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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利国家一般要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为12％多，差距很大。
第21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3）
再来看工行、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这三大国企的例子，它们一年净赚3000多亿，却只有200多亿上缴国库，余下的2800来亿，都被纳入了各自的腰包当中，名义上是国企，使用的是国家的资源，但是90％的利润都归企业本身来分配。民营企业的问题恰好相反，是工资太低。国际上普遍统计，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三十年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把部分人养得膘肥体壮、油光满面的同时，老百姓自身则日渐成为21世纪的“包身工”，“房奴、孩奴、卡奴”们面黄肌瘦，形销骨立。
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报复社会”成为流行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杀人案、昆明禄劝县特大杀人案、陕西省汉阴县杀人案、南京汤山投毒案、四川成都公交纵火杀人案、湖南益阳纵火杀人案、天津驾车撞人案、北京农民工驾车撞人案……近年来报复社会案层出不穷，杀人者多是被边缘化的、被人漠视的、经济窘迫的“失败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的制造者郑民生被制伏后，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在王府井制造杀人案的艾绪强说，“因为那里是富人聚集地，只能选择在那里与那些富人同归于尽。”
一切的一切，汇聚成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一句话：“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国家大事就两件：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做大了财富蛋糕（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治富”，把财富蛋糕分配好！
第22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1）
中国老百姓“仇富”吗？
面对这样一个纠结的社会现状，既得利益集团有些如坐针毡，开始出来摆事了。他们说，我才刚刚宽裕一点而已，你凭什么就眼红了？小平同志不都说了吗，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国策。分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嘛！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还是你祖宗十八代以上的问题，这是“根”源的问题，因为从古到今，中国人就有着“仇富”的劣根性。
中国人民真的有“仇富”基因吗？中国老百姓难道就因为几千年来搞了若干次农民起义，出了几个陈胜、吴广，便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仇富劣根性”这样一个屎盆子？待富阶层们难道仅仅是因为发泄了一下不满，便成了“民粹主义”的代表？
用“仇”字来形容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其实是很欠水准的一种说法。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最具备一种感恩的心态，他们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教化了几千年，而中国传统的孝道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是一以贯之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这是孔子的原话。
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一个双边的关系，而非单边的伦理信条，它讲究的还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关系。如果做父亲的慈祥，那么做儿子的就孝顺，如果做哥哥的能爱护弟弟，做弟弟的自然也学会尊敬哥哥。先富的人好比是哥哥，待富的百姓则是弟弟，哥哥对弟弟好，弟弟自然会亲近你，先富的人既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自然也就没有资格来要求待富阶层对你恭敬有加。
中国老百姓确实有“仇富”的基因，只不过我们仇的是“小人富”，而非“君子富”。“小人富”和“君子富”本来是司马迁总结出来的两种典型的财富模式，所谓的“小人富”就是不择手段只顾着自己闷声发财的，秉承的是儒家哲学中“小人”的德性：自私自利。而“君子富”强调的是自己发财了，也广济博施了，秉承的是“君子”的境界：自立立他。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所要求的是“均衡”，而非“平均”。和追求人人平等的现代西方人相比，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能忍辱负重的。自古以来，老百姓揭竿而起，没有一个是因为想主动追求山珍海味、酒池肉林和绫罗绸缎的奢华生活的，而是因为被社会现实压力逼得无路可退，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已经忍无可忍了。老百姓所追的是相对的公正，也就是说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能太大，富人吃肉，穷人好歹吃点小葱拌豆腐，而不是喝刷锅水，很多老百姓一辈子的追求不过是“农妇、山泉、有点田”。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不求大锅饭，只要混口饭” ！
第23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2）
从齐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读懂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心理。春秋时候，齐国的管仲是一个很注重个人生活享受的中央级高官，非常奢侈，私邸豪宅建了一座又一座，但管仲治国有方，日渐富足的齐国人对他不仅没有怨言，反而称誉有加，连后来的孔子也感慨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这个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最近一段时间，深圳30亿元村官成为了新闻的焦点，闹得沸沸扬扬。一位记者在事发当地采访了一位正在小区内散步的60多岁的阿婆，征求她对这一事件的看法。阿婆说了如下一段话：“20多年前，我还要耕田种地开蚝，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了，下田耕地更是没日每夜。而今，我一个月领着4500元的分红，家中5口人，有几万元固定收入，谁给我好日子，我就支持谁！”
“谁给我好日子，我就支持谁”，这一句话说出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声！毛主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官者和富豪们记住这些话，就是中国之福。
“左右之争”：福利社会是天使还是魔鬼？
今天中国社会福利的严重缺失和贫富两个阶层的日趋对立，让左、右两派的斗争再一次成为了焦点。左派要求重新分配财富以实现社会公正，呼吁建立福利国家，而右派则依然坚持“效率优先”那套理论，崇尚自由竞争，认为发展市场经济，赢家过好日子输家过穷日子才是最公正的。一场“福利之战”拉开了序幕。
处于强势地位的右派发动了利益保卫战。开发商一方面开始哭穷，说房价涨幅还比不过大白菜，另一方面口口声声称，开发商只为富人盖房子，而企业家只给投资人赚钱（窃以为，这样的企业家好比“小姐”：谁给我钱，我就让谁上。他们应该没读过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关于企业使命的论述）；学者称富人得不到保障，穷人就要遭殃（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则认为古代中国可能因穷人太穷而衰落）；教授认为上访户是神经病；更有人认为，不应该给拆迁户进行市场价格的补偿，理由是旧房子涨价不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能独占（事实上也就等于在说，低价征地和高价售出的巨额剪刀差只是属于政府和开发商的蛋糕，富人可以下金蛋，穷人只能滚蛋）；最绝的是还有人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有利于社会和谐。
第24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3）
右派们在发布这些言论的时候，身上穿着“市场经济”的黄马褂，手里拿着“改革开放”的尚方宝剑，额头上贴着“先富后富”的保命符，有了这些家伙，他们心里很有谱。他们认为，福利制度只会培养出一批好吃懒做的穷人，为了保持勤奋的优良传统，还是让穷人们负担重一点的好，不要让他们养成了推卸责任的习惯。他们拿美国当例证，据说今天在美国，人们对福利这个词已经相当反感，有一名靠政府救济金度日的女子在已有６名子女的情况下又生下８胞胎，立即收到美国民众发来的死亡恐吓信。
对此，左派人士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我就不要求北欧这类型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水准也罢，哪怕是能够到达美国这种水平，那也相当的凑合了，因为我们国家目前的福利标准哪怕是离美国这样的低福利国家也相差甚远，像瑞典、丹麦、挪威这样一些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其社会福利开支占GDP比重均在25％以上，相比之下，美国则不到17％，而中国2007年才5。8％。另外一方面，根据薛涌的研究，北欧这几个高福利国家在人口密度比美国大的前提下，人均GDP要比美国高。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提高，并不必然要阻碍经济效率的提升，相反，福利越高的国家，人均GDP也越高，自然表明经济效益也越高。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北欧一些福利国家不管是总体经济效率还是公司个体的经济效率，都不在美国之下。
2009年5月18日的《经济观察报》上有对北欧国家芬兰的劳动与经济部长毛里？佩卡里宁的采访，他认为绝不是高福利打击了欧洲（典型如德国）的经济效率，真正的原因是各国对教育和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不够。福利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团结观念在芬兰社会中发挥着最为根本性的作用，是芬兰社会的基石。在芬兰，如果要促使普通人更勤奋地工作，你必须确保他们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公平的利益。”
左派和右派，到底谁对谁错？其实左右两派完全可以握手言和。
第25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4）
首先，只有穷人变富，富人才能更富，这是一个经济常识。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当中，内需无疑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而中国今天经济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就在于内需的严重不足，“月光族”“日光族”遍地走。社会基本福利的缺失，使得大量的平民不敢消费，极大地影响了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从而极大地减少了中国富人们的投资回报。有的富人说我只靠投资股市赚钱，跟穷人的购买力没关系。其实如果穷人们变富，也有能力投资股市，那这对富人也大有好处，因为流入股市的钱越多，股票涨得才越多。经济自由派鼻祖的亚当？斯密曾预言过，古代中国虽然GDP世界第一，但必将因穷人无力致富而导致全社会财富创造力的下降，后来果然得到应验，中华帝国的经济被欧美超越了。所以说，让穷人致富，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而要让穷人变富，变得敢大胆消费与投资，就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
其次，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提供社会福利，不仅能够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共产党的执政之基，还能促进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公平和效率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只有有了更多的福利保障，人民才能解决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他们的工作热情、主动性和创造力才能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提升，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自然得以提高。相反，如果缺乏福利的普及与二次分配的公平，社会上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人们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大量群体性事件和犯罪率的上升），也会极大地打击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这些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社会公平最终将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
最后，按照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社会福利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2001年，巴菲特、索罗斯洛克菲勒等120名美国亿万富翁却联名向美国国会请愿反对取消遗产税，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请对我们征税。这是为什么？他们认为人应该生而平等，取消遗产税将使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巴菲特说：“我不认为社会资源应该按照贵胄富人王朝的方式传承下去，美国应该尽可能保持机会平等。”
第26节：中国老百姓“仇富”吗？（5）
沃伦？巴菲特这个将市场游戏和资本规则玩得最纯熟的理性“经济人”是一个矢志不渝的市场竞争的推崇者，但是，他推崇的是“公平的竞争”，讲求的是“机会的平等”。那么，该如何来保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呢？只有让穷人和富人都站在相对公正的起跑线上。这就意味着富人们有责任将自己的财富部分分给穷人们，提高他们的竞争能力。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健康的人就有了基本的竞争力，所以巴菲特等西方富豪的慈善方向多为教育和医疗健康领域。
这或许可以揭示出市场经济的真正游戏规则：平等的机会、公正的过程和自由的结局。巴菲特之所以要把财富投注于慈善事业，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穷人也能够加入到竞争的行列中来，因为他们要的是公平的决斗。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巨大效率，必然发生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需要充分竞争的环境；而穷人是否有平等的机会来参与竞争，则决定了市场竞争是否充分。这再一次说明了左派和右派的理念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只有穷人有能力参与的竞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竞争。
用建设福利社会来促进经济的持续进步，这是中国全新的伟大改革之路。
第27节：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灵魂再造（1）
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灵魂再造
有不少人怀念建国初期的中国社会，因为那时社会相对比较公正。这种公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收入的相对合理、社会保障的全民化和吏治的廉明。
建国初，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行政级从1级到24级，月工资从590元到45元不等，收入的两极差距，在13倍左右。但是在今天，如果以2007年，中国最高年薪6616万（马明哲，中国平安）以及当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850元/月（深圳市，为全国最高的低工资标准）来比较的话，期间相差6486倍。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三十年间，工资收入差距实际扩张了近500倍，民众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
社会保障就不用说了，1952年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才区区174亿，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搞公费医疗、教育和福利住房，让全民受益。2008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60000亿，在全民福利保障上，我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艰难前行。2008年，人民网搞了一次“社会公平调查”，结果显示，有96。11％的人对“权力造成的不公平现象”（即贪污腐败现象导致的包括机会不平等在内的种种社会不公）十分不满。毛主席当年挥泪斩马谡，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等贪官污吏的果敢与决绝，再一次像一股暖流一样涌上人们的心头。他老人家曾经说：“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这一句充满血性和正义感的话，让人民至今感佩不已。
温家宝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今天，当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了，而我们的人民正在一批批地老去，我们忍不住要想起“慈乌反哺，羔羊跪乳”的典故，是人民把国家养大，该轮到国家来对人民进行“反哺”的时候了。而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福利社会”，就是对人民最好的一种反哺方式。
在推行全民福利的道路上，中国已经有了成功的样板，陕西的“神木模式”便是一例。从2008年起，神木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12年全部免费。娃娃上学不交任何钱，课本都是免费的。住校生也免费，每人每天还补助5块半的生活费。2009年，神木在全县推行孤寡老人和重度残疾人免费供养，童年3月1日，陕西神木县在全国率先推行全民免费医疗改革：凡是拥有当地户籍的城乡居民患者，在指定的乡镇医院住院开支200元以上、县级医院住院开支400元以上部分，均由县财政埋单，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最高可以报销30万元。尽管这一全民福利政策出台后，遭受了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