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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了一遍，他才颤微微地爬上了炕，继而又把头深深低下。
我抡了老于头一皮带的事，很快在屯子里传开。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实际是有违乡俗的。乡亲之间，如果不是搞破鞋、当王八的问题，一般不会下这样的毒手。骂，可以；鄙视，可以；但打不可以。打人，这是我们知青来了以后才有的背谬事情。农民们心里感到震恐，知道刘队长这少壮派可不是个猪头，这回动用了小盖世太保，用铜头皮带说话，那就不是闹着玩儿的。
刘队长知道了我打人的事情，也没说什么。他知道，震慑作用已经起到了。于是把老于头又关了两天，他发了话，就放了。
这个风波就这么过去了，像水洒进了旱地里，无影无踪了。后来老于头在队里负责看仓库，干活的时候经常能遇到他。每次见到我，他都是很客气地打个招呼，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这多少减少了我一些负疚感。只是，我从来不敢去看他眉毛上那个很深的疤痕。
7
我们给阎王当了一回小鬼，按现在的利益交换规律，自然会得到回报。那个时候其实也一样。刘队长早年当过兵，见过一点儿世面，不蠢。他明白，知青是个有来头的新事物，一登场，就将我们收为了御林军，逼退了王队长势力的反扑。刘队长和我们，从此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蜜月期，说实在话，他也确实给过我们不少照顾。
首先是解决了住房问题。我们在李裁缝家打游击，总不是个事。但天寒地冻，没法起房子，老刘就给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当年下乡，国家给每个人有100多元的安家费，每个户还免费给若干木料盖房，外加白给一年的粮食。这知青头一年的生活，可说是衣食无忧，干活儿所挣的工分，都是净赚，即便穷人家的孩子也不用愁。从就业的角度看，这还是非常人道的呢。
可我们那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点儿也不领情。这笔免费的财富，都是由生产队来帮我们打理，有没有人从中做手脚，不得而知，我们也没工夫操那个心。
刘队长建议，先找某老乡让出一处新盖不久的空房，作为集体户宿舍。再从公社把木料领回来，给房主另起房，拿出适当的安家费补偿一下人家。到开春，生产队负责派工，帮人家另起一座新房子。这样的调换，原房主损失不大，只不过晚住了几个月新房。
我们的房子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解决了。生产队派人给我们糊了棚，装了电，一座亮堂堂的三间大屋，就成了我们的家啦。
我们下乡还不到一个月，看什么都新鲜，老是追问刘队长哪里有原始森林，能不能看到老虎和黑熊？东北人把黑熊不叫黑熊，叫“熊瞎子”。我们这帮孩子，没什么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倒是个个都有“熊瞎子情结”。刘队长看我们完全是｜乳臭未干，就笑：“哪那么容易碰？1960年以前还多，这两年，不好碰了。我才看见过几回呀？”
龚本辉就问：“那，林子里能不能‘棒打狍子瓢舀鱼’呀？”
刘队长吃惊：“棒打狍子瓢舀鱼？谁说的？还天上掉馅儿饼呢！”说完就笑个不住，“你们这帮学生，学生啊！”
龚本辉不好意思说是歌里唱的，把后面的话咽下了。
可巧，去深山老林的机会，说来就来了。每年冬天，生产队都要派人进山打柴火。城里人根本没法想象，这半山区的农民用柴，全世界也罕有其匹，与英国贵族好有一比。春节前夕，农活儿不紧了，四、五个劳动力就开进山里去，住下来，伐木。把上好的圆木截成一尺多长的墩子，劈开，就成了白生生的劈柴。这种桦木、白松劈柴，现在就是比尔…盖茨老先生大概也用不起。当年东甸子家家户户，门口都有四、五垛这种劈柴。我们城里孩子哪见过这么好的木头，更想不到这样纹理清晰、没有疤节的木头，只是拿来烧饭的。当时虽没有什么环保意识，但也隐隐觉得心疼。
去山里，刘队长派了老龚、李家轩、王亚奎和我，带我们去的是大老张和另一个小伙儿。我们是孩子，但也能俩顶一个，和往年的四个壮劳力差不多。
刘队长说：“哈，这回开心啦？能看见原始森林了。山里头冷，活儿危险，有事听大老张的，多加小心。走那天把鞋里絮好兀剌草，别冻烂了脚丫子。”
这兀剌草是什么？那年头，可是大名鼎鼎。民谣曰：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兀剌草。我们在小学就知道，那都是看小说《林海雪原》看的。人参，我们当时都见过，不稀奇。貂皮，没见过，但想也能想得出模样来，几十年后看见二奶们用它系脖子，觉得跟当年想象的也差不多。就是这兀剌草，无从想象，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今日始知，是暖脚用的。
大老张成了我们临时的头儿，我们就需要和他尽快熟悉起来。下晌饭后，我们四个就去了他家。
大老张，山东人，四方大脸，目光炯炯，满脸的连毛胡子，剽悍匪气。要在今天，非得迷死一片师奶。我们早就注意到了他。龚本辉私下里曾说过：“大老张，嘿嘿，这家伙肯定有来历，说不定是国军留下的。”
王亚奎说：“是土匪吧？”
李家轩说：“抢过银行！”
我猜测：“肯定是强Jian犯！”
可是，我们全都猜错了。去了大老张家，我们见到了他一家。他老婆是个很普通的农妇，一边吆喝着几个孩子，一边给我们卷旱烟抽。在大老张家的墙上，跟其他农民家一样，有两个专装相片的镜框。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了一张老照片。其中一张双人照，一男一女。男的是英俊小生，酷毙。女的是国色天香，全盖！照片上写着“兰州医学院留念，1959”。这俩人是谁呀？
“我呀。”大老张说。
我们差点儿没惊掉眼珠子，很自然地，又把目光集中到那绝色女子脸上。那女性，二十二三的年纪，风华正茂，顾盼流光，丰满的胸前别着校徽。就我一生中所见的女子照片而言，仅有林徽因的风采能与她稍稍相提并论。
“这女的呢？”龚本辉脸上有坏笑。
“是啊，这谁呀？”我们几个起哄道。
大老张的表情倒是有点儿诧异了，用手一指他那满口山东土话的黄脸婆：“就是我老婆呀！”
哇噻！我的老天爷！
晕！全晕！我们再注目细看那照片，可不就是大老张两口子年轻时？然而，形虽依稀相似，神已相差天地。围着照片，我们一片唏嘘感叹。暗自想到自己10年后，会不会也像老张这样胡子拉楂，亦匪亦农？那一次，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沧桑”这个词的涵义。从此不敢嘲笑潦倒的人，也知道了青春年华绝非永久。
自然而然地，我们要问：“老张，大学毕业，为啥要到这山沟里来当农民？”
老张嘿嘿一笑：“60、61年，为生活所迫呀。”
难道是饿的？城里人还不至于吧？我们都不禁纳闷儿。老龚却偷偷一乐，不再追问了。
大老张显然很喜欢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少年。那时节我们活蹦乱跳，天真未凿，也许让他想起了往日城里的文明生活。正巧老龚的爸爸也是搞医的，过去单位就在兰州，两人就侃开了皋兰山、黄河鲤，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出了大老张家，我们心里已经很踏实了。这一趟进山，有他罩着，错不了。
老龚冷不丁问大家：“你们说，他两口子为什么跑到这儿来？”
“为什么？”
“在学校，准把他老婆肚子搞大了！咱们赌，要不是这事儿，我改姓！”
哦？也没准儿啊。我们几个若有所悟。
8
出发那天，我们半夜里迷迷糊糊被叫醒，来到了队部。大老张和一块儿去的小苏已经把马车套好了。马在寒冷里打着响鼻，喷出一团团的白雾。
老张看我们穿得还算整齐，就说：“上车吧。”
等我们上了车，他忽然又想起，说：“都脱了鞋我看看。”
一看我们脚上穿的都是毛线袜子，他火了：“这哪成？冻掉了脚指头，我怎么担待得起？都给我下来，把兀剌草絮上。”
小苏到值夜的老更倌（更夫兼饲养员）那里，要了一大捆兀剌草。这些兀剌草，是头年打来的，已经晾干，像麻一样一条条的，呈褐色。小苏手脚麻利地用特制的木捶把草砸扁，分成小缕，塞在我们的棉胶鞋里。我那时，其实和目前在座的大多数一样，是不大看得起农民的，觉得农民就是愚昧的代名词。但是看小苏一缕一缕地给我们絮草，还耐心地解释，鞋尖儿需要几缕，鞋跟需要几缕，怎样才能既防冻又不硌脚，我才感到，农民，其实是很有学问的。
那天晚上，死冷，足有零下35度。我们坐在大车上，把鼻子、嘴巴捂得严严实实，就露两只不怕冻的眼睛。不一会儿，眉毛和眼睫毛就结了白霜，一个个跟寿星佬似的。年轻人贪睡，两点钟被叫起来，一直就在半睡状态中，上了车，又睡。颠簸了一个多小时，小苏挨个把我们推醒：“下去跑跑，活活血。再这么睡一个钟头，脚就冻残废了。”
睁眼再看，举目是一片雪野，在冬夜下闪着奇异的光。我们跟着马车跑，觉得脚已经冻得没知觉了，像拖着两个大铅块儿。
小迷糊边跑边问：“小苏，尿尿行不行啊？”
“怎么不行，你们想尿就尿吧！”
“不会冻成冰棍儿吧？”
“哪能啊，听谁胡扯蛋？”
大家就笑。
忽然，老龚止住脚步，极其紧张地朝远处一指：“你们看，那是什么？”
信号弹！
无人的旷野深处，悄然地升起一颗明亮的信号弹，一会儿，又是一个，又一个。红的、绿的、白的，曳光弹急速地升起，从容地划个弧线，然后落下，熄灭。
我们紧张动注视着那诡异而又美丽的光点。
前面小苏勒住了马，大老张回头问：“你们看什么？”
老龚说：“有信号弹！”
大老张一笑：“经常有啊，没什么事儿。”
“是解放军？”
“什么解放军，是苏联特务！”
啊？苏联特工？我们估计了一下距离，也就离大路不到两公里远。但是黑夜里，那个方向什么也看不到。
老龚很惊奇：“怎么没人去抓？”
“抓？吹气儿啊？县里民兵和武装警察都来过，什么也找不着。走吧，就当看了烟花吧。”
苏联特工，近在咫尺！我们都呆了。
他们放这些信号弹，有何意义？冰天雪地里，特工们是怎么潜入、怎么生存的？这些人，不大可能是老毛子俄罗斯人，肯定招募的是中国人，那么，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充当了苏联特工？难道，在我们天天打交道的农民当中，就有特务在？
想到这儿，我们都不禁打了个寒噤，睡意没有了，尿也没有了。
一路这样走走、睡睡，到早上8点多钟，天渐渐亮了。我们这才看到所谓原始森林。据我后来所获得的知识，这地方也不能算原始森林，因为从日伪时期起，这里就开始了有计划的采伐。“原始”只是相对而言。
山林的空气，凛冽得像块冰，刺骨而透明。我那时发现，凡是没有人的地方，世界就很美好。除了积雪下一条隐隐约约的路，看不到其他人为的痕迹。林子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到处是狐狸和野兔，但是在雪地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交错的小兽脚印。正如苏联科普作家维…比安基写的那样，有的像一串惊叹号，有的像句号，有的像逗号。雪地上的足迹，记录了林中的生存与搏杀。
在备受当今少壮派鄙视的60年代前期，我在小学里把维…比安基有趣的森林故事读得昏天黑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能到森林里去看看，也不枉此生。
今日终于见到了大森林，我们这一群小孩儿，并没有欢呼雀跃，而是从心底里升起了敬畏之感。马车轱辘压着深雪“轧轧”地作响，森林的图景在晨雾中缓缓展开。到处可见四五人才能合抱的巨树，像帝王般傲然挺立，看上去，华丽而又尊贵。
临近中午时分，到了地方。大老张说，离家已有40里了。
就在这蛮荒世界的深处，我们惊奇地看到了有一座小房子！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
这人，是当代的梭罗，在远离人烟几十里的密林里，离群索居，自食其力。
这个中国特色的梭罗，大老张和小苏叫他“老关头”。当老关头从他那个小马架（林中小屋）里钻出来时，我们真正怀疑自己是来到了童话世界。老关头虽然远离现代生活，但并不像类人猿。跟一般的老农打扮一样，黑棉袄、勉档裤，腰上扎着麻绳。看岁数，也就60不到。
他那小屋其实不小，一铺大炕，能睡七、八个人。地上有个大凹坑，就是灶坑了。屋子没烟囱，生火做饭，就敞开门放烟。
老关头是一个脱离了社会管束的独立人，没户口，也没有片警来查。自己在马架子周围种两亩地玉米，秋后收了，足够他吃。还能多出一些，就托进山的人捎出去换盐。有了盐，有了玉米棒子，他就能活。在那个年代，他可能是唯一一个不用喊“万寿无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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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机关也知道山里有这么个“老跑腿子”（单身汉），但他们不管，征粮也征不到这地方来。天网恢恢，谁说不漏呢？
老关头当了二十来年的隐士，性格还满开朗，跟我们一见如故，叫我们“小崽子”。我们一开始还尊称他“关大爷”，后来绷不住，去他妈的，也就“老关头”、“老关头”的叫开了。
抵达林中营地的当天，已经来不及干活儿，大老张他们两人，忙着为第二天做准备。卸下粮食和土豆，交给老关头，请他为我们临时做几天饭。
山里日短，没等喘口气的工夫，天就暗了，寒气逼上来，比山外的温度低得多。我们吃了老关头做的小米饭，就钻到被窝里听他讲古。
他是个有些阅历的人，谈起抗联当年的秘密营地，说就在这一带，但还要往深山里去。
我们都惊讶，再往里去，路都难找，还怎么打游击？
老关头说：“抗联苦啊，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讨伐队还老来，连火都不敢生。”
看来抗日不光是要不怕死，还得不怕冷。我们都吐舌头，这死冷的天儿，不生火，那不是要冻成冰棍儿？
老关头讲完了革命，又讲起了黄段子。我们委婉地问他，没有老伴儿，熬不熬得住？老关头说：“我一个老棒捶了，有啥想的？不像你们，一进被窝，小棒捶先就登登硬了！”
棒捶，东北话指人参，用来比喻男人某物，取其形似。别看老关头一个人活在深山里，可一点儿都没呆傻。
9
在老林里干活儿，风景好，也好玩儿，但就是冷。一点都不敢歇着，歇一会儿，汗湿的贴身衣服就冰一样凉，凉得让人直想蹦高。现在的老板，都恨员工们不够卖力，我看只要在办公室里装上巨型空调，打到零下40度，职员们保证能撒欢儿地干，根本用不着给他们念《致加西亚的信》。
我们的工作场地，离老关头的住处还有10里地，大概就是当年抗联呆的地方了。没有马车道，只能走爬犁。一路上，雪深没膝，一点儿都不夸张。走一个半小时到地方，就开干。两人一组，伐木。
生活中有很多知识，不学，是不知道的，即便拿了双硕士学位也没用。比如，怎么能把一棵树锯倒，在座的读者和那时的我，一定以为没啥，抄家伙就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