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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在绝望地寻找工作，他们快要维持不了自己的温饱；另一方面，各企业几乎带着同样的绝望，也在开出高薪寻觅合适的人手，来填补数以百万计的职位空缺。《潇湘晨报》曾做过一项社会调查，发现湖南有很大比例的应届大学生期望月薪在800元，低于农民工工资水平；而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年平均收入为51554美元，比高中毕业生平均年收入多了40％多，也就是说在美国，教育是最好的投资。
这是中国高等失败的两大铁证。
第14节：不利于大学生就业的中国GDP（1）
不利于大学生就业的中国GDP
教育专家马树超表示，我国目前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000万个，其中白领岗位250万个左右，而高校毕业生有630万人，将有380万左右不能进入白领岗位。
大学生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服务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提供大量的白领岗位，
而中国今天仍然是以第一、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经济原因。西德1965年到1970年大学扩招，扩招并没有带来大学生失业问题，因为同期西德的服务业在急剧增长，到1970年其服务业占G D P的55。1％。
医疗、教育、研究机构、广告业、电影、电视剧、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服装设计、建筑设计、花园设计等等都属于服务业，都是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需要大力发展。
第15节：不利于大学生就业的中国GDP（2）
文化创意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韩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就设立了创意产业办公室，出台创意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其成效集中体现在电影电视剧的风靡亚洲。香港也已经成立了创意产业协调促进办公室，要把香港的电影、服装设计、建筑设计、流行歌曲等协调起来，以更好地发展。
著名学者丁学良认为，中国有13亿人口，韩国才4000多万人，按照全世界人口的平均智商，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应该比韩国厉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从事文化产业的审批环节太多，缺乏让人才自由发挥的体制、法律和社会环境。如果政府去掉这些束缚，并加强国际交流，中国文化产业会有一个大发展，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也将大大缓解。
目前文化创意中小企业和其它产业的中小企业都生存不易。学者薛涌说“民间小企业在资金上缺乏支持，在政治上缺乏保护，经常受到地方恶霸的欺凌”。来看一个数据，从1996年底到2008年底，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在全国贷款总量中的比例从7。5％下降到3。8％。经营的艰难使得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将资金投向了来钱更快的房市和股市。这对80后90后的就业显然不利，因为中小企业正是提供工作岗位的主力军。例如截止2009年，在日本的制造业中，75％左右的产值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将近90％的劳动力为中小企业所雇佣。在美国，中小企业创造了52％的GDP；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印度，中小企业在GDP中的份额在2012年才有望达到22％。
银行觉得给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比较大，因此不大乐意拿钱出来。慧聪网总裁郭凡生提出以税定贷，就是银行根据纳税数据给予中小企业不同的评级，如果一个中小企业经营超过三年，纳税额连年增加，则应该获得一定的信贷评级，银行对其发放贷款既扶持了优秀企业，也扩大了优质客户。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改善，有利于80后90后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也有利于我们这两代人的创业。因此拯救中国中小企业关系着80后90后的前途命运！
第16节：要么在苦难中沉沦，要么在苦难中崛起（1）
要么在苦难中沉沦，要么在苦难中崛起
恶劣的客观条件我们短时间内无力改变，那么只能寄希望于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了，具体地说就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就业观念。
美国大学生在这方面做得很好。金融危机期间，大学生们争相为农民当实习生。这些学生中不乏纽约大学这样的名校毕业生，学什么专业的都有，如英国文学、生物，他们下了农村就是种地、挤奶，农民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他们中有的人希望了解农业，为日后进商学院、法学院或政府部门积累相关经验；有的人是为了维持目前生活，思考自己的发展方向；有的人就是喜欢贴近自然的乡村劳动与生活。他们都在积极地迎接生活的挑战。
无可否认，在大学毕业生的身价已经一落千丈的时候，中国的80后90后大学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心态却还在高处徘徊，觉得毕业时就该进好单位拿高薪。
有人质问道：“与农民工相比，你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要经验没经验，要力气没力气，凭什么非得一毕业就拿高薪？”其实大学生有这种心态我们觉得也正常。道理非常简单，大学生也是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拥有者正常的人性，从一个偶像的位置沦落为人家的笑柄，这种心态的落差又有多少个人受得了？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不管读书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一个家庭十几二十年的教育成本已经投资进去了，如何收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大学毕业生的心理价位从3000跌到2000再跌到1000乃至于零底薪的时候，每一次的溃败都有着一场心理上的负隅顽抗，每一次的自降身价都带着心灵上的泣血。这样的泣血，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如何的自命清高或者如世人所言难以纡尊降贵，实在是因为当他们拿着一份连养活自己都还磕磕巴巴的工资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为他们穷尽毕生心血与财力的父母，如何去回报那些曾经给予过他们帮助的亲戚朋友和邻里乡亲。他们很愧疚，因为他们让父母输得血本无归，而这直接影响到他们父母下半生的养老问题和生活质量。他们的不甘心难道不可以理解吗？
第17节：要么在苦难中沉沦，要么在苦难中崛起（2）
更关键的是，不少大学生其实并不歧视劳动，也愿意放下身段去从事掏粪，从事殡葬。据招聘网站前程无忧的调查数据，为了能够尽快就业，6成大学生均表示愿意去做“高薪民工”。 南京的一位应届毕业生对记者说：“别说月薪4000元，现在谁要是给我1500元，只要包吃包住，我立马去！”
但是他们害怕这个社会投来的种种鄙夷和耻笑的目光，他们害怕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把这种目光投向他们的父母。他们愿意放下身段，但世人是否又愿意抬升他们的目光呢？今天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不可谓不强，仅仅是三四年的就业挫折，已经让很多的毕业生在择业观上有了新的突破，大学生回家养猪、种植蔬菜、卖蛋饼、当村官的已经不乏其人，新时代的“知青下乡”运动正在形成一种趋势。社会上很多舆论都在评议大学生的择业观，其实，他们何尝不想改变自己的择业观，从主观上他们并不难做到，但是，社会是否能够给予他们必要的舆论支持？社会是否能够排除职业歧视，为他们营建一个健康的职场生态氛围？所以，舆论不应该苛责大学生来改变他们的择业观，因为择业观的改变不仅仅在于大学生，也在于我们每个人。
作为80后90后的我们也要明白，从底层奋斗并不是什么坏事。著名企业高盛集团的招聘观念是重点招募从下层奋斗上来、吃过许多苦的员工。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强调要重点提拔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没在基层干过的领导者很可能瞎指挥，这对企业和国家都是一种灾难。我知道有个图书公司的老总因为底层工作经验不足，被人领导的时间不够长，学到的东西不够多，于是领导别人的时候经常判断失误，不仅害了下属，其言行传出去后还使自己沦为了笑柄。一个有志气的人最好不要让自己成为这种人，而应该踏踏实实从基层一步步向上走。
80后90后的一生是苦难重重的一生，从底层开始奋斗也是磨练我们生存能力和意志力的一大途径。正如梁启超所说：“种种烦恼；皆为我炼心之助；种种危险；皆有我炼胆之助。随处皆我学校也！”生于忧患，方能死于安乐，谨以著名学者薛涌写给80后90后的一段话结束本章：
二十年后，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一对夫妇经常要抚养两边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据正常的经济周期，各种衰退甚至萧条都可能打击他们的生活。人生的路长着呢，意想不到的打击也许会很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生智慧应付这些考验？这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我才说，现在的大学生，如果有淘粪和打高尔夫作为选择的话，还是淘粪去为好。
第18节：前三十年把蛋糕做大，后三十年把蛋糕分好
前三十年把蛋糕做大，后三十年把蛋糕分好
2009年，一辆错误的车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撞上了一个错误的人——这就是引发举国关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说“错误的车”，是因为这辆跑车代表了车主的“富人”身份；而“错误的时间”，则是指案发时间恰好处在了广大民众普遍“仇富”、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错误的人”则是说，受害者恰好是有高学历背景的、足以引发社会关注的、而不至于卑微到让人忽略不计的浙大学生。于是这个血案成了全国民众不满情绪的又一个发泄口。
像“杭州飙车案”这样的“群众泄愤事件”近些年来如雨后春笋，冒了一茬又一茬。从云南“躲猫猫”、上海杨佳袭警、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邓玉娇杀人案”……民众不分青红皂白，清一色倒向弱势一方。在这一浪盖过一浪的支持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被“社会不公”这把利刃割得支离破碎的心灵。
即使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群众性突发事件”正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日俱增，从1993年的8709宗，到2006年的90000宗，十来年间，激增十来倍。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把中国千百年来被驯化得逆来顺受的这一群“良民”们逼到了这个份上？
第19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1）
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在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强国富民的大战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看我们的社会，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确实已经成功地走向了富裕，遗憾的是，“孩子大了不由娘”，他们只记住了当初那条路线的前半部分，“以先富带动后富”则已经拋之脑后。“60后有钱有势，70后有房有车，80后有个老婆还被60后抢”，贫富的两极分化让中国成为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一方面是有钱人豪宅、美媛、名车、古玩，无往不胜；另一方面是小百姓买房、吃饭、上学、看病，一壶难提。一方面是偷着玩、明着养、藏着富、合着抢，另一方面是生不起、养不起、学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死不起。
《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有875；000个千万富豪和55；000个亿万富豪，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1％和7。8％。2010年，有中国富豪拿出5000万美元去纽约曼哈顿买一栋豪宅；还有澳大利亚楼盘来北京卖房，对中国的购买力惊叹不已。这说明中国人不差钱，差的是“不公正”，“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孔夫子当年的告诫，社会的相对公正和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但今天的中国，充当了一个反面的教材。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研究报告《亚洲的分配不均》，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同年5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60％的国民财富。且专家指出，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一方面是拿钱拿到手软的国企高管和腐败官员，另一方面是吃泡面稀饭吃到腿软的下岗职工和底层民工。有钱人翻云覆雨地玩着房子，日进斗金的同时，巴不得着房价日进千里，没钱人有气无力地盼着房子，恨不能来世投身做一只蜗牛，从娘胎里带一座房子出来。一个中国的泡沫房价，把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努力从社会劳动中积攒的那么一点财富又全都给收回去了，只为了给银行撑库房，给地产商撑腰包，给地方政府撑门面，整个中国中低收入者几十年都白忙乎了。80后这一代尤甚，“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那个时代早已如昨日黄花，书中岂止是没有“黄金屋”，连“茅房”都没有！没有房子，我们工作不稳定，连婚也不敢结（现在的丈母娘往往看不上没房子的80后），即便侥幸借窝生蛋给娶了过来，最后还是因为房子问题而矛盾重重。2009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2000多人中，74。2％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夫妻因为房子问题产生矛盾的人较多。上一代的血汗钱、这一代婚姻的不幸、下一代抚养的困难，一个破房子，上下三代人受罪。
第20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2）
医疗呢？“白衣天使”堕落化成为潮流，求医还不如求己。这是个有病都不敢生的年头，医院和门诊部是天使的乐园，患者的失乐园，是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感冒，人家可以给你开出几百元的药来。如果你再进到哈医大二院，遇到个于范玲，住院67天，给你折腾出550万天价医药费来，你就是全家祖孙三代像许三观一样喝冷水卖血也看不起这病了。据卫生部的统计，1980年到2005年25年间居民到医院就诊的平均门诊费用和平均住院费用增长了77倍和116倍，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6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看病难啊，难于上青天！一个重庆的低保户听到能够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竟至于激动到猝死。老百姓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今天的养老，一如当年孔子说的“养猪养狗”，能够给口饭吃就不错了。尤其是对于80后这一代的小夫妻而言，社会养老保障的缺失，让他们身兼着双方父母的家庭赡养责任，三对鸳鸯六张嘴，还有一个小孩要奶水。在父母的心中，他们的孩子能够自力更生，摆脱“啃老族”的帽子，已经是阿弥陀佛天大造化了，哪里还奢望着他们来养老呢？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难题。“社会养老”成为了中国老百姓的“鸳鸯蝴蝶梦”。
建国60年来，几代中国人流血流汗，把我们的共和国建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蛋糕做大了，但却发现大部分蛋糕自己没拿到。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我国ＧＤＰ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１０．９５％升至２０．５７％，企业盈余从２１．２３％升至３１．２９％，而劳动者报酬却从５３．４％降至３９．７４％。国家有钱本身不是坏事，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从中受益不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服务。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还有，社会保障在福利国家一般要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为12％多，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