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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我们看到了希望 围观可以改变现实
李亚：在现场感受到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笑蜀老师的观点，还有比较平和心态的闾丘的观点，这是挺难得的，这是社会需要的包容不同的观点。我以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这个大学在80年代末期是中国自由化的大本营，当时有一位副校长不能在学校里讲话，但是有一位老师给青年学生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我觉得记得非常深刻，送给青年学习三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刚才笑蜀老师说社会的成长，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力感，也让我们看到希望，并且围观可以改变现实。请两位给青年学生简单总结一下，如果送给青年学生几句话，几句忠告和建议，是什么样的。
闾丘露薇：我突然觉得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骗自己的，把座右铭放在自己的旁边，那么自己的人生一切都是好无障碍了，现在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了，总有一些习惯，会影响你的一生，比如思考、独立思考的内勤，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受教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笑蜀：三句话，前面两句话已经讲到，第一句话〃这是我的祖国〃，第二句话〃反求诸己〃，第三句话，〃从自己身上寻求明亮和温暖，用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界〃。
中山大学学生：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有南方周报的记者因为采访一个违规的停车场而被当地的街道办管理人员殴打了，而街道办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样是不是说明公众的舆论权力在逐渐丧失吗？
闾丘露薇：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又得出结论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果，如果你只是关心这一点的话，我想可能公权力也好，或是民众发生冲突，这都是我们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事情，很多人说战地记者很危险，但全球的统计，死去的记者最大量是政治暗杀，是报道所在的国家政治上的党派斗争，因为有民主选举，所以媒体的报道，挖对方的黑幕，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那么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最理想的状态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如果是我的话，很简单，就报警，如果警察不介入或是记录出警的时间，都可以后续报道的，这都是可以舆论监督的。不过这一位同学提问的问题，那么从中国的法理上，斗殴要负法律责任的，法律的角度让公众有关注，让他有一个比较可能正面推进的效果，因为你的还手，也有可能丧失了。
中山大学学生：据有关媒体报道，说卡扎菲被捕，那么我们作为公众，我们自己如何参与到这些报道当中？
闾丘露薇： 闾丘露薇：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讨论关于利比亚，我根本不关心卡扎菲死了或是被抓了，就像我们在讨论伊拉克的时候，萨达姆到最后，没有多少人关心他的下落，我们更关心利比亚新的国家建立时，《宪法》是怎么样的，选举程序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民众参与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对国际形势有关心，从过渡政府到的黎巴嫩，卡扎菲就不是一个话题，不需要我们关心了。
华南理工学生：虽然我不是学新闻专业的，我个人有一个困惑，你自己一个记者或是一个媒体人，尤其是战地记者，是一个有冒险和理想主义的职业，你怎么样梳理激｜情和生活中的关系，让你的事业成为生活中中一部分，让这两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闾丘露薇：很难回答，因为涉及到一个人生大目标，我今年可能会想想后年会做什么事情，战地记者是充满风险的，在广州采访都可能被人打的，因为记者这一行是危险的，但是不单单是看到战地，本身各种场合的风险都会产生，而且更多的风险是来自于内心的恐惧，因为你的一篇报道，你就失去了一份工作，笑蜀最有经历了，他有切身体会，这就是媒体在中国的现状，因为这样的现状，但我觉得媒体工作我非常愿意坚持下去。我比较幸运的，媒体是我从小的理想，而且我各种长处都比较适合它，所以这一点是我比较幸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能做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广州大学学生：我不是中大的学生，我是广大的，我一直很努力朝着我的人生目标在前进，在大学四年期间，我参加了灯塔计划，灯塔计划是一个义教组织，在我去之前，我以为我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我去到以后，再回来之前，其实在短短一个月之间，我并不能做到什么事情，那里的孩子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很肯定地是我可以回来，但现在两年了，我发现我没有时间，我一直没有履行这个承诺，我觉得我之前做的事情是不了了之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的理想是那么蓬勃，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在面对社会为了生计奔波时，已经发现我的梦想和现实有很大的冲突，我今年大四，在找工作，很害怕回到现实中，我会慢慢忘记我自己的梦想。今天这一个标题“你可以改编世界”，是在提醒青年对社会的责任。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当我们的梦想和现实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保持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
笑蜀：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对自己责备太多，因为你心中还有一种牵挂在，如果有这种牵挂，遇到机会，你会尽心的，只是现在遇不到这个机会，但是以后一定会遇到。如果你毕业之后，面对的理想和现实不一致的时候，只有解决一个问题，让自己做得更职业，更忠于自己的职业伦理，如果你是记者，忠于记者伦理，如果是教师，忠于教师伦理。无论多艰难，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如果没有自己的梦想在，生活就没有指望，无论有多少的财富，无论有多大的成功，没有梦想，你的生活都是庸俗的生活，不管多艰难，不要忘记你的梦想，我想你没有放弃你的梦想，我想这就好。
闾丘露薇：我补充一点，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的梦想，所以梦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轰动的词，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并不是代表我个人没有坚持，因为现实和梦想是两回事，你还很年轻。我想这件事会给你一个教训，做人不要让对方有一个承诺，在未来会实现，然后等着等着，这些小朋友、亲人来说，等着等着，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件事情你觉得亏欠的话，如果你有一些反省，你会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你的愿望，就可以真正做到，就可以轻易地承诺别人的，对别人诚实就是对自己诚实。我们的题目叫做“你可以改变世界”，你改变自己做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对世界一个改变，一个好人、坏人、贪婪的人，就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
中山大学学生：闾丘露薇老师刚刚提到小悦悦事件，我想问一下如何避免小悦悦事件的再次发生？有人提出去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北大的教授不赞同，说中国的诚信还没有到这么高的程度，还有人提到彭宇案，另外我想问一下，去年亚运会众多高校志愿者加分的看法，还有今年大运会志愿者加分的看法。
闾丘露薇：小悦悦的事件改变的方法就在于大家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不断问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不要说别人，而是你怎么办，你想清楚，做了决定之后，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18个人减到9个人，再减到6个人。立法这个问题，因为法律某一种程度是鼓励这个社会善的机制上的建立，而现在在立法或执法的层面，需要好好去探究，立法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要看的现有法律是不是有执行？如果执行层面有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纠正，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在立法方面，没有鼓励遏制恶化的条文，社会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因为法律是关注到公众的生活，需要法律专家和公众的参与，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各地也有参考的个案。至于志愿者加分的情况，只是你觉得志愿者加分是各种不公平加分的一种，你提出志愿者，其实很有加分的类型，是觉得这样不公平，还是觉得整个加分系统不公平，你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中山大学学生：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可能知道我们院有一个老师叫做张志安，他说过一句话“做一个好记者，要戴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无论你看什么，都觉得这个问题背后有新闻，要去挖掘，但听你今天的演讲，对青年的建议是，我们要乐观积极地去看待这个世界，请问您对当代的青年记者有什么建议，或是给我们有什么指导？
闾丘露薇：你想做新闻，在中国行业空间里面足够大，你自己的专业能力非常必要，有的问题，我们本身新闻报道的准确性方面，自己也是有欠缺的，要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把自己做得最好，这样别人很难从报道里面找到你的把柄，或是直接给你安罪名，我不希望某一篇报道被别人抓到过错或是细节性的错误。要给你安帽子，这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从来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你不知道标准在哪里，我想唯一要想的就是我的报道怎么去做得最好，对于记者来说，想这些就够了。只要你觉得想在这一行继续做下去，可能你经常要面对的现实是你觉得你想做的新闻报道不出来或是怎么样，我也不会想那么多，只要没有触及我的底线，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机会，这个不能报道，还可以报道其他的，其他的依然有新闻价值在那里。当然你问这样的问题，可能要有四个学期的课来讲，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讲怎么样做一个记者，这是未来做记者时才会面临的问题。我一向觉得新闻系是白搭的，根本不应该选择新闻系。
微博网友汇雯chen提问：围观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是不能改变一切，围观的对象，关注度和这种围观是否影响到民众和领导都会对围观的后果有极大的影响，这些是不是应该思考？围观是有力量，当一旦主流媒体或是知名媒体人加入围观，这种围观的力量非常强大，有时候围观可以影响事件的发生，有时候围观涉及面太广，会影响到事件当事人的正常生活。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当代青年人怎么掌握围观这个度呢？
笑蜀：比如说药家鑫案件，这就是围观的教训，我不是说药家鑫该死，在围观的过程中，除此之外，有很多可以总结的东西，其中就有一个教训，媒体没有在关键的时候起到关键的作用，而是在药家鑫被枪决了之后，整个事件已经被淡化了，舆论压力下来了，这个时候媒体才开始去追寻这个真相，时间慢了半拍，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济于事，这是媒体人职业伦理的问题。我可以坦白地说，在药家鑫整个案件围观过程中，我其实是有疑虑的，但当时舆论泰山压顶，我个人当时也不敢发声，我想很多媒体也是同样的心态，不敢发声，到了事后，再回过头来总结时，自己才觉得可能这是一个问题。专业媒体人在围观中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在哪，就在这，就是媒体本身的价值，媒体要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山大学学生：我们想更好履行青年时代责任，但怎么样才能避免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不去遭遇那些厄运呢？
闾丘露薇：我觉得你逼着别人做一件事情，我要去，我自然会去，我的胆子就没有那么大，我要考虑自己得失，我们会尊重，会尊敬，也会声援一些付出很多的人，我们也要接受很多人选择另外的温和的，或是更懦弱一点也好，但对于自己来说，是自己力所能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或是有一点知名度，到各个大学有机会演讲，我可以做到的，就是我所工作的媒体没有报道的空间，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场合提这样的名字。而我关注几个点，一个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另外一点，作为其他人去看望他，为什么会被打，这样违法违规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土上，而其他的网友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从来不关心。
笑蜀：我们将来如果要捍卫公民权利，怎么样避免自己不陷于这样的劫难当中，我们崇拜一个烈士，尊敬一个烈士，并不代表自己要去做烈士，我一向主张围观，根本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围观是属于最低限度的抗争，是风险最小的抗争，因此是几乎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接受的抗争，它带来的进步是毫米级的进步，不是大跃进似的进步，是一点一点进步，但所带来的风险也是毫米级风险，只要是毫米级的，就是可以控制的，我认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也是我最主张，我们一方面要较真，要最大限度争取我们的权利，但要注意风险。我不主张牺牲，在这个过程要怕自己牺牲，更要怕别人牺牲，不允许鼓励别人牺牲，逼着让别人上一线去冲，要注意这种斗争代价。所以在公民行动当中，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身体力行的，谁主张道德绑架扔得最高，我一定要盯上他，一定要警惕他。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的公民权利，但必须要有最小成本，只有是最小成本，才可以让这个社会尽可能少受震荡。很多人的内心是无组织，无秩序的，我们的社会也是无组织，无秩序，这样的无组织和无秩序的人心和社会，的确是承受不起剧烈的震荡。
广州大学公管中心记者：两位老师好，据我们所知，现在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关注的事情，你怎么样看待青年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还有我们想改变世界，这是需要媒体帮助我们实现的，关于社会公益事业，我们青年人怎么参与？
闾丘露薇：各位同学说到气候变化，听到很多叹气的声音，这是与我们有关的。气候变化的NGO在国外是参与度更高的，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除了媒体之外，很大程度都是由一个个个体、专家学者不断地呼吁才让它成为一个议题，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样的话题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抛开气候变化的话题，我们只讲这位同学提的问题，怎么参与到与我们有关的公共生活的民间活动当中去，媒体怎么给一定的支持。今天下午我们也谈了关于公益团体的问题，媒体是起到啦啦队的角色，为这些草根的民间团体提供发展被关注的更大空间。我自己觉得蛮好的，因为我相信我教新闻系的研究生，只要这个小组这个星期轮到的作业是写到这个话题，就很痛苦。但是这个事件不会因为跟你没关系，就觉得没有必要。不要因为这个事件觉得跟你没有关系，这些同学很好，他们会参与这个好像离我们很远的问题。
中山大学学生：我想问一下，我会跟同学和朋友聊自由这些问题，但他们有一些人很不关心，或是扯开话题，不与我讨论，好像不关我的事似的，而且说一些他可能到外国去，就是这种刀枪不如的心态，让我没有办法，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闾丘露薇：你可能跟你的同学讨论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话题，讨论的概念太大了，想办法要把自己认可了。你对民主、自由的认知，套在朋友的身上，除非是学界的，不然我干嘛要讨论这些空洞的事情。有时候民主讨论，会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这样跟你的朋友才可以讨论得起来。
笑蜀：我们一味靠博爱、人权概念的宣讲以为可以改变中国，可以建立自由的中国。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不想把话题拉长，简短地总结两点。第一点，不要指望改变别人，不要把别人变成你宣教的对象，居高临下的，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不自由，不民主的，会把你和别人拉开。第二，你要让人别人感受到自由、民主是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