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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目睹的老二治疗都是在士兵身上。美国陆军直到一九四三年才享受到发现盘尼西林的好处，很多士兵要到一九四五年才有机会注射盘尼西林。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送进波士顿慈济医院的老二，通常都施打磺胺药剂和砒素。磺胺噻唑治疗淋病——要喝大量的水。盘尼西林发明前，治梅毒是用新六〇六；珍妮认为，性行为的后果大抵就是如此——把砒素搀进人体化学机制，设法把原有的机制清理干净。
另一种用在老二上的局部治疗，也会用到大量的水。珍妮经常从旁协助这种消毒手术，因为手术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病人；有时甚至得抱紧他们。手术很简单，就是注射约一百CC的液体到###里，让它在流回来前，对尿道系统来个突击大扫除，每个人经过手术，都不免有点疼痛。发明这种治疗器材的老兄，姓范伦坦，跟情人节纪念的那位范伦坦是同宗，所以这种器材就叫大情人灌洗器。范伦坦医师的灌洗器经过改进，乃至被其他灌洗工具取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波市慈济的护士还是把这种手术叫做大情人治疗术——珍妮想，这倒是对大情人一种很适切的惩罚。
“我妈妈，”盖普写道，“没什么浪漫情调。”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刚开始换位子——刚开始蠢动——的时候，珍妮就很想用大情人灌洗器对付他。但她没有随身携带灌洗器；那东西太大，不好塞在手提包里，而且还需要病人相当程度的配合。她身边只有一柄小手术刀；她随时都带在身边。那可不是她从手术室偷的；刀已经被丢弃，刀尖有道很深的豁口（可能曾经掉在地板上或水槽里）——做精细的手术已经不成了，但贯彻珍妮的要求还不成问题。
起先，它戳破过她皮包里的丝质夹袋。后来她找到半截温度计的旧套子，扣在刀尖上，就像自来水笔的盖子。珍妮见那名军人坐到她旁边的位子上，大模大样把手臂搁在他们应该共享（真荒谬）的扶手时，就取下了盖子。他把长长的手臂伸直，搭在扶手上晃动，像马匹为了赶走周围的苍蝇而不停抽搐身体那样。珍妮一手捏着皮包里的手术刀，另一手用皮包紧压着白制服的裙摆。她想象自己那身护士制服像一面神圣的盾牌般闪闪发光，旁边这败类却基于某些恶毒的动机，深受她的光芒吸引。
“我妈妈，”盖普写道，“一辈子都在防备企图抢她皮包和图谋不轨的人。”
电影院里那名军人要的倒不是她的皮包。他摸她的膝盖。珍妮提高声音，清清楚楚地说道：“你的脏手别来碰我。”好几个人回过头来。
“唉，少来啦！”军人咕哝道，他的手飞快探入她的制服，发现她大腿紧紧并拢在一起，也发现他整条手臂，从肩膀到手腕，忽然间像西瓜般被划开一道口子。珍妮干净利落地割裂了他的徽章和衬衫，割开了他的皮肤和肌肉，在手肘处露出了骨头。（后来她告诉警察：“要是我真想杀他，我会割裂他的手腕。我是护士，我知道怎么让人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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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济医院（4）
军人哇哇大叫，站起身又倒下去，他举起没被割的那只手臂痛击珍妮，重重打了她一耳光，她整个脑袋都嗡嗡响。她用手术刀回击，从他上唇割下一片形状、厚度都与大拇指差不多的肉。（“我没打算割他的喉咙，”后来她告诉警察，“我只想割掉他的鼻子，可是没得手。”）
那军人哭嚎着，四脚着地，摸索到走道上，冲向光亮的门厅寻求庇护。电影院里有个不知什么人吓得嘤嘤啜泣。
珍妮在电影院座椅上把手术刀擦干净，放回皮包，并用温度计套子将它盖好。然后走去门厅，那儿传来大声呻吟，经理从门口向黑压压的观众探问：“这儿有医生吗？帮个忙！有医生吗？”
护士是有的，她去尽己所能提供协助。军人看到她，就昏了过去；并非因为失血过多。珍妮很清楚脸部伤口流血的情形；那是骗人的。他手臂上的裂伤倒是很深，得立刻处理。这名军人绝不至于流血致死，但除了珍妮似乎没有人知道——血流得那么多，又有那么多喷溅在她的白制服上。他们很快就明白是她下的手。电影院服务员不肯让她碰昏厥的军人，有人拿走了她的皮包。疯护士！疯狂刀手！珍妮很冷静。她以为，只要花点时间，等真正的主管机关了解情况，就会真相大白。但警察对她也很不客气。
“你跟这家伙交往很久了吗？”第一个在回分局的路上问她。
另一个稍后问她：“你怎么会以为他要攻击你？他说他只不过是毛遂自荐。”
“这小武器还真厉害，蜜糖，”第三个对她说，“你不该带着它满街走。这是自找麻烦。”
所以珍妮等她哥哥来厘清一切。他们都在一河之隔的哈佛法学院。一个还是学生，另一个已经开始教书。
盖普写道：“两人都一口咬定，律师这行业很低俗，但研究法律却是至高无上。”
他们到达时也没带来安慰。
“妈妈的心粉碎了，”一个说。
“要是你留在韦斯利就好了，”另一个说。
“单身女子自卫，”珍妮道，“还有更理所当然的事吗？”
但一个哥哥问她，能否证明她不曾跟这男人来往过。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另一个悄声说，“你跟这家伙交往多久了？”
最后事情搞清楚了，警察查明这名军人是纽约来的，有老婆和一个小孩。他在波士顿度假，而更重要的是，他很害怕消息传回老婆那儿。每个人都同意那会很糟糕——对每个人而言——所以珍妮未遭起诉就开释了。她嘀咕警察不还她手术刀，一个哥哥说：“看在老天爷分上，珍妮弗，你可以再偷一把，不是吗？”
“我不是偷的，”珍妮说。
“你该交几个朋友，”哥哥说。
“韦斯利的。”他们说过很多遍。
“谢谢你们一接到我电话就赶来。”珍妮说。
“家人是干什么的？”一个哥哥说。
“血缘最亲。”另一个说。但这句话引起的联想即刻让他脸色发白——她的制服还一片血污。
“我是好女孩。”珍妮告诉他们。
“珍妮弗，”大哥说，他是她人生的第一个模范——代表智慧与一切正当应为之事。他非常严肃。他说：“最好不要跟已婚男人搞七捻三。”
“我们不会跟妈妈说的。”另一个道。
“更不会告诉爸爸！”大哥说。出于某种油然涌起的亲情，他笨拙地对她挤了挤眼睛——这动作使他的脸孔扭曲，有一会儿珍妮还以为她人生的第一个模范得了颜面筋肉痉挛。
哥哥身旁的邮筒上，贴了一幅山姆大叔的海报。有个全身棕色制服的小小士兵，从山姆大叔的大手上爬下来。他即将在一幅欧洲地图上着陆。海报下方写着：支持我们的弟兄！珍妮的大哥望着珍妮注视这幅海报。
“还有，别跟军人搞七捻三，”他补了一句，虽然再过几个月，他自己也要去当兵。他出征后就再也没回家。他粉碎了妈妈的心，尽管他曾经以轻蔑的态度批判过这种行为。
1慈济医院（5）
珍妮仅余的另一个哥哥，在战争结束多年以后，死于帆船意外事故。他在距费尔兹家族狗头港豪宅数里外的海面上溺毙。珍妮的母亲谈及他哀恸逾恒的妻子，只说：“她年纪还轻，还很漂亮，孩子又不惹人厌。起码目前表现还不错。经过一段合理的时间，相信她会找到别人的。”溺毙事件将近一年后，哥哥的###对珍妮吐露心曲。她问珍妮，“合理的时间”是否到了，她是否可以开始着手为“找到别人”做准备了。她担心冒犯珍妮的母亲。她想知道珍妮是否同意她从哀悼中走出来。
“你既然没有哀悼的感觉，那还哀悼什么呢？”珍妮问她。珍妮在自传中写道，“那个可怜的女人要人家来教她如何感觉。”
“我妈说那是她毕生所见最愚蠢的女人，”盖普写道，“她念过韦斯利。”
珍妮回到她位于波市慈济附近分租宿舍的小房间，跟哥哥道过晚安，她着实困惑得无法感受适切的愤怒——被那名军人打过的半边耳朵隐隐作痛，肩胛骨之间的肌肉剧烈抽筋，她几乎无法入睡。她想一定是电影院服务员在门厅抓住她，把她手臂扭到背后时，弄伤了什么部位。她想起热水袋据说能纾缓肌肉酸痛，就起床到壁柜那儿，拆开母亲给她的礼物包。
不是什么热水袋，那只是她母亲对羞于启齿的对象的委婉说法。包裹里装的是荫道冲洗器。珍妮的母亲知道它的用途，珍妮也知道。在医院里，她曾经协助许多病人使用，不过在医院里，它的用途并非在性茭后预防怀孕，而是作为一般女性荫道卫生的维护，也用于性病治疗。在珍妮看来，荫道冲洗器无非就是一种比较温和、使用比较方便的大情人灌洗器。
珍妮把妈妈的包裹全打开，每包装的都是荫道灌洗器。“拜托记得用啊，亲爱的！”母亲曾经哀求过她。珍妮知道母亲用心良苦，她总以为珍妮的性生活极其活跃而不负责任。照母亲的想法，无疑是“从韦斯利就开始了”。从韦斯利就开始了，珍妮的母亲一口咬定，珍妮跟“川流不息”的男人滥交（她会用这种字眼）。
珍妮把灌洗器都装满热水，爬回床上，把它们塞在肩胛骨下面；她希望防止热水逆流的卡榫不至于漏水，不过为防范未然起见，她把入水管都捏在手里，像一串橡皮念珠，又把钻有小孔的喷管放在空杯子里。整晚，珍妮躺着听灌洗器里的水漏出来。
她想道，这个满是下作念头的世界上，你要嘛是某人的老婆，要嘛是某人的表子——要嘛就在即将成为两者之一的路上。万一上述类别都不适用于你，所有人就都会设法让你以为一定是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是呢，她想，我一点也没有不对劲。
不消说，这就是很多年后让珍妮一举成名的那本书的开端。各界虽然不求甚解，却一致把她这本自传吹捧成跨越纯文学与畅销书之间鸿沟的杰作，但盖普表示，母亲这部大作的文学价值，“跟西尔斯百货公司的邮购目录不相上下”。
凭什么说珍妮·费尔兹下流？不能怪她学法律的哥哥，也不能怪电影院里那个玷污她制服的男人，更不能怪她母亲的灌洗器，虽然它们是导致珍妮被赶出出租公寓的元凶。她的房东太太（一个暴躁易怒的妇人，因自己心怀鬼胎而怀疑所有女人都满脑子濒临爆发的淫欲）发现，珍妮的小房间和浴室里有九个灌洗器。从自由心证获致的结论，这一发现已超越头脑不清的房东太太恐惧道德污染的承受极限。更有甚者，数量庞大的灌洗器代表某种庞大的实际需求，个中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一举命中房东太太最可怕的噩梦。
房东太太对那十二双护士鞋作何解释，更是匪夷所思。珍妮只觉得整件事荒唐绝伦，但她对父母供应这些东西的动机，也颇为不解，所以并不抗辩。她搬家就是了。
但这还不足以证明她下流。既然她的哥哥、双亲、房东都认定她淫荡——无视于她的谨言慎行——所有贞洁的证据非但无济于事，徒然凸显她理亏。她另外租了一幢小公寓，招来她母亲新一波灌洗器礼物包攻势，父亲也再度供应大批护士鞋。这下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要是她非干表子不可，起码得教导她把自己清理干净，穿双好鞋子。
1慈济医院（6）
某种程度上，战争使珍妮不必老记挂着家人对她的误解多么离谱——也让她免于成天愤懑、自怜；珍妮不是个喜欢自怨自艾的人。她是个好护士，工作愈来愈忙碌。很多护士投军，但珍妮不想换制服，也不想远行；她性好独来独往，没兴趣结识许多新朋友。再说，她觉得光是波市慈济那套阶级制度，已经够烦了；据她判断，野战医院的情况只会更糟。
最重要的，她会想念那些小婴儿。眼看着那么多人离开，这才是她宁可留下的真正原因。她觉得自己担任护士最胜任的工作，就是照顾母亲和她们的婴孩——忽然间冒出那么多父亲赴远方、阵亡、失踪的婴儿；珍妮最乐意给那些母亲打气。事实上，她妒忌她们。她觉得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只有母亲跟新生儿，父亲被炸到法国的天空里。一个年轻妇女跟她自己的小孩，前面有整个人生——就他们两个。没有附带条件的婴儿，珍妮想。简直就像Chu女怀孕。最起码，往后再也不需要给老二做治疗。
这些女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当然都不像珍妮自以为易地而处时，她会觉得的那么满意。她们要嘛伤心欲绝（很多人如此），要嘛遭到遗弃（很多其他人如此）；要嘛憎恨自己的小孩（真有些人如此），要嘛巴不得找个丈夫，给孩子找个父亲（很多其他人如此）。但珍妮鼓励她们每个人——她高谈阔论孤独的好处，她告诉她们这样多么幸运。
“你不觉得自己是个好女人吗？”她问她们。大多数人都肯定自己。
“你的宝宝不漂亮吗？”大多数人都觉得宝宝是漂亮的。
“父亲呢？他是什么样的人？”一块废料，很多人这么想。猪、寄生虫、骗子——一无是处、身无分文、乱搞女人的家伙！可是他死了呀！有些人抽泣道。
“那你日子更好过了，不是吗？”珍妮问。
有人学会从她的角度看事情，但珍妮在医院的名声却因她的改革活动而江河日下。医院的政策一向是不那么鼓励未婚妈妈的。
“珍妮圣母玛利亚，”其他护士说，“不愿意用最简单的方式生小孩。求上帝赏你一个好了。”
珍妮在自传中写道：“我要一份工作，也要一个人住。这让我成为性的嫌疑犯。后来我要一个小孩，可是我不想为此跟人分享我的身体或人生。这也让我成为性的嫌疑犯。”
正因为如此，外界认为她自甘下流。（她那部名著的书名也是这么来的：《性的嫌疑犯：珍妮·费尔兹自传》。）
珍妮发现，让人大吃一惊远比试图好好过日子、保有一点隐私，能赢得更多尊敬。珍妮告诉其他护士，有朝一日她会找到一个男人怀孕——只怀孕而已，再没有其他。她告诉她们，她不考虑让那男人尝试一次以上。她们当然等不及告诉每一个她们认识的人。不久，就有好几个人来对珍妮毛遂自荐。她得当机立断做抉择：撤退、因秘密曝光而蒙羞，或厚起脸皮硬撑到底。
一个年轻的医科学生告诉她，他愿意献身，只要在连续三天的周末长假里让他试六次。珍妮说他显然缺乏自信；她要一个更有安全感的小孩。
一位麻醉专家告诉她，他甚至愿意付小孩的教育费用——直到大学毕业——珍妮告诉他，他的眼睛太靠近，牙齿长得太难看；她可不想让未出生的小孩背负这样的缺陷。
另一个护士的男朋友手段最狠；他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递上满满一杯浓稠的浑浊液体吓唬她。
“Jing液，”他对杯中物点头示意，“一发就这么多——我办事绝不马虎。要是只给一次机会，非挑我不可。”珍妮把那杯可怕的东西高高举起，镇定地审视一番。天晓得杯子里是啥玩意儿。护士的男朋友说：“这只是让你看看我有什么货色。”他笑开了嘴。珍妮把那杯东西倒在盆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