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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完火进屋，拿电筒照照，墙上还挂着鱼网。行了，明早上抓鱼，连家伙什儿都有了。看看闹种，我的天，已经两点了！大家赶忙把谷草在地上铺好，倒头就睡。
这一夜，可真是“黑甜乡”，我们啥梦也没做，一觉到天亮。
早上，我被人狠命地搡醒，睁眼一看，天已经大亮。原来是老龚先醒了，发现老房不在，鱼网也拿走了。显然老房是先去了湖边。看看小闹钟，已经七点半，这在夏天的北方农村，就好比是现在城里的上午十点钟，一上午都快过半了。老龚一急，就把大家全叫醒了。众人揉揉眼睛，出门就往湖边跑。跑到一半，看见老房背着鱼网正往回走，裤子湿了大半截。我们跟他打招呼，他却沉着脸没答腔，只顾垂头丧气地继续走。
大伙儿纳闷，就拽着他问：“嗨嗨！怎么啦？”
老房瞟我们一眼，蹦出来两句话：“起来晚了！鱼早没啦！”
原来，在这水库里打鱼，要趁黎明时分。天大亮后，鱼就吃饱喝足，跑到水底下玩去了。东北纬度高，到五月底，3点半天就亮了，我们睡到7点半，日上三竿，还能捞什么鱼，连鱼粪蛋儿都捞不着了！
老房比我们早起来一个小时，忙了半天，白忙了一场，沮丧得无以复加。他鞋里灌满了水，走路咕叽咕叽的，到了小窝棚，把鱼网一扔，叹口气说：“唉，白来，白来啦。”
大伙儿一到白天，就清醒多了，昨晚的浪漫情绪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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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迷糊说：“咋办？”
老龚说：“玩玩儿，看看风景再走。”
王亚奎不同意：“咱们赶紧回去吧，到家下午还能赶上干活儿。这一天，不能就这么白耽误啊！”
如果抓到了鱼，我们还觉得值得一来。现在是白跑了一趟，大伙儿都有浪费了好时光的感觉。王亚奎的提议获得多数同意，说走就走，没等我们看清白天的湖面是啥样，就匆匆沿着来路返回了。
正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返回的路上，没有歌声，也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主义。
将近中午，回到了东甸子。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就此无影无踪。下午，我们又去了生产队，听驴嘶马叫，干杂活儿。
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儿，可是小孩儿也有现实得可怕的一面。我们赶了十多里夜路，在窝棚里趴了一宿，要是搁在现在的成｜人，还不得在水库玩疯了再回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回来了。那个下午，干了些什么活儿，干的那活儿对我们一生有什么重大意义，我现在狗屁也记不起来了。可是，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哪个无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遗憾的撤离。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早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白人。人撑死能活多久？现实主义又好在哪？能带到棺材里去吗？能尽欢的时候，不尽欢，那不是大傻瓜吗？我很叹服那时候的王亚奎，那么小，就知道积累工分，如果他后来一直是这个价值观，那么这30多年，还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工分呢！不知他现在下岗了没有？不知他今天用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一个人，再现实，还能抗得过潮流的瞬息万变吗？那时候，多挣10个工分，就能保证一辈子不再受穷了吗？
我今天，已经明白了绝大部分人生道理。但有些事，即使明白也已经晚了，晚了！
16
远征水库后没有几天，苦难夏锄开始了。在农村里，春耕并不可怕，冬天也就是混工分，最可怕的活计只有两项，夏锄（老屯叫“铲地”）和秋收（老屯叫“嘎地”，就是“割地”之意）。夏锄时正是农历“夏至”前后，白天日照最长，在东北有16个小时，只要能看见苗，就得干。所有的地块，在一个半月内要锄三遍，才不至于杂草丛生，才能保证庄稼的营养。这“铲地”，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老农们抡锄如飞，眨眼之间要把苗留下，草锄掉，所有的土还要松一遍，简直是武俠的工夫。没开铲之前，老屯们对铲地难度的描述，就吓得我们不轻。一开铲，果不其然，能把人累死。我们不仅抡不好锄头，也挺不了那么长时间。东北的地，都是大块儿的，一条垄，恨不能有三公里长，一眼望不到头，让你绝望到想死。
夏日炎炎，晒不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有色人种。老屯们都戴着尖斗笠，个个都成了大清兵。那尖斗笠，可是有讲究，是用麦秸编的，有空隙，能透风。他们嘲笑城里人劳动时戴的“蘑菇”草帽，说：“那叫啥玩意儿，王八盖子，闷死人！”是啊，到了农村，才知道，在老屯眼里，城里人基本都很蠢，就一点比乡下人强，那就是能够月月领公家的钱，而且还领得挺多。
这回蠢人的孩子们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来了，老屯们很解气，总要教训教训知青，城里人有多么蠢。夏锄一开始，蠢不蠢，立刻就很分明。老屯们走笔龙蛇，霎时就干出去半根垄。如果以北京的地理打比方，他们相当于已经干到“北二环”了，我们还在“南二环”穷追。
庞德海一伙道德堕落分子，这时候早就撕下了文明的画皮，一到地头，返过身来就“接”美眉。“接”就是帮着铲，三下五除二，两下里大会师。美眉们一个媚眼一阵笑，估计老庞他们那勉档裤都要兜不住了。那边会师了，把我们几个雄性的，就那么撂在地半截，没人管。大帮人马一到地头就歇气儿，约有20分钟。等我们忙活到地头，人家早就另起一垄开干了。
这“铲地”，着实让我们中有几个人“熊”了。
热，渴，累，漫无尽头。再怎么说是“炼青春”，我们这也是童工啊。即便童工也不要紧，好处是可以不长成“豆芽菜”，身体棒，但是，别给我们气受啊。
干了几天，我和老龚、家轩、小迷糊四个少爷秧子顶不住了。私下里就商量：“还干他娘个蛋！没拿我们当人，干也是白干。”
老龚有谋略，摸着上唇的一点点小黑胡说：“咱们得想办法，东甸子，不是咱们久留之处。你看老房他们仨，都玩了命了，他们是想进步。这么一整，咱们太孤立，得挪地方。”
小迷糊说：“我这就回家，看看能不能往长春附近转户。再怎么，也得离家近一点。”
我问：“你有啥办法？”
小迷糊说：“问问家里，乡下有没有亲戚。把咱们四个一块儿转过去，从头来，不在这儿受他妈的气。”
家轩说：“对，我也回家问问。”
老龚对我说：“咱们两家，在农村没亲戚，明天就去串户吧。找找同学，看哪儿能有机会安排咱们。”
第二天，我们就扔了锄头，再没捡起来。
那年月，知青在农村确实没出路。现在的少壮学者提起那时候，都牙恨得痒痒的，说是“集体无意识”。但是，他们死都不肯说一个真相，那就是，那时候是青年人最自由的时期。回城虽然没门儿，但是自由无比。“贫下中能”虽然说了算，但人民公社不强迫知青非得劳动，你愿意干不干。不干，就没工分。年终分粮的时候，要是工分值不够口粮钱，你拿钱买就是了。每人400多斤粮，是活命的，队长也不敢扣下。第一年，我们是国家包给粮食，吃喝不用愁，那两个卖命的工分，挣不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不是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么，那时候的插队知青，就生存在这最自由的“社会组织”中。贫下中农拿我们小少爷没办法，除了道德鄙视，他们没有强制权。这道德鄙视，就好比现在的人鄙视“包二奶”，当什么用？照包不误！
老房、亚奎和长骏三个人，终于放弃了自由，决心当牛做马了。他们是工人出身，从小没少干活，比我们能受罪。刘队长开的那个社员评工分大会，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彻底分化了我们户。
女生们，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不用说了。看样子，都时刻准备着，要做老庞他们的二奶了。白天干活儿，美眉们娇声娇语，为的就是让老庞他们多帮点儿忙，到晚上，就到人家家里去搞统战。那些少壮老屯的黄脸婆，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都放下大老婆架子，对这些“准二奶”关爱备至。
老房他们仨，用苦干表忠心，老屯看在眼里，都说他们干得不错。其实他们技术也没啥提高，老屯看得顺眼，那就是好。那时我们不明白这是中国特色，只气不过，我们不比他们差，但怎么干都不讨好。那时候想，这“贫下中能”真是浑不讲理。我们没想到，30多年后，拿着高等文凭的人，也一样浑。能不能让人家看顺眼，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头等大事，一百年都不可能变。
我们四个罢了工，在家里做出发准备。开饭就吃饭，吃完就躺在炕上议论出走计划。
正是梁燕眉轮值做饭，我们谁也没心思帮她挑水抱柴禾了。她抽了个空，在外屋地小声问我：“你们怎么不去干活儿？”
我踌躇半天，说：“不想干了，想玩玩。”
梁燕眉深深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充满怨情。这一眼，直刺我心。
在女生当中，她是唯一比较正派的。虽然少壮老屯免不了也要跟她调笑，但她总还有个分寸。不像其他那几个，浪得要把人家勉档裤子撑开。梁燕眉这充满怨恨的一眼，我知道，就意味着“可以处一处”宣告终结了。
霎时，我心乱如麻。
看她俊俏的脸、水汪汪的眼睛，无一处不透着善良。可这善良的姑娘，就此，将与我渐行渐远。命运，为何如此残酷啊？我头一仰，眼泪差点儿没掉出来。
小迷糊开门出来，看看我，又看看刘，挺纳闷儿，问我：“你咋啦？”
我赶紧掩饰说：“烟呛了。”
小迷糊若有所思，一笑，“枯吃枯吃”踩着秫秸叶子出去了。
梁燕眉忽然转过身来。我看见，那眼圈也是红的。她几乎是恳求地对我说：“你们就别瞎闹了，好不？”
我摇摇头。
这时候，听见里屋老龚他们在开门，也要出来，梁燕眉赶紧蹲下，继续烧火。我急忙一转身，出了大门。
我们之间一段可能的青春恋情，就这样走到了头。心痛的感觉，就是35年后的今天，还让我忘不了！
就这样在户里窝了两天。第三天，四个人分头行动。
从这天开始，我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背着草绿色的仿军用挎包，揣了一本艾青先生的诗选和一本高尔基散文选，身上带了两块钱，就走上了漫漫长路。我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大致就是向北走，向更加荒凉的地方走。
那时候，钱值钱。两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了。那时坐一趟电车才五分，吃根冰棍儿也是五分，看场电影一毛，买本书三、五毛。手里的两块钱，正经顶一阵儿用了。
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村庄，走在山野里，才发现，夏季的野外真是太美了。树木郁郁葱葱，天格外的蓝，田野也不那么令人恐惧了。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回味着艾青描写他在山间公路上徒步跋涉的诗，感觉到自由真是美呀，但是又让人迷茫。
我从小就羡慕外国小说里的流浪汉，他们破衣烂衫，却能够笑对生活。而我现在，也是在流浪，却一点儿笑不出来。
一路走，一路问地点，朦朦胧胧地把握着方向。我们学校在这边的集体户有不少，我每找到一个，就住下两天，然后再走。这些同学，都是初中的，哪个年级的都有，虽然不熟，一说起来，彼此却都知道。
那年月，知青就是兄弟，去远处的集体户串门儿，一报家门，就可以免费吃住，没有人会收钱。以这种方法，流浪一年都可以。我到了人家地盘上，人家都能热情招待，他们有什么，我就吃什么。晚上他们挤出被子来给我盖。
白天，大家都下了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看书。听见寂静中，窗外有鸡在“咕咕”地叫，一派很祥和的气氛，让人想起了“大革命”前。
我看书看够了，就起身到院子里闲坐，看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一行行的黄瓜、西红柿和茄子苗，都长得绿缨缨的。集体户的房子，跟农家的差不多，都有猪圈、鸡窝、柴火垛，房檐下也挂着干辣椒和蒜辫子。如果不是接受“再教育”，这里的生活，其实挺好的。
我的校友们好像跟当地的“贫下中能”还能和平共处，没有像我们那样尖锐的矛盾。每天去地里劳动，就像以前上课一样。收工后，也不叫累，只是麻木地吃饭、说说话，洗洗，睡觉。
他们距离公路较远，所以认为自己离城市也较远，都爱跟我打听长春的情况。我哪里知道什么新鲜东西，只把道听途说的跟他们讲讲。心想，自己这不成了传教士了？用话来安慰比我更可怜的人。
流浪的日子里，其实一分钱也没花。所到之处，虽没有梁山那样大碗吃肉，但饭是吃得饱的。走的时候打个招呼，也不必特别感谢。淳朴的年代里，人心还是白纸。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的这些校友。那时候，大约有500万我们的“同志”，就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广大乡村。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在过着。而像我一样为了某个念头而流浪的人，却很少。
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情况，比我们还要差，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比我们那里穷。在那些地方，我根本没敢提转户的事情，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穷的地方，除非上面有强制命令，不然哪里的农民都不会同意一下子接收四个知青进来。
我只能一村又一庄地走。想想自己跟高尔基差不多了，在社会这个“我的大学”里，到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慢慢的，走进深山里来了。问一问农家，原来是林胜公社。我心头一喜：我们班，就有一个精英分子集体户在这里。我逢人就问，鍥而不舍，终于打听到了那个户在什么大队，就直奔那儿去了。
暮色中，我终于找到了红石大队我们班的那个户。
这一户，人强马壮，集中了我们班原来所有的班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原我们对立面组织的，除了从我们组织“叛变”过去的小于之外，都是精英。老成、老杨、小陈、小涂，这都是省直机关局处级干部的孩子，家里住小洋房，房间多得让我头晕。大革命前，他们对我还是满友好的，整体上也算教养比较好，虽然有一点点傲气，但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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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风暴一来，两极分化。他们要保老爹，所以参加了保皇派。那一派，很臭，处处搞不过我们，憋了一肚子气。在两派僵持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学校教学楼。一天晚上，我们听说他们要来“砸”我们战斗组，老龚便让我去侦察一下。我偷偷来到二楼他们战斗组门口，意外地发现他们黑了灯，门又开着，便探头去望。只见见里面有几个黑影，动也不动，很紧张地戒备着。我不知是什么意思，看了半天。里边似乎很紧张，连喘息声都能听见。我看不出名堂来，就走了。
回到一楼我们战斗组，一说情况，大家都乱猜。老龚说：“不好，他们确实在做准备，今晚肯定来。咱们要防备好，别睡，极有可能是后半夜来。我去通知高年级同学，让他们一有情况赶快来增援。你们，抓紧时间多捡点儿砖头。”
小迷糊扎好军用皮带，挺挺胸说：“敢来，往死里砸他狗日的！”
我们彻夜未眠，但敌人并未来。
原来，当时他们战斗组正在搬家，刚巧电灯泡憋爆了，正在手足无措间，我在门口探了头。里面以为是我们要袭击他们，都严阵以待。只要我跨进去，就是一顿暴打。结果我走了。他们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