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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睡”虽不算善类，但更不可取代以“事后烟”之类，后者更容易触发悲观的哲学思考，启迪厌世的广袤思维，倒不如乖乖地陪对方说说话，聊聊事后天。力不从心的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聊以敦厚人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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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招
关于善后一事，在网上所能搜到的建议，虽然文采略输，女权嚣张，却失之实用，大逊风骚。
此等技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两大类：一、先小人后君子，动口不动手，聊聊“事后天”：“高潮过后，有时你根本不须用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即能将你俩的心紧紧相系，因为此时没有什么预期心态，所以在床上聊天，便成为一种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即能增进彼此了解与亲密感的最佳方法。”
至于聊天的主题，又可分为以下两小类：（一）扯淡类，即“这可不是一个谈论严肃议题，或是批判男友床上功夫的好时机。互相公开童年糗事，是此时比较适合的话题”；（二）企划类，即“详细地对他描述那些你没跟他试过，却又迫不及待想在下一次跟他玩玩的花招。也许那个‘下一次’就会因此变成你俩毕生难忘的经验”。第二大类，即“Zuo爱后的你反倒精神百倍？不妨来个激｜情小游戏，还能让俩人的亲密感更上一层楼”，建议的游戏包括：“泡泡浴两性战争”， “洗个鸳鸯浴”， “打个枕头仗”，“放点音乐、来个裸体共舞”，等等，不一而足。
后 来（2）
以我之见，无论锁定什么主题，“事后天”都应慎聊。男方此时正处于身体和精神的绝对低谷，就算扯淡扯到极点，“敌疲我扰”之敌意毕竟挥之不去，尤其严重的是，在这种“敌强我弱”的状态下，一个没聊好，扯淡扯出一份严肃的赛后报告，而“互相公开童年糗事”分分钟会变成“互相揭发对方糗事”，还不如呼呼大睡。
“详细地对他描述那些你没跟他试过，却又迫不及待想在下一次跟他玩玩的花招”—— 这样的花招，表面上满怀豪情，展望未来，共襄盛举，其实无非是让意犹未尽的一方过过嘴瘾，聊事安抚一番。惜乎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对“事后男”谈未来事，对“今宵苦短”之人畅谈“来日方长”之事，庶几对牛谈琴，真是何苦来？至于种种“激｜情小游戏”，更是可爱到离谱的程度，假定双方在激｜情过后还有如此之多的剩余精力和余热，何不重振旗鼓，再战一场？
今宵苦短，来日方长
明天还是要继续，节要一个一个地过，爱要一次一次地做，故“善后工作”也不可就此草草了事，以致虎头蛇尾，晚节不保。
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得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完美“事后”呢？
古代文献中找到的最佳境界，见《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侍女乃进罗帛具香汤，洗拭阴畔，整顾裈裆。开花箱而换服，揽宝镜而重妆，方乃正朱履，下银床，含娇调笑，接抚徜徉。当此时之可戏，实同｜穴之难忘。”境界固然理想，个人卫生水准亦十分不低，但文学色彩和男权思想均告过重，读者诸君在床上万勿仿效。
跟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相比，能使上述问题一概迎刃而解的自然是梅开二度。
清人张潮曰：“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词曲为文字中尤物。”向以为，七大尤物中，令人惶惶然无以善后者，惟蟹而已矣。一定要把男女也计算在内，“男女之尤物”无疑是Zuo爱。对待大闸蟹这一“美味终结者”的味觉善后，我能想到最浪漫也是最诚实的“蟹后”，就是再吃一只。同理，Zuo爱的最佳善后，便是再做一次。
可是，仗着火力壮，一味死磕，终究谈不上什么善终。纵是一做再做，大战300回合，也总有一次善后需要处理。当然，若双方筋疲力尽，像一对战至第12回合的重量级职业拳手那样互相抱着对方喘息，值此时也，双方若能同时“呼呼大睡”则是再理想不过。
显而易见的是，此法风险过高，可持续发展性更低。只是方才提到螃蟹，突然触类旁通，计上心来：与其搞这搞那，男女双方何不离床就席，推杯换盏，暴搓一顿以做善后，岂不皆大欢喜？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让一种欲望填饱另一种欲望。酒足饭饱，四大皆空，正所谓今宵苦短，来日方长，能不各安天命，一夜无话乎？
治疗“节后病”，基本上也就是这个思路，更为可行的是，年不能立马再过一次，好在一年之中尚有更多的佳节排着队迫不及待地接踵而至。假如春节已经过去，情人节（清明、端午、三八、五一……明年的春节）还会遥远吗？今宵苦短，来日方长。与其兀自沮丧焦虑，何不满怀对“来日”的憧憬，搂着呼呼大睡的“去日”一起呼呼大睡一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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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教父（1）
第一次听到黄霑先生略带嘶哑的声音以及不怀好意的奸笑，大概是在1980至1981年之间，地点是暨大的学生宿舍，午夜的收音机，大概是商业电台的节目。黄霑在那个节目里讲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除了这一句：“老友，你有冇睇过小电影啊？”
彼时彼刻，小电影我当然还没“睇过”，我还是一个刚从上海来到广州不到一年的大一学生。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当时就在心里为这声音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坏人，传说中香港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人物，大概就是此人吧。
认定黄霑是一个“坏人”，同样也不妨碍我在内心的更深处对他心向往之，即便是坏蛋，也属于后来我们说的那种“有趣的坏蛋”。后来，我陆续又读了黄霑的《 不文集 》，看了他的电影——主要包括《 大咸湿 》、《 不文小丈夫 》、《 不文小丈夫之银座嬉春 》、《 不文教父带你嫖韩日 》等一系列三级片，他的电视节目——例如《 今夜不设防 》、《 不文骚 》、《 三个光头佬 》等等。可以这样说，自始至终，黄霑“不文教父”的角色以及地位在我心目中就从未发生过动摇——我的意思是说，直到最近读到内地媒体对黄霑去世所作的报道，再根据我个人对黄霑先生的认识，前者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消化。
我发现，大部分内地媒体这次对黄霑先生的报道评介，从头到底都在说他写了多少脍炙人口的爱国爱港歌曲，对以上“不文”作品却只字不提。电视台在北京作访问时，知道黄霑的人不多，但只要一提《 我的中国心 》，情况便大为改观。还有网民发帖回忆道：“来自香港的张明敏唱了首《 我的中国心 》，一夜之间便红遍了大江南北……那首歌的歌词就是黄霑写的……当时我就想，这人真厉害。然后就等着他的下一首爱国歌曲出现。”
《 我的中国心 》同样也激动过我的中国心，但是，就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我的中国心同样也因同一作者倾情演出的“不文骚”而骚动过。张潮曰：“读佛经宜对美人。”意思是佛经太过出世，面对美人读之，有助于抵消掉“出世”的消极影响。若以此观之，观“今夜不设防”而高唱“我的中国心”，是否亦有助于抵消“不文”的消极影响，可乎？不可乎？实在是一桩难以设想之事。不过，对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消费香港流行文化的粤语地区的广大消费者来说，类似的事情后来一直也没断了发生，例如非粤语地区消费者在90年代对周星驰“很有文化的误读”。
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作这样的追问显然有失厚道。隐恶扬善，人之常情。问题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曾经为人师表者，何以编纂《 不文集 》并再版六十有一？爱国歌曲作者怎堪充当嫖妓导游？粗口爆棚，又如何在天主堂里口诵《 圣经 》？有识之士曰：“黄霑是一个矛盾又复杂的混合体，这恰恰就是他的魅力所在。”此言极是，惟一要补充的是，这个“混合体”其实既不矛盾，更不复杂。人性本来如此，至情至性如黄霑者，更加不足为奇。说什么复杂，道什么矛盾，不如坐下，饮杯茶，食个包，将这个性情中人的才情表演爱恨交加地细细欣赏。黄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性情中人。要论人性之复杂、之矛盾，更为合适的例子是最近被李欧梵摆上了学术演讲台的周星驰。
“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笑着回答，讲一声，我系我。”这是黄霑生前所作《 问我 》的歌词。我相信，此数语正是黄霑一生真实或比较接近真实的写照。站在一个观众的角度，一个（ 大学文科生的 ）中国男人的“真性情”，最起码被黄霑在戏上表演、发挥到淋漓尽致。2001年，黄霑在“百万富翁”名人版电视现场竟然把他至爱的女人的芳名“林燕妮”这三个字都当做粗口爆了出来。性情至此，夫复何求？真是爽到了最高点。
说到粗口，有一回我在广播道附近拦了辆出租车，上车不久，司机就按捺不住地感叹道：“你上来之前，黄霑刚下车。我真搞不懂，他老人家一路在讲手机，粗口不断，但是一上电视或电台，滔滔不绝，却是一句粗口没有，真不知他是怎么控制住自己那张嘴巴的。够专业，我服了他！”
据黄霑自道，他“从来不在电视上讲粗口，只是有一次在电台里讲了，但都剪了”。可见专业就是专业，又黄又专。专业之外，黄霑能令无数中国男性文科生又爱又恨垂涎三尺地做成了“自己”，除了他本人就是一个“勇敢的中国男人”以及香港的特殊环境之外，根本上，仍旧是因为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黄霑全盛时代的香港，可能是“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地方”，然而黄霑这一规定地点和规定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功，其实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模型中成功“借来”的。也就是说，他成功地被大众定义为传统中国文化模型中的“鬼才”或“风流才子”。如果说人生如戏，黄霑用尽一生演的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片”。如唐伯虎、如李渔、如李贽、如徐渭（徐文长）等等，统统都是这一类型的合法原型，也统统都是性情中人，多才多艺，放荡不羁，“疏纵不为儒缚”。就连《 不文教父带你嫖韩日 》的结构，也与往往一开头就苦口婆心劝人“戒色”的中国古代Se情小说惊人地一致——这部三级片的主要情节是，黄霑与两名同事借公干之名前往日韩浪游，虽有艳遇，结果不是受骗，就是染病，铩羽而归。
不文教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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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黄霑在电视清谈节目《 三个光头佬 》里“熊抱”王祖贤，然后热情洋溢地称赞她是他自渎时的“头号性幻想对象”，并告诉她“成为男人的绮梦对象是女人至高无尚的光荣”。如果“不文霑”本人身后也不幸成为某些误读者的“绮梦对象”，九泉之下，他会不会同意这也是一种“至高无尚的光荣”呢？
夫妻相
肖像画家苏锡·马林给戴安娜王妃画像时，发现戴安娜和查尔斯长得很像，例如长脸颊以及长度比例相似的额头和鼻翼。马林后来还发现，查尔斯幼时保姆的脸部特征和他后来的情人卡米拉也极为相似。此后经过长达6年的潜心研究，进一步比较更多的夫妻组合，马林得出结论如下：出于人类内心深处对安全感的需要，他们都会对和自己长得相像的脸孔感兴趣，也都会爱上同自己家人或者亲属长得相像的人，爱情产生于复杂的面部特征暗示，天底下原来真有“夫妻相”这么回事。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老外长得其实都挺像。当然老外看我们可能也都差不多。此说尽管并不表示所有的中国男女在马林看来都有夫妻相，至少证实了中外夫妻相理论的“如有巧合，实属雷同”。
在中国的相学体系里，马林理论大致可归入“夫妻相”的版本，即两口子在面貌长相上的先天性相近。不过，中式夫妻相的版本则是这么说的：面貌本来天生长得不像的一男一女，结婚成了两口子之后，在共同的日常生活中卿卿我我耳鬓厮磨，你看我我看你，双方的相貌遂逐渐向对方靠拢。日子有功，最后竟也能生生地整出一副后天的夫妻相来。然而表面上的“天生一对”并不一定都会带来“天做之合”。这正是中式夫妻相理论的精妙之处。中国传统相学里，夫妻相的最高级版本，乃“以无一相似为最像”，即两口子的面貌长得越不像，就越有夫妻相。非但如此，而且堪称为夫妻相里的极品。也就是说，夫妻相的至高境界，不是“夫妻像”，而是“夫妻不像”。
当然，要拥有“极品夫妻相”，男女双方光是一味地长得不像还不行，必需要长出一脸的“互补优势”才名副其实。所谓长相“互补”，指若男的眉毛细，女的眉毛粗，则表示男的会怕老婆，女有男子气，如此一粗一细，一刚一柔，互补不足。又如，男的鼻梁高，相学上表示其自尊心强，爱面子，听不进别人意见，若配一低鼻梁，自尊心不足、缺乏自信、又善于接受别人意见之佳偶，高下相盈，日后多是两情相悦，美好的日子万年长，想不音声相和、夫唱妻随也难。“极品夫妻相”非但表现在面貌上的优势互补，还充分体现在双方的身材。即男女二人的身形差别愈大，对比度愈高，其互补优势便越是明显。
然而，中式的夫妻相理论毕竟缺乏科学依据，这一硬伤几乎使“相学”变成了“相声”。倒是一项最新科研成果为苏锡·马林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据《 新科学家 》报道，佩斯大学的托马斯·比里克兹基教授通过对“性别胚教”（ sexual imprinting ）的研究发现，女性有将她们的父亲作为挑选配偶模板的倾向。也就是说，之所以会有“夫妻相”这种现像存在，是因女人总是倾向于挑选长得像她父亲的男人做自己的丈夫（ 即使身为养女也是如此 ）。相关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貌似”的夫妇更有可能拥有相同的基因，挑选那些从基因上与自己相似的人做配偶，在生物学上是有益的。父母长得很像，后代就能遗传某些优质的混合基因，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动物种类。
虽然生物学上的“恋父情结”比心理学上的更有说服力。不过，今后若再听到有人夸某男长得太像他的太太、很有夫妻相云云，以科学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认为那其实是在说那男的很有“岳父相”才对。而且，那些曾被公认为甚有夫妻相的，只因两口子长得太像，并且有越长越像的趋势，走在街上，会不会有被人误认为是近亲结婚呢？
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 不管是科学还是不科学的 ）却总是灰色的。“夫妻相”其实很可能只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魔障，至少也与一种病症有关——因脑损伤而导致的视觉缺损，学名“面容失认”。苏珊·格林菲尔德在《 人脑之谜 》一书里提到视觉专家泽基和物理学家哈特的如下临床实验：在展示戴安娜王妃的相片之前先展示其前夫查尔斯王子的相片，患“面容失认症”的病人竟每每认出戴安娜的面孔。也就是说，在“心理强化”的作用下，即便是一名“面容失认症”的患者也能通过一张与其有关联的面孔来准确认知另一张面孔。故未经办理合法婚姻登记手续或未举办盛大婚宴而做了一处的一男一女也就无法不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