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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苏醒、幻觉消失、一切真实无疑，一切！眼泪第一次从梅脸上无声地滚落。后来，梅对别人说：这是我一生最耻辱的时刻，我不是人而是狗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
一个长长的夏天过去了，在这期间，梅的案件有了根本性的逆转。有一天，梅带着损伤的腰、带着一个不毛之地的脑袋、带着一腔的阴郁而回到了S厂，他被释放了。又不久，梅的案子在复查中被彻底更正，它只是一次粗枝大叶和邀功心切的结果，梅并非没有错，但肯定没有罪。
听到这个消息时梅和羸弱的妻子搂成了一团，妻子刹那间成了一个泪人，梅也无声地流泪，但泪眼唤起他的不是任何的内疚而是十分的愤怒，还有十二分的仇恨。梅内心中有些东西永远地死掉了—他的尊严、他的激｜情、他的事业、他的男子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梅的耳畔总会响起剪子的“咔嚓”声，梅的面前总会浮现起审讯者那张因为厌恶而变得扭歪的脸……这一切如此真实地刺激着他，使他灵魂不得安宁。梅仇视这座城市，仇视给他带来凌辱或目睹这凌辱的男女，他不愿饶恕他们如同他们也不可能对他饶恕。
除了逃亡，对这座城市的逃亡，梅还有什么其他的出路？
吻别了汪之后，谢陷入了长久的忧郁中。但他的母亲没有忧郁，她四处奔走，给谢以补偿、给昔日丈夫以打击、给自己以内心平衡，她替谢找来了胡。
中等文化程度的胡是上海某家照相馆的一个摄影师，她的父亲和谢的母亲有着相同的政治背景。乍见她时，谢便感受到了胡的旺盛性欲。作为一个女人，她百分百地合格，由胸部、臀部所构成的曲线足以让某个美学硕士撰写一篇毕业论文，但谢不喜欢胡，既不喜欢她的头脑也不喜欢她的身体，谢需要的是汪那样的优雅而纤巧，有着浓郁的诗意和忧伤的情调，而不是胡那样的生猛性感，此外，谢感觉到胡偶尔会显出一种痴呆模样，这令他十分的不安。
但母亲主宰了一切。在母亲独裁式的热爱下，谢再一次屈服、投降，摄影师胡就这样成了准艺术家谢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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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多少天，谢就对胡表示了公开的厌恶：谢憎恨胡的肉欲，在谢的心里，这种无休止的疯狂纵欲不过是不懂控制的低等生物的表现；谢还讨厌胡的胡绞蛮缠，常常是突如其来的，胡会给在博物馆工作的谢挂来电话，来上一大通的臆想，谢把这看作是精神妄想症的先兆。
谢度日如年，内心孤独而凄凉。就在这时，汪再次出现在了谢的面前。汪离开谢以后，有过很长一段郁郁寡欢的凄凉日子，直到被夏所吸引。夏几乎是无可挑剔的，1米85的身高，商场副总经理的地位，轩昂伟岸的气质。汪只是略有一点疑惑，在几近四百天的谈情说爱中，他竟奇迹地保持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作派。对此，汪作了一个小家碧玉式推论，她庆幸自己拥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伟男子。随后，她和他双双来到区民政局，将双方关系作了固定。
太阳底下的逃亡（4）
婚后当天，夏抱怨过于疲倦，需要休息。第二天，他又毅然决然告别汪，去外地参加一个会议。一个月后，夏返回上海，在《命运交响曲》的沉重伴奏下，他不无窘迫地宣布一个事实：他不能承担男人的某一部分责任。他请求汪接受现状，为了他的名声也为了她的声誉。作为补偿，他愿意给汪大海般浩瀚的爱情。汪目瞪口呆地听着，但最终还是犹犹豫豫地同意了夏的说法，顺从向来便是汪的天性，要不然她的人生早有崭新一页。
但后来板块还是错裂了，汪发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是很不完善的，她决心要改变这一切，唤醒被压抑的情感。汪开始重新追忆起和谢度过的美好时光，陶醉、沉浸在白日梦中。有一天，她冲动地给谢打了个电话，谢的声调使她明白一切又将重新开始。
他们幽会了，在每个月的某一个夜晚。他们只是将对方的手紧握，随后不停地亲吻、亲吻、亲吻，那些吻悠长得如同太空中的出行……终于结束的时候，两人匆匆地赶回家中，在各自的席梦思床上扮演着另一个角色。他们没有勇气再跨出一步，带着他们那代人的局限和梦想，他们做着两面人。
又是一个幽会的日子。谢接到了胡的拷机，胡告诉他有许多、许多人在敲家里的木门，他们还带着长长的刀子……谢听出胡声音中有着令人不安的东西，但他只是稍稍犹豫了一下，便作了“又是妄想症”的判断。等谢回到家后才大惊失色：警灯闪烁，人影晃动……歹徒刚刚离开他的家，他们不仅砸坏了门锁、劫掠了财物、还强Jian了胡并将她捅死在沙发上。
谢在内心深处绝望地哀号了，只有谢知道胡曾拷过他一个电话，但这个电话被他轻意地扔掉了。假如他能及时赶到的话，或许会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或许不至于使得胡魂归西天，胡是他的妻子，虽说他不爱胡，但毕竟是他妻子。现在他成了这个凶杀事件最大的“同谋犯”，是他和歹徒们一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谢无法也不能向任何人讲起有过这个电话，甚至自己的母亲也不能讲。但这个电话追逐着他，他内心的黑暗追逐着他。每到黑夜降临独自一人时，他便忍受不了这种来自内心的折磨，除了逃亡，除了让新生活压倒内心黑暗，他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在结束了梅与谢的故事之后，也许还可以提及一个神秘的自杀事件，作为对1988年出国大潮的另外一种阐释。
1988年12月23日，上海市民之一的吴在头等舱留下了一口装有五万人民币的皮箱、一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一张写有〃没有什么原因，我只是厌倦了〃的信纸，跳海自杀了。
四五年前，吴在这座城市里还不值一提。那时，作为一个助理工程师，在本专业上他连续多年保持了零纪录，创造了有关无能的小小奇迹；作为上海市长宁区的一个公民，他个人全部的存款只有27元6角8分，达到了〃超级无产阶级〃的水平，为了摆脱困境、走出低谷，吴去南方特区玩自己命运的〃轮盘赌〃。
一个偶然机遇，吴结识了M国B公司的总经理，吴想也没想便向B公司表示了宁死不屈的忠心，不仅仅因为B公司是M国最负盛名的公司之一，还因为B公司能够给予吴大把大把最坚挺的硬通货。B公司有所保留地录用了吴，〃中国通〃的总经理知道吴不过是一个英文语无伦次、专业知识相当亏损的角色，但问题在于吴拥有一个曾在四十年代的青纱帐中神出鬼没的父亲，这父亲在大陆中国二十四级等级表上占据了第十二级台阶，而今虽已垂垂老矣，却在大江南北有的是同辈门生战友部下朋友亲信幕僚随从，他们如今都功成名就、德高望重、身居高位，既有办法搞到批件也有办法订到任何航班的飞机票，对在中国推销电子产品的B公司，这可是太重要、太太重要了！
吴就这样成了M国B公司在上海的“首代”，随后，吴死心塌地地通过全部关系网将B公司的电子元器件覆盖在960万平方公里上，与此同时，他的薪水和佣金也以〃深圳〃速度向前推进。没有人可以对吴的财产作出精确估计，保守点揣测是60万，大胆点认为是100万。
1988年的年底吴荣归上海。在“友谊酒家”吴以一千元一桌的代价款待他亲朋好友。酒宴上，吴夸夸其谈，声称一个中产阶级即将诞生，而他将率先进入这个挺够意思的阶级。吴还说他想在上海西郊购置一幢别墅，他说，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去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新西兰的家伙：说到底，他们只是一些扒分高手，一群没有生意经的无头苍蝇。
吴的感觉良好，吴没有理由与这个世界诀别，这世界不就是属于像吴这种快速成长的阔佬吗？
但吴从轮船的甲板上跳下了大海，三个老人目睹了这一悲剧，他们阻止不了也无法阻止。
刑事警察和一切关心吴的人都在推敲吴的字条和那背后的问题：吴为什么要拒绝这个色彩斑驳的社会？吴遭到了什么压力以致完全屈从于死亡？吴的自杀仅仅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还是背后另有巨大的隐情？
有人指出吴在童年时期的深刻不幸。当母亲将他带到另外一个父亲的家庭中，他始终缺乏在那个家庭中的温暖、关怀与热爱，他无人可以交谈，经常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但这种追根溯源式的推理缺乏必要根据，吴不早就离开了这个家庭并有了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么？那遥远的阴暗年代和凄凉生活真的会如此强烈地刺激吴的厌世心理吗？
太阳底下的逃亡（5）
也有人谈到这个事实：在跳海前的那些日子里，吴总是被一只异性电话所骚扰，他脸色苍白，显得惊慌失措。但这种解释也更多地停留在想像的层面上，没有人听说过吴有什么浪漫史，其貌不扬的吴看起来也不像寻花问柳的汉子，除了他像貌平平的妻子，吴干瘪的胸脯从来都不可能成为渴望感情归岸的女人们的幸福港湾。
又有人猜测吴可能在生意上蚀了本，或者赌输了钱，如此等等等等，但猜测毕竟是猜测，它既产生不了结论也无助于结论的产生。没有答案，神秘死去的吴让人找不到答案，也许他的死亡有着一千个原因，也许只有一个原因，也许根本没有原因！
当人们向我除述这个不幸事件时，我为之深深震动，不，不是被事件本身而是被事件的神秘、事件的不可知而震动！它充分说明了在风云多变的1988年的上海，在纷繁复杂的1989年的城市，一千个男女就有着一千种生存状态，他们远远没有被时代所认识，即使认识了也只是走向新的更大的迷宫。换句话说，每个城市男女的生命进程正被无数种力量而推动，在没有真正获知这无数种力量之前，也就没有可能获知城市男女的清晰形象。
只有希伯莱才有的激荡（1）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只不过短短9年时间，以色列便不再是满大街杀气腾腾的绿军装，而以色列前卫的女孩们的裙子里也不再穿着短裤，以赤裸的芳香呈现着她们的青春；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再过10年之后，自己会成为一个珠宝行当的商人，行走在香港的皇后大道，当某个生意伙伴一个电话进来，告诉他一单几十万美金的珠宝生意即将成交时，他会如此兴奋地叫道：马扎尔！马扎尔！（希伯莱语的音译，即“成交”的意思），那情景仿佛当年卡斯特罗少校攻占了古巴王国的蒙巴萨兵营；
那时的他更不会想到后来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己都告别了一度几乎是疯狂追求着的充满激荡的生活，从骨子里开始认为“和平时代，枪是没有用的”，开始为自己新的人生追求作着这样的辩解：有些生活方式是天然地带来的，而有些生活方式则是个人不能够选择的。如果说社会充满了腐化和淫乱、温柔和暴力，那么，要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并继续地捍卫自己曾经的理想，只有凶猛的经商。就是说，只有当自己的双手抓紧了百万、千万美金的支票后，才谈的上新梦想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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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有一部现代小说给了他强烈的启示，这部小说叫作《群象》。假如容许他重新再作一次选择，他会再走这条生命之路吗？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清楚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1986年，早在中国的左派布尔什维克极力阻挡但解放的洪潮其实已经不可阻挡的八十年代，他已带着一本《点燃朝霞的人们》，带着对一个叫作切·格瓦拉的无限崇拜，从中国上海出发，先前往日本长崎，随后由日本转道以色列，成为大陆中国赴以色列的第二个留学生。
他叫陈建平。
陈建平的人生故事开始于更早的时候，开始于遥远的六、七十年代。
那时，在淮海中路“大同烤鸭店”隔壁的那条弄堂里，他和自己的三个兄弟，总是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共同领略前苏联相对自由的文化和文学，他熟读了《区委书记》、《多雪的冬天》和《你到底要什么》等等小说，那时，陈建平便发现他身处和面对的其实只是一个“狗屁世界”，这个“狗屁世界”甚至还远远没有前苏联来得自由和解放，一种朦胧的想法就这样种植在了他的心头上。
随后是一个叫切？格瓦拉的男子对陈建平的蛊惑。
七十年代初，当他在死气沉沉的7013基地阅读着###作家的作品《点燃朝霞的人们》，他对“切”的人生就有着远远超越那个时代男女思想水平的认识，后来，他一直把“切”的传奇放在自己身边，即使到了他已经成为当年梦想摧毁的那个社会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新颖的摩托罗拉手机的视屏上还放着“切”的头像。陈建平不想过一种市民式的简单而平庸的生活，不想在“三十六只脚”或后来的“四十六只脚”的生活秩序中成为陈氏家族的传种接代者。他渴望激荡，渴望呼啸，渴望像“切”、像“萨文比”、像“意大利红色旅战士”那样，能够在“危险的生涯”中砥砺生命。
他的兄弟们也是这样。
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爱滋病研究所付所长的顾孝钢先生，在进入哈佛爱滋病研究室后，经常一呆便是14个小时，那种疯狂的工作状态其实便源自“大同烤鸭店”隔壁弄堂派生的六十年代的激越青春。
陈建平这样说道：我们不是游击队战士，说得粗俗一点，我们没有男人的“卵泡”。但我们总希望自己的人生与寻常人有所不同。
因此，陈建平将目光投向世界上最伟大的两大宗教的发源地的中东地区，投向了以色利，在那里，为了一个民族的复兴而正在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充满了他所向往的氛围，而在耶路撒冷哭墙下进行着的祈祷带着他从来梦想的气息。
不过，1985年和1986年期间，中以关系还非常的敌对，早在1972年当中国恢复了她的联合国合法地位而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发来祝贺电文的时候，其时的中国政府将祝贺电文退回举动一定深刻地刺痛了以色列人民的心。陈建平无法直接从中国进入以色列，他想到了日本。
两个人对陈建平前往以色列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一是时任以色列宗教部部长助理的叔叔；其二是日本作家手岛佑郎。手岛佑郎是日本第一个犹太学博士，有着拉比这个崇高称号。当陈建平联系上手岛佑郎后，他请手岛佑郎与他在以色列的叔叔联系，逐一搞定入境签证、奖学金以及每月200美金的生活费。在正式进入以色列国境前，陈建平在日本长崎有益语学院呆了整整一年，1986年即将过去的时候，陈建平终于从日本长崎出发，前往以色列。到了1987年的早春，陈建平继南京小唐进入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之后，成为第二个踏上以色列国土的中国人，他进入了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犹太复国主义现代历史”。
仅仅只有三天，三天时间，在耶路撒冷，这个云集着诗人、斗士、革命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中爆发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
对一个只是希望在西方社会中获取自己个人一席之地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起义让他充满了惶恐，但对陈建平来说，那些熊熊燃烧的火焰，那些在头上呼啸而过的枪弹，那在空中轰隆作响到让你神经崩溃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在被时间、岁月所剥离的墙壁背后突然凶狠地扔出的石头、铁块，正是他内心时常渴望的东西，因为，多年来他梦想的激荡生活现在真的就出现在了身边。
只有希伯莱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