“我还有事呢。你还有事吗？”
优优说：“没，没事。”
“没事你今天找我干吗？”
姜帆说出这话时，已经做出要走的样子来。他的那部桑塔纳，就停在教堂一侧的停车场，而且，有个BP机已经催了他好几遍。
“我，我是想……”优优还是厚着脸皮把她的目光抬起来：“我是想再找你预支一点钱，下个月的钱能不能先给我……”
“我一猜你找我就是为了钱。”姜帆很快再次打断她：“你说你年纪小小的，怎么花钱这么狠！”
“我有两个老乡来北京，他们有事要急用。”
优优万没想到的，姜帆居然把钱包掏出来，当场点出一千块，往优优的手上一拍说：“就给你一千吧，那二百算利息了。我告诉你，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付你钱了。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你不把我要的东西拿来也没关系，那你就等着走人吧，你挣不上我的钱，你也就别想再挣信诚公司的钱！我告诉你，谁也不是个傻瓜蛋。”
在最后的这句粗话前，姜帆已经转了脸，他大步走向停车场，优优虽然看不见那张脸上的表情是怎样的，但那声调已表达出明确的威胁来。
优优看着他开走了那辆桑塔纳，还看见他在路口一边拐弯一边用手机给什么人打电话。街上突然刮起了风，风把优优手上那一叠钞票吹得响起来，风把优优的脚步也拖得沉甸甸，风还让优优能感觉出这钱的分量也格外沉……尽管那天晚上她把这钱交给德子时，阿菊高兴得上来直抱她！她看着阿菊心满意足的笑脸，看着德子一张一张地数钱，她也想笑来着，却没有笑出来。
第二天优优刚刚上班，就接到姐夫打来的电话。这是姐夫第一次直接主动地，打电话给她。姐夫在电话中告知，大姐肚里的那个孩子，已经没有了，大姐流产了。
优优那一刻难过得差点哭了，鼻子酸了半天最后还是把眼泪忍住。从她知道大姐有了孩子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家伙，一直等着他快快下生呢。她一直猜他是个男孩，她还给他起了好些帅气的名字，那些名字都用圆珠笔写在旅馆房间的墙上。她甚至连他的鼻子眼睛都—一揣摩想象，还想象过他可以满街欢跑的时候，她带着他到天安门去玩。
可现在，有人突然告诉她，那孩子没了，永远没了，不可挽回地，没了，她一时真的很难接受，真的非常伤心。而且，她马上想到了可怜的大姐。大姐一定比她还要难过，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孩子没了她一定非常难过。
姐夫接着就说到了大姐，他说大姐病得相当厉害，在仙泉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未见效果，所以他打算带大姐上北京求治。中央领导都在北京居住，所以北京的医院一定全国最好。再说优优你不是也在北京吗，你在北京这么久了，有没有认识什么有名的医生？
优优这下才搞明白，大姐、姐夫，还有阿菊和德子，他们都以为她在北京找了多么好的工作，挣了多么多的金钱，认识了多么多的名人，撞上了多大的好运，好像只要到北京投靠于她，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这也怪她自己过去胡乱吹牛，碰上难事从不跟家里诉苦，既怕家里着急，也是自己炫耀。可一旦有了好事，比如找到体面的工作，挣到较高的工资，包括又跟着老板上哪家饭店吃饭去了，等等，她都要追不及待地报告回家，家里人准以为她在北京就算不能呼风唤雨，至少也是如鱼得水了呢。
但她还是马上回应了姐夫的要求，她说：大姐得了什么病啊？要是仙泉治不好，那就赶快来北京吧。但是，来北京又该去哪里治，治得好还是治不好，治病要花多少钱，姐夫现在还有钱吗，这些应该问的话她全没问。她那一刻只是太心疼大姐了，太想见到大姐了。
一周之后大姐真来了，优优参加工作三个月第一回请了假，赶到车站去接他们。大姐让姐夫搀扶着走出车厢时，几乎把优优吓坏了。她没想到大姐变成这样了，这样瘦弱，这样苍白，眼眶也泛着黑圈，连声音都没有亮音了。
在人流如潮的站台上，优优抱住大姐哭起来。大姐也哭起来。姐夫手提肩背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包旅行袋，像是彻底把家搬过来。
他站在她们身边哑声问：“优优，咱们去哪里？”
姐夫的问话让优优马上把眼泪止住了，让她意识到自己此时是主人，他们是投奔她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的。不要说没见过世面的大姐了，就是精明能干的姐夫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
优优帮姐夫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搀着大姐走出了火车站。她能带他们去的地方，只有她的那间阴暗发臭的旅店。尽管她在旅店里给姐姐姐夫租下了一间略大一点的房子，但从姐夫的表情上看，还是能看出他对这个居住条件的失望和不满。
就是这个房间，优优也只付了四天租金。
优优甚至想，要是姐夫的电话早来一天的话，她也许就不把那一千块钱借给德子了。如果她手里还有这一千块钱，大姐治病的事总能有个安排。
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在我对优优后来的访谈当中，我的确发现优优有时死要脸面，她不太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向别人倾诉，自己再难也不愿拒绝别人求助。她这样大包大揽地把大姐夫妇接到北京，安顿住下后又带他们出去吃饭，再然后，再然后她该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和大姐团圆的这餐晚饭差不多吃光了优优钱包里最后的钱。大姐帮着她把残汤剩菜打了包，打包的时候她侧眼看姐夫，姐夫在一边低头抽香烟。
优优开口问：“姐夫，我大姐这个病，好治不好治？”
姐夫头也不抬地说：“好治还用到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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