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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小青工听得咋舌。鸡头总结说，所以啊，保卫科长不是输在体力上，而是输在气势上。
见识了方瞎子，我们对鸡头说，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以前就知道老牛逼不能惹，现在才知道厂里有这么多高人。鸡头冷笑一声，说，你们知道个屁，真正的高人是谁，你们根本不知道。后来，鸡头指给我们看，那个扫地的老头，又瘦又干，皮肤苍白，长得有点像欧洲人。鸡头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我们一起摇头，这扫地的老头是个孤老，住在附近的毛竹棚子里，很少说话，也从来不正眼对我们看的。鸡头说，他是国民党的青年师师长，二十岁就当上了少将，黄维兵团的，淮海大战时候被我军俘虏，关了些年再放出来，就在我们厂扫地。老头伦敦留学，一口标准的英语。他还有好多部下都在香港台湾。据说老部下来探望他，要接他去享福，老头捏着扫帚只说一句话：“要听共产党的话。”
九三年，我在工厂里做电工，每天到厂里的澡堂去洗澡。那个澡堂在工厂宿舍区的正对面，一楼是男澡堂，二楼是女澡堂。男澡堂有一个大浴池，还有淋浴间，女澡堂则没有浴池。我一直以为女人也能蹲在浴池里泡澡，后来去过女浴室才知道，女人只能淋浴。我是去女浴室换灯泡，而不是偷窥。
九三年在宿舍楼抓到一个偷窥狂，这人拿着望远镜对着女浴室观望。我们厂的宿舍楼，是一幢极破的三层楼房子，木结构的，住着很多老鼠，平时根本没什么人愿意进去，一是怕房子倒了砸死在里面，二是怕着火了烧死在里面，三是怕被耗子咬了染上鼠疫。此人就蹲在三楼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看得很开心。后来，夕阳照在他的望远镜上，光线反射到女浴室的窗口，有个女工觉得很晃眼，朝那个方向看了看，心领神会，然后就跑下来喊人，抓流氓。
这个流氓是梁秃子的儿子，在甲醛车间做管理员的。梁秃子造了那么缺德的管道，现在终于有把柄被群众捏在了手里，本来应该把他们父子俩都吊在厂门口，剥光了衣服用新加坡皮鞭抽打的，但这个老东西非常狡猾，他竟然对厂长说，他儿子不是变态偷窥狂，而是对人体解剖感兴趣。他儿子的志向是要考医学院，结果呢，只能为医学院提供福尔马林，这就使他产生了一种医生情结，老想看看人体。厂里看在梁秃子是工程师的份上（也不知道他送掉了多少中华烟），居然不做任何处理，把他儿子放了。
当时我们很想不明白，操他大爷，一个对人体解剖有情结的变态狂，可比一个窥淫癖恐怖一百倍。我看过一个英国电影叫《开膛手杰克》，据说是确有其人，这哥们就是以解剖活生生的女人为乐趣。这种人应该马上关到精神病医院去，但厂里不这么想，我们也没办法。
出事的当天，我们几个人跑到宿舍楼里，那里很安静，夕阳都快落山了，几只耗子吱吱叫唤着从我们眼前走过。我，长脚，小李，我们三个很好奇，我们想从那个位置上尝试一下，是不是真的能看见女澡堂。我们站在窗口，那里离澡堂大概有三百米远，用肉眼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赤膊女人，只能看看赤膊男人。洗澡的时候，我们几个很注意观察各色男性生殖器，从干部的到工人的，从退休的到在职的，黑的白的，有毛无毛，长短粗细。当时我是出于无聊，纯粹当游戏来玩，没想到养成了习惯。我现在在厕所里尿尿，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朝两旁的生殖器观望，我既不是同性恋也没有解剖癖，我就是习惯了看一眼。有次在宾馆里看到一个黑人，GREAT！我都想对他竖大拇指了。
另一个澡堂游戏仅限于我们几个青工之间，就是用毛巾抽打荫部，当然是抽别人的，抽自己那是抽打派教徒。长脚在这个游戏中成为了受害者，他长得瘦，根据我的经验，瘦子的老二总是显得大，既然它大，那就成为众人抽打的目标。长脚很可怜，有时候在淋浴房洗头，一脸的肥皂沫，眼睛都睁不开，忽然荫部被毛巾抽了好几下，等他冲掉肥皂破口大骂的时候，干坏事的人早就无影无综了。至于我和小李，我们是结拜兄弟，可以公然地抽他。起初长脚还反抗，嘻嘻哈哈地用毛巾抽回来，但他终于发现自己高个子的坏处，鸡芭位置也高，便于我们抽打。我们抽长脚抽上了瘾，恨不得在他的荫部画一个靶子。后来他捂着荫部到处乱蹿，我们狂笑着把毛巾抽到他的屁股上，长脚哭了。我和小李收了手，抱歉地看着他，他说：“你们都是坏蛋！”
我们对长脚一直很抱歉，其实我们都很爱他，他性格像个女人，一米九五的身高脱光了形同蜘蛛，我们爱他所以要欺负他，和工厂里的其他疯子不一样，其他人纯粹就是欺负他，并不爱他。趁着他抹眼泪的工夫，我们看了看他的老二，都他妈被抽红了，下手太狠了，很不应该。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如何来表达同性之爱，抽抽鸡芭似乎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是绝不会这么干了。
那时候洗头，都是用洗头膏，有草莓味道的，菠萝味道的。之后出现了海飞丝，我是工厂里率先使用海飞丝的，因为我头发油腻，白蓝建议我用这种洗发水。那天为了安慰长脚，我就把我的海飞丝借给他用，他接过来，倒了小半瓶在手里，一半涂在头发上，一半涂在荫毛上。他这么浪费我的海飞丝，我也没说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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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洗澡的时候终于发现，全厂最大的鸡芭不是长脚，也不是其他瘦子，而是元小伟。元小伟是鸡头的徒弟，前面说过，他每天被鸡头按到电门上，用220伏的电流打一下，这样他就成了个不怕带电操作的电工。他练出这种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非常神气，每天揣着个电笔，在厂里昂头挺胸地走来走去。这样的青工我们都不太爱理他，我们自己虽然是青工，但不是所有的青工都爱搭理的。
有关元小伟的鸡芭，已经大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之外。用对比法来描述，虽然比不上我见过的GREAT，但也远远超出了黄种人应有的比例。据说这跟他每天挨电击有关系，我看过个电影，说李小龙就是用电击的方式锻炼力量的。元小伟电的是手指，长的是鸡芭，这一点也很神奇。
我们跑回电工班，对鸡头说：“我靠！元小伟的家伙太大啦！”鸡头不信，长脚就用手比划出了一个很不现实的尺寸。这时候六根在边上说：“我可以作证，真的很大哎。”鸡头抓了抓头皮，说：“勃起的时候要这么长，也算正常吧。”我们一起说：“软的！软的时候就这么长！”鸡头说：“操，他爸爸是黑人啊？”
六根不停地说：“太大了，太大了。”六根的小鸡鸡我们都见过，我们从来不去抽他，怕伤他的自尊，因为很难认准目标。鸡头安慰地拍了拍六根，说：“六根，不要自卑。大的家伙不一定派得上用场，主要还是看技巧。”六根叹了口气说：“我找谁去练技巧啊？”
自从发现了元小伟之后，长脚就很兴奋，长脚说，以后不用抽他了，改抽元小伟吧。我们瞪了他一眼，说：“长脚，你脑子清楚一点。你以为谁都能抽啊？”长脚非常苦恼地皱起眉头，他终于知道，我们之所以抽打长脚的鸡芭，并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长脚的裆部。我们不是疯子，只是比较爱他而已。
元小伟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电工班发现新人类。不久，车间里的阿姨们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她们点名要电工，都是点我和小李，现在她们会对鸡头说：“鸡头啊，把元小伟叫过来换灯泡吧。”元小伟去了之后，阿姨们就用目光抽打他的荫部，他自己不知道。有几次六根和他一起搭档出去，六根是个手艺很好的电工，出去换灯泡是很伤自尊的，当然，和元小伟一起站在阿姨们面前，自尊更是成了狗屁。六跟回来以后非常生气，说阿姨们根本不理他，就围着元小伟说话。发生了这种事情，我和小李乐得清闲，鸡芭小就小吧，至少不用干很多活。
有关元小伟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当时我没见过什么世面，有一种格物的心情，格到活人身上，纯属幼稚。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性质就很恶劣了。
我们发现胡得力从来不去澡堂洗澡。工厂里，食堂分为干部餐和工人餐，但澡堂没法分，干部群众都是四点钟下班，下班之后就去澡堂泡着。工人可以吃得差一点，但绝不可能接受干部洗过的洗澡水。由于我们是和干部一起洗澡的，见识过很多科长科员的裸体，这些基层干部和中层干部中，唯独胡得力，从没有出现在澡堂。
假如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可能性有很多种，胡得力不爱洗澡，胡得力家里是开澡堂的，胡得力有裸体恐惧症，胡得力喜欢去桑拿房找个小姐给他洗。这都有可能。但我们当时武断地认为，胡得力的情况和元小伟正好相反，他太小，见不得人。后来我和小李去换灯泡，说起这个事，我站在梯子上，用圆珠笔在墙上写道：胡得力，没鸡芭。
小李大惊失色，说：“小路，你找死啊。”
我说：“怕个鸟啊，你也来写。”
他说：“我不写，小噘嘴会骂我的。”他那时候也和我一样，不再喊她杜洁的名字，冠之以绰号。
我说：“你怎么跟长脚一样胆小啊？”
小李说：“我不是胆小嘛，但是会被送去上三班的嘛。”
我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后来他在我的强迫下，也爬上去用圆珠笔画了个很袖珍的鸡芭，他没留笔迹，很聪明。我更无所谓，我会用三种不同的笔迹写字，那六个字是我专门用来写情书的笔迹，厂里没人见过。
那串字，以及那个图，被留在了仓库里的某一个电灯泡边上。写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或者很害怕，写过之后就发现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会有人去那里看我们写的东西，仓库里没什么人，而且写的位置很高，接近天花板，站在地上根本看不到。后来仓库粉刷墙壁，油漆工连看都不看，就把我们的作品给刷掉了。我想到厕所里去写，这样就能被很多人看到，后来我蹲在厕所里，发现四周的墙壁上写满了淫词艳赋，根本没地方下笔，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九三年厂里评先进，那是冬天了，我站在厂门口的宣传栏前面，我看到玻璃橱窗后面贴着很多照片，全是那一年的先进工作者。其中有白蓝，也有胡得力。第二天清晨，起着大雾，我很早就来到厂里，我揣着一支很粗的水笔，先在白蓝的照片边上画了一朵花，再在胡得力的照片边上画了一个鸡芭，并不袖珍，而是很大的，对着他的嘴。然后我返身逃入了茫茫白雾中。
我离开工厂之后，有很多个夜晚，都在稿纸上描述它。有时候我把它写得非常伤感，有时候则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
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
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间，否则不要随便闯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摇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她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
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
白蓝听了这些，就说：“我没说错，其实你还是个叛逆青年。”我听了这话，无言以对。
九三年春天，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参加过化工局的一次先进事迹报告，当时，每个厂派十个代表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我在工会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工会的徐大屁眼选了几个优秀职工，后来想到我和白蓝曾经救过德卵，这也勉强算是一件先进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过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里听报告。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但可以不用上班，当然乐意，何况是和白蓝在一起。
那天我和白蓝骑着自行车，来到化工局的礼堂，里面挂着很大的红色横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好像有一种开宴会的气氛。白蓝说，坐到角落里去吧。我不干，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说我脑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领导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们坐在一个半秃的脑袋后面，我点起一根香烟，白蓝说这里大概不能抽烟，我返身一看，后面至少有十七八个工人都叼着香烟呢。听报告的时候，前面的领导也抽烟，台上的先进模范也抽烟，那时候没有所谓禁烟的概念，只要不在生产区，只要不会炸死人，香烟是随便抽的。
出乎我的意料，先进事迹报告会很好听。有人掉进污水池，另一个人去救他，那人救上来了，另一个人死了。有人勇斗歹徒，歹徒来厂里偷钢材，英雄拿着一个手电筒对付四个拿刀的，被捅成重伤，当然他的手电筒也砸中了其中某个歹徒。有人一年四季免费给厂里职工疏通下水道，老婆闹着要跟他离婚，因为他干这个有瘾，连家里房顶漏了都不管。有人看见毒气泄漏，非但不往外跑，还冲进去关阀门，群众的生命保住了，他自己被熏成了傻子。
我听了这些故事，对白蓝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救德卵很伟大，可以上台做报告，现在才知道这根本算不上个鸟毛。这些先进事迹太厉害了，你看过《圣斗士星矢》吗，他们简直就是圣斗士。白蓝说，闭嘴，什么神斗士的，乱七八糟。
后来上来了一个老头，是个老英雄，他为了修一台进口机器，把左手的四个手指头，连带小半个手掌全都轧掉了。他伸出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