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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该看看我的狗！”史都华对珍妮叫嚣。“到处是血！狗躲在吊床底下！门廊上都是血！”史都华声音哑了，“那个杂种到底把邦克怎么了？”
母亲说话时，盖普觉得库希在身旁瑟缩了一下。珍妮的话想必令库希记起她十三年前说过的话。珍妮只说：“盖普咬了邦克。”然后便关了灯，笼罩整座保健中心的黑暗中，只听见史都肥的喘息和雨水滴落的声音——雨清洗着史迪林校园，把所有事物洗得干干净净。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1）
珍妮带盖普去欧洲那时候，盖普对于作家闭门杜客的孤独生涯，已经比大多数十八岁的大孩子都更有心理准备。他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生活得很起劲；况且他是一个把孤独自闭的生活方式视为理所当然的女人一手带大的。得再过很多年，盖普才会发觉自己没有朋友，这是个珍妮从不以为异的怪现象。恩尼·霍姆若不是保持距离且彬彬有礼，也不会成为珍妮有生以来第一个朋友。
珍妮与盖普找到公寓之前，在维也纳各区住过十来个不同的寄宿舍。（译注：pension有时亦称做boarding house，经营方式以中长期住户为主，可包三餐；有空房的时候，也收留单住一夜的赶路旅客，兼具宿舍与旅馆的功能。）这是丁奇的点子，他以为这是在城里挑选最喜爱的居住区域的理想方式——每区都住住看，然后做决定。但是在寄宿舍间朝秦暮楚的生涯，对一九一三年夏季的丁奇而言，想必愉快得多。珍妮和盖普来到维也纳时，已是一九六一年；他们很快就厌倦了拖着打字机换寄宿舍的生活。但这番经验却为盖普提供了他第一篇重要短篇小说《葛利尔帕泽寄宿舍》的题材。来到维也纳之前，盖普甚至不知道寄宿舍是做什么的。他很快就发现，寄宿舍的服务比旅馆次一等；它规模比较小，一定不豪华；它有时供应早餐，有时不供应。住寄宿舍有时能捡到便宜，有时却是一大错误。珍妮与盖普也曾找到清洁、舒适、友善的寄宿舍，但它们大多数都令人不快。
珍妮与盖普没花多少时间就决定住环城街一带；这是一条环绕旧城市中心的宽阔街道，附近不但什么都有，甚至不说德文也行得通——这儿是维也纳最奢华、国际化的地段，如果还能算是维也纳一部分的话。
盖普照顾母亲觉得很好玩；史迪林三年的德文课程，使他成为主导者，他显然很喜欢当珍妮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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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烤牛排吧，妈。”他对她说。
“我觉得Kalbsnieren听起来很有意思。”珍妮道。
“那是小牛腰子，”盖普说，“你喜欢吃腰子吗？”
“我不知道，”珍妮承认，“恐怕不会喜欢。”
他们终于搬到自己的地方，采购就由盖普负责，珍妮在史迪林校内食堂吃了十八年，她从来没学会做饭，现在她也看不懂说明。到了维也纳，盖普才发现自己多么喜欢烹饪，但他宣称，欧洲第一点讨他喜欢的是厕所。住寄宿舍期间，盖普发现厕所是个只摆了马桶的小房间，这是欧洲第一件让他觉得有道理的事。他写信给海伦说，“这是最聪明的系统——在一个地方撒尿拉屎，在另一个地方刷牙。”盖普的小说《葛利尔帕泽寄宿舍》里，厕所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一时之间，盖普还不会写这篇故事，或任何其他东西。
尽管跟同龄者相较，他的自我纪律算是非常好的，但该看的东西实在太多；再加以忽然加诸他身上的大量工作，让盖普着实忙了好几个月，这期间，他唯一满意的写作就是给海伦写信。他对自己新开拓的地盘十分兴奋，还来不及建立写作的生活规律，虽则他努力过。
他试着写一则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开始时他只知道这家人生活很有趣，成员之间的关系很亲密。知道这么多是不够的。
珍妮与盖普搬到位于第四区的小街许文德巷，一幢天花板很高的｜乳白色公寓二楼。转过街角就是尤金王子大道、史华森堡广场，以及上、下美景宫（译注：Upper and Lower Belvedere，尤金王子的夏宫，建于十七世纪，包括两座宫殿及三层花园，目前充当历史美术馆）。到头来，盖普去参观过全城所有的美术馆，但珍妮只去了上美景宫。盖普解释给她听，上美景宫只收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绘画，但珍妮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她足够了。盖普解释道，她起码也该到下美景宫的花园散散步，看看那儿的巴洛克收藏，珍妮却只摇摇头；她在史迪林修过几门艺术史课程——她受够教育了，她说。
“还有勃鲁盖尔父子，妈！”盖普道，“你就坐沿环城路往北方向的公共汽车，在玛莉亚西佛大道下车。站牌对街的大建筑就是历史美术馆了。”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2）
“但是我可以走路去美景宫啊，”珍妮道，“干嘛坐公交车呢？”
她也可以走路去卡尔大教堂，而且阿根廷大道走不多远，就有好些外观非常有趣的使馆建筑。保加利亚大使馆就在许文德巷，他们公寓正对面。珍妮说她喜欢待在住家附近。隔一条街就有一家咖啡馆，有时她到那儿去看英文报。她从不到外头吃饭，除非盖普带她去；而除非他做给她吃，否则她在家也不吃东西。她全心全意放在写作上——这期间，她比盖普更专注。
“这时候我没有时间当观光客，”她对儿子说，“你尽管去吧，吸收这儿的文化。这是你该做的。”
“吸收，吸……吸……吸收。”丁奇告诉他们。珍妮却认为，只有盖普有此必要；她自己早就吸收够了，现在她有一大堆话要说。珍妮四十一岁，她觉得人生有趣的部分已经过完了；目前她只想把它写出来。
盖普给她一张纸，让她随身携带。上面写着她的住址，以防迷路：维也纳市第四区许文德巷十五号二楼。盖普必须教她住址的正确发音这一烦人的课程。“Schwindgassefunfzehnzwei！”珍妮念得口沫横飞。
“再一遍，”盖普道，“你迷路时想一直迷下去吗？”
盖普白天在城里到处逛，发掘晚间或傍晚珍妮的写作告一段落时，可以带她去的地方；他们会喝杯啤酒或葡萄酒，盖普把一天的经历讲给她听。珍妮很有礼貌地聆听。啤酒和葡萄酒都使她昏昏欲睡。通常他们会在外头吃顿美味的晚餐，盖普护送珍妮搭公交车回家；他特别以从来不搭出租车自豪，因为他对公交车系统了如指掌。有时他早晨去公共市场买菜，早早回家，花整个下午做饭。珍妮从不抱怨；在家吃或出去吃，她都无所谓。
“这种叫做Gumpoldskirchner，”盖普为她讲解葡萄酒，“适合搭配烤猪肉。”
“多么奇怪的字！”珍妮说。
后来盖普评论珍妮的文字风格，以他典型的口吻写道：“我妈妈跟英文搏斗得好辛苦，难怪她一直都没兴趣学德文。”
珍妮天天坐在打字机前敲敲打打，却不得写作之门。虽说字数不断累积，她阅读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却不觉得乐在其中。撑了一阵子，她开始试着回想读过的好文章，分析它们跟她的初稿有什么差别。她从头开始平铺直叙。“我出生，”如此这般。“我父母要我留在韦斯利；但是……”当然还有：“我决定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后来借着如下方式如愿以偿……”珍妮读过很多好小说，所以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跟记忆中的好小说一点也不像。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她经常差盖普到少数几家卖英文书的书店去采购。她要更仔细观察书的开始；很快她便完成了三百页打字稿，但她仍觉得自己的书还没有正式开始。
珍妮默默承受写作的困境；在盖普面前，她总是表现得欢欢喜喜，虽说经常心不在焉。珍妮一辈子都相信，凡事有始必有终。好比盖普的教育——好比她自己的教育。好比盖普技术士官。她对儿子的亲情没有减少半分，但她觉得担任他母亲的阶段已告结束；她觉得一路把盖普带到这么远，现在该让他自己去找事做。她不能一辈子都替他报名参加摔跤或其他什么的。珍妮喜欢跟儿子住一块儿；事实上，她从没有想过他们会分开住。珍妮希望盖普在维也纳天天都能找到乐子，盖普也办到了。
他那个关于一个亲密而有趣的家庭的故事没有进展，不过他找到些有趣的事给他们做。这家人的父亲做督察员，他工作的时候都带家人同行。这份工作主要是考核奥地利境内的餐厅、旅馆、寄宿舍——予以评分，分列甲、乙、丙等级。这是盖普想象中他自己会喜欢的工作。像奥地利这么依赖观光的国家，把供给观光客吃与睡的地方分类分级，应该极为重要，但盖普想不出这件事的重要性何在——或对谁重要。到目前为止，他只有这一家人：他们有份有趣的工作。他们揭发缺失；他们打分数。又怎样？还不如给海伦写信简单得多。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3）
那年夏末与秋初，盖普靠步行与搭电车走遍了维也纳，没跟谁打交道。他写信给海伦说：“青春期有一部分就是觉得，周围没有一个人够像你而足以了解你。”盖普说，他觉得维也纳会加深他内心的这种感觉，“因为在维也纳真的找不到像我这样的人”。
这一观察，起码在数字统计上有其正确性。在维也纳，连年龄跟盖普相仿的人都很少。一九四三年出生的维也纳人不多；事实上，自从一九三八年纳粹占领开始，以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维也纳出生率极低。尽管强暴造成数量可观的婴孩，但一九五五年——苏联占领结束——之前，想要孩子的维也纳人真的不多。维也纳被外国人占领了足足十七年。可想而知，大多数维也纳人都认为，这十七年不是生小孩的好时机。盖普体会到，十八岁的年纪使他在这座城市里与众不同。这当然加速他成熟，这想必也使他愈来愈觉得，维也纳毋宁是个“保存一座死去城市的博物馆”——他给海伦的信上写着——而不是一座仍然活着的城市。
盖普的观察并没有批评的意味。他喜欢在博物馆里晃荡。“更真实的城市未必这么适合我，”他后来写道，“但维也纳已迈入死亡阶段，它动也不动地躺着，让我看个清楚，回头想想，再看一遍。活生生的城市里，我绝不可能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城市静止不下来。”
于是盖普趁着温暖的季节观看维也纳，写信给海伦，替母亲料理日常事务。珍妮在他选择的孤独生活中又加入了写作的寂寥。“我的作家母亲，”盖普写给海伦的无数封信里，经常调侃母亲。但他妒忌珍妮，因为她不停地在写。他觉得被自己的故事卡住了。他发觉，不论他为这虚构的家庭安排多少次冒险，都理不出一个目标。再去一家甜点做得太蹩脚，以致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甲级标准的乙级餐厅；或一家因为接待大厅里的霉味久久不消，必须从乙级降为丙级的旅馆？也许督察员的家人在甲级餐厅里食物中毒，但这有什么意义？寄宿舍里可能藏着疯子，甚至罪犯，但他们如何影响事情的轮廓？
（）
盖普知道他的小说还没有轮廓可言。
他在火车站遇见一个刚下车的四人马戏班——来自匈牙利或保加利亚。他试着设想他们在自己的小说里。有一头会骑摩托车、在停车场不停绕圈圈的熊。一小群人围拢来，倒立走路的男人，脚底板托着一个罐子来为熊的表演收钱；他有时会摔倒，但熊也一样。
表演了一会儿，摩托车发不动了，其他两个马戏班成员的拿手好戏是什么，没人知道；他们正想接替熊和竖蜻蜓的男人上场时，警察就来了，要求他们填一大堆表格。这没什么看头，群众——就那么几个人——也散了。盖普待得最久，不是因为他想看这个不成气候的马戏班接下来的演出，而是因为他想把他们写进小说里。他想不出该怎么做。离开火车站时，他听见熊在呕吐。
一连好几个星期，盖普的小说唯一的进展就是题目：《奥地利观光局》。他不喜欢这题目。他暂且丢下写作，回去做他的观光客。
但天气逐渐变冷，盖普对观光也腻了；他开始吹毛求疵，抱怨海伦回信不够多——这显示他信写得太多了。她比他忙得多；她进了大学，而且获准跳级大二，她的课程负荷是正常的两倍以上。如果年轻时代的海伦跟盖普有任何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好像急急忙忙要赶到什么地方去。“别去烦可怜的海伦。”珍妮劝他，“我还以为你除了写信，还要写别的东西。”但盖普不喜欢在同一栋公寓里跟母亲竞争。她打起字来不假思索；盖普暗忖，他的作家事业还没开始，恐怕就要断送在这稳定的打字机敲击声里。“我母亲对修订的沉默一无所知。”盖普有次说。
十一月间，珍妮完成了六百页的打字稿，但她仍觉得一切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盖普没有可以让他这样文思泉涌的题材。他这才知道，想象比回忆难。
他的“突破”（他在给海伦的信上用这个字眼）出现在一个寒冷的降雪天，地点是维也纳市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离许文德巷没几步路；正因为知道随时可以走过去，他偏就漏看了。珍妮跟他提过这地方。这是她绝无仅有到过的两三个地方之一，因为它就在卡尔广场对面，在她所谓的“附近”范围之内。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4）
她提到馆内有间作家工作室；她忘了是谁的。她觉得在博物馆设一间作家工作室，是个有趣的点子。
“作家工作室吗，妈妈？”盖普问。
“是啊，一整个房间。”珍妮道，“他们陈列了那位作家所有的家具，甚至可能包括墙壁和地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
“我好奇他们干嘛要这么做？”盖普道，“整个房间都在博物馆里吗？”
“是啊，我想那是间卧室，”珍妮道，“但也是作家实际写作的地方。”
盖普翻翻眼珠，听来简直猥亵。作家的牙刷在吗？还有夜壶吗？
那是个很平凡的房间，床看来嫌小——像小孩的床。写作的书桌也小。不是大块头作家的床和桌子，盖普想。木头色泽黝暗，每件东西好像都很容易坏；盖普觉得母亲写作的房间还更好。这位房间被供奉在维也纳市立历史博物馆里的作家，名叫法兰兹·葛利尔帕泽（Franz Grillparzer）；盖普从来没听过他。
法兰兹·葛利尔帕泽死于一八七二年；他是奥地利诗人和剧作家，奥地利以外，很少人听说过他。他是那种名望没能超越十九世纪的十九世纪作家，盖普后来还说，葛利尔帕泽甚至算不上在十九世纪享有盛名。盖普对戏剧和诗都不感兴趣，但他到图书馆读了葛利尔帕泽号称一时之选的散文体作品：冗长的短篇小说《可怜的提琴手》。盖普想，或许他在史迪林修的三年德文程度，不足以欣赏这篇小说；他讨厌这个德文版本。后来他在哈布斯堡大道一家旧书店找到一个英译本；他仍然讨厌它。
盖普认为，葛利尔帕泽的名作是场荒唐可笑的通俗剧；他还嫌它叙述技巧拙劣、过分滥情。这篇小说只隐约让他联想到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主角往往优柔寡断，只会因循度日，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但在盖普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本事让你对这么一块废料感兴趣，葛利尔帕泽却只会拿眼泪潸潸的无聊细节活活烦死你。
在同一家旧书店，盖普还买到马可·奥勒留（译注：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亦为主张禁欲、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