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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美好童年生活的回忆与向往一日强似一日。随着生活一天天变得平淡无味，面目可憎，金色的童年时代在我心目中愈加灿烂辉煌。在时间的流逝中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的童年就是一段长长的节日，一个少年的狂欢节。我有这样的感觉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变老，而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已失去了某种珍贵的东西。）
当我爸爸为了重拾旧日的快乐而跟我谈起我旧时的玩伴托尼·马雷拉的近况时，这种失落感变得更加深切了。“我在上周的《谈天》上刚刚读到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他就这样开始了话题，最初他会谈起托尼·马雷拉的运动成绩，比如，他怎样拼死在马拉松赛中获得了冠军，然后是关于托尼·马雷拉组织的俱乐部的，说他将如何着手改善本区贫困儿童的境遇。文章旁边总是配有一幅他的照片。从《谈天》这一地方性的周刊，关于他的文章又开始在布鲁克林日报上出现。他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将成为时下热点人物之一，即使他准备参加市参议员的竞选也不足为怪，等等……毫无疑问，托尼·马雷拉已成为布鲁克林上空的一颗新星。他从社会的最底层起步，克服了所有的障碍和不利条件，完成了法学院的学业，为贫穷的移民后代在这块充满机会的伟大土地上能取得的最高成就作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我虽然很喜欢托尼·马雷拉，却总是无法忍受我的家人对他的谈论方式。我从小学时起就认识托尼了，我们一直在同一个班里，而且一同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托尼必须不停地奋斗，而我则恰恰相反。他强硬、叛逆，是个难以管束的孩子；他性格中动物性的一面能把老师们气得发疯，在男孩子中间他则是个天生的领导人物。
许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他的音信，甚至想都没想过他。但在一个冬日的晚上，我却在雨中跋涉时遇到了他。他正要去出席一个政治会议，而我则是去赴和一个人迷人的金发女郎的约会。托尼试图说服我陪他一起去参加会议，说这会对我有好处，我却当面嘲笑了他。他有点儿生气，开始对我谈论起政治，告诉我说他要改革我们地区的民主党；我又笑了，这一次几乎是侮辱性的。对此托尼嚷道：“等着瞧吧，几年之内你就会为我投票的，他们需要有我这样的人在党里。”“托尼，”我说，“我从来没为任何人投过票，也永远不会，但是如果你要竟选职位的话，我也许会破一次例的。如果能看到你成为美国总统，我会再高兴不过了，你会成为白宫的光荣的。”他以为我在挖苦他，其实我是百分之百的诚心诚意。
谈话中，托尼提到了他可能的对手的名字，马丁·马隆。“马丁·马隆！”我惊道。“不是我们的马丁·马隆吧？”“就是他。”他让我确信。这就是共和党未来的代表人物吗？——以我当时的惊讶程度，一根小小的羽毛就足以将我击倒在地。
那个笨蛋！他怎么会得到如此显要的地位？托尼解释说那是靠了他爸爸的影响。我记得老马隆，他是个好人，一个诚实的政客，很难得；可是他的儿子！那个比我们大四岁的马丁总是排在班里的最后面，而且说话还严重口吃。现在这个笨蛋居然变成了地方政界的领袖人物。“你知道我为什么对政治不感兴趣了吧？”我说。“你恰恰就错在这里，亨利，”托尼激动地说，“你想看到马丁·马隆成为议员吗？”
“说实话，”我说，“我一点儿都不关心谁成为这个区或者任何区的议员，这无关紧要；甚至谁成为总统也无关紧要，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国家根本不靠这些卑鄙之辈来治理。”托尼摇头，表示他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亨利，你已经迷失了方向，”他说，“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完这些我们就分手了，此后的几年之内都没有再见面。
老头子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托尼的美德了。我知道，我爸爸只是为了让我能振作起来；我知道，他谈够了托尼·马雷拉之后，就会询问我写作的进展情况如何，卖没卖出一些作品，等等，等等。如果我说还没有重大的进展，我妈妈就会用那种悲哀的目光侧视着我，仿佛是在怜悯我的无知，或许还会再加上一句，说我一向是班里最聪明的孩子，有着让人羡慕的机会，可是如今的我却要当个什么没用的作家。
“你要是真能为《星期六邮报》写点稿子也行！”她会这样说。有时候为了使我显得更加荒唐可笑，她还会说：“也许《谈天》会要一篇你的故事的！”（我写的任何东西她都叫故事，尽管我给她解释了不下数十遍我不写“故事”。“那就不管它们是什么吧。”她最后总是这样说。）
临走时我总是对她说：“你肯定我以前的东西一件都没留下？”回答总是：“别再想它了！”她站在栅栏边和我说再见时，总不忘记发出最后的警告：“你不觉得应该放弃写作，找个工作吗？你已经不再年轻了，你知道，恐怕等不到成名，你已经变成老头子了。”
我总会为自己没能让他们过上快乐的一晚而深感懊悔。在去高架火车站的路上，我必须经过托尼·马雷拉从前的家。他父亲依旧经营着那个临街的鞋铺，托尼就是在这间小茅屋里长大的。历久的铺面没有丝毫变化，只有托尼变了，跟上了时代的发展。我敢肯定他依旧用意大利语和他的父母说话，依旧在问候他父亲时亲切地吻他，依旧用他微薄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家，但家里的气氛却已完全不似从前。当托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儿子取得的成功时，该是怎样的一种狂喜啊！当托尼发表他的精彩演说时，他们听不懂一个字，但是他们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他做的任何一件事在他们看来都是对的；他的的确确是个好儿子。如果他真的成功了，他会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总统。
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从前妈妈是怎样说起我爸爸的，怎样说起他是他父母亲的骄傲和幸福，而我却是他们的苦恼，我给他们带来的只有问题。可是，谁又能说得准呢？也许有一天结果会证明我没有错，也许有一天我会一举改变一切，我会证明给他们看我并不是彻底的无可造就，但是在什么时候，又怎样去证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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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盎然、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来到第二大道。铜版诗的生意已进入收尾阶段，暂时也还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在来第二大道之前，我们已去东区转过一圈，但一无所获。我们在暖和的阳光下已走了很久，又累又渴，想着怎样才能不花钱就弄到一杯冷饮。经过一家糖果店时，我们看到诱人的冷饮柜，便不约而同地决定进去喝点儿什么，然后假装钱给弄丢了。
店主是那种朴实、友好的犹太人。他亲自接待了我们，热情、周到得仿佛我们是天外来客。我们慢慢地呷着饮料，同他聊这聊那，拖延时间好让这令他伤心的消息变得容易接受点儿。看到我们对他这么尊重，他也似乎很是欣慰。该走了，我全身上下乱摸了一气，没找到一点儿零钱，便高声地叫莫娜看看她手提包里有没有钱，说我一定把钱落在家里了。她当然一个硬币也掏不出来。我向店主建议说若可以的话，我们下次路过这里时再付钱。店主相当平静地看过我们的表演，和蔼地说我们愿意的话就忘掉这码事好了。之后礼貌地询问我们从城里的哪个地方来。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对我们住的那条街十分熟悉。这时候他邀请我们再喝些饮料，还请我们吃可口的糕点。很明显他很想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既然我们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我决定向他坦白。
那么我们是身无分文了？他已猜到我们身无分文，但我们的坦白仍让他很吃惊。
我们两人这么聪明，又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而且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在纽约这样的城市竟然没法谋生。我当然假装如果我能找到一份工作自然会接受，同时我也暗示我要找到工作很不容易，因为除了写点东西之外什么都干不了，说完我又补充道，很可能连写点东西我都写不好。他告诉我们，他现在早住在帕克大道了。他的经历，其实很平常。大约八年前他来到美国，口袋里仅有几个美元。紧接着他在佛蒙特的一家大理石采石场干活，那可是艰苦的工作，但它使他有了一笔几百美元的积蓄。用这些钱他买了些杂货，装进一只大袋子，开始沿街叫卖。很短的时间内（听起来就像霍雷肖·阿尔杰所写的故事一样）他添置了一辆手推车，很快又添了辆马车。他一心想到纽约来，渴望在这儿开家什么商店。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卖进口糖果很赚钱。于是他想方设法，弄到了各种各样的外国糖果，每种还都用漂亮的小盒子装着。他很详细地解释了他怎样挨家挨户地兜售这些糖果，正是从我们住的哥伦比亚高地开始的。他干得很棒，虽然只会说几句蹩脚的英语。还不到一年他就攒够了开商店的钱，他说，美国人“爱吃”进口糖果，他们也不在乎价钱。这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各种各样牌子糖果的价格，又告诉我们每盒可以获利多少。
最后他说：“我都能做了，你们怎么会不行？”说完就找了个旅行包，往里装了满满一包进口糖果，说是赊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试试。
他这么热心，这么想帮我们重新站稳脚跟，我们根本无法推辞，只好看着他给我们装包，接过他给我们的坐车钱。便道别了。回家的路上，我激动得无法自己，心里充满了希望。明天早晨，一切重新开始，就从我们所在的那条街开始。我发现，莫娜一点儿也不像我那么兴奋。但是她也跃跃欲试，可是到了晚上，我的热情冷却了不少。
（幸好，这几天奥玛拉外出访友去了。不然他会毫不留情地嘲笑我们一番，居然有这样的想法。）
（）
第二天我们约好中午回去交流一下经验。当我到家时，莫娜已经在那儿了。对上午的结果她有点儿失望，她已经卖出去几盒，但颇费了一番口舌。依她的说法，我们的邻居都不是那种很热情的人（我，当然一盒也没卖出去，对挨家挨户揽生意我已经腻烦了。实际上，我都有心随便找份工作干了）。
莫娜想，有个更好的办法。明天她去办公楼试试，那样她就可以找些男人，而不必与那些妇女、佣人打交道了。如果这个方法再不行，她就去乡村区的夜总会，或者第二大道的咖啡馆（那家咖啡馆，我们是很有兴趣。我想去一趟，看看一个人）。
结果证明办公楼比居民区要好一点儿，但也好不了多少。想要接近那些办公桌旁的男人很不容易，尤其是当你在卖糖果时，而且你还得忍受种种下流的言语。有那么一两个人，比较不错，立刻就买了六盒。很明显，是出于同情。他们中的一个真是好人，她决定不久再去见他。那人肯定竭力劝她别再干这个了。“以后我会告诉你更多他的话。”她说。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卖糖果的第一个晚上。我选择了皇家咖啡馆做起点，因为我常去那儿，很熟（我所盼望的是能碰上个熟人，有个顺利的开头）。当我拎着装满糖果盒的小箱子轻快地走进去时，人们还在悠闲地吃着饭。我略微环视了一下，没有任何认识的人。这时我瞥见在一张长桌旁坐着一群人正吃宴席。我决定把他们做为我的首批顾客。
不幸的是他们过于高兴了，已有些不知所以了。“进口糖果，没别的什么吗？”
一个快活的家伙嘲弄道，“怎么不是进口丝绸？”他旁边的一个人想看看糖果到底是进口货还是国产的。他拿了几盒，递给了桌上的人。看到有的女人在品尝糖果，我以为一切都还顺利。我绕着桌子走，最后走到了看样子是这宴会的主人跟前。他侃侃而谈，还很爱说俏皮话。“糖果，嗯！还是新花样。这人穿着整齐，英语也不错，多半正在读大学……”等等。他尝了几个，把那盒递给了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人，同时仍旧不停地唠叨着，他的自言自语逗得别人笑个不停。
我给冷落一旁像个木头人似的傻站着。没有人问我一盒多少钱，也没有任何人说他要买。在他们尝够了糖果之后，在他们吃了我的东西还拿我开玩笑以后，开始聊其他的事情了，所有五花八门的事，但对糖果却只字不提，也只字不提那年轻人，那个还在一边老老实实等着有人问糖果价钱的年轻人。
我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想看看这帮爱吃爱玩的家伙准备把他们的小玩笑开到什么程度。我不想把那些已传开的盒子再收回来，也不想开口说话。我只是站在那儿，用质问的眼光从这个看到那个，我的目光里渐渐充满了愤怒。我也感到他们一个个开始坐立不安起来。最后还是那个宴会主人觉察到有什么麻烦事快要发生了，而我恰恰是一直默不作声站在他的旁边。他侧转身，第一次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像要打发我走，说：“什么？你还在这儿？我们根本不想要什么糖果。你走吧！”我仍一言不发，怒目而视。我的手指神经质地抽动着；我恨不得掐住他的喉咙。我仍不肯相信他有意要捉弄我——不是我，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白人，而且是个艺术家，我还具很多其他让我引以为荣的品质，而在这自尊心受伤害的一刻，我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些品质。猛然间，我回想起一次也是在这家咖啡馆，为给我的朋友们取乐，我制造了一个场面，我也是这样可恶地捉弄了一个可怜的老犹太人。我突然意识到现在的情形对我来说真是“个大大的嘲讽。现在我反而成了可怜、无助的那一个了——晚会的笑柄，极好的消遣。是啊，极好的消遣，假如你碰巧是坐在桌旁而不是站在那里像只狗一样伸着后腿，为点儿面包屑苦苦乞求。我感到忽冷忽热。我羞愧难当，却又为自己愤愤不平，我恨不得杀了那个戏弄我的人。就是进大狱也比继续受辱强百倍。宁可引起一场骚乱也要打破这僵局。
那人一定觉察到我想了些什么，可是，他也不大清楚该怎样了结他的小玩笑。
我听到他以一种和解的语气说，“怎么啦？”又隔了几分钟，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可是我都喊叫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像个疯子似的喧嚷狂骂。如果不是服务员冲过来赶我走，我可能会一直继续下去。他们用胳膊抱住我的腰，要把我整个人扔出去，就在这时，那个曾戏弄我的人要求他们放开我。他站了起来，手搭在我肩上，说，“真对不起，我没料到会弄得你这么生气。来坐会儿，好吗？”他伸手拿了瓶酒，给我倒了一杯，是葡萄酒。我脸涨得通红，仍然怒目而视。我的手剧烈地颤抖着。桌上所有的人都盯着我；他们好像成了一只长了很多双眼睛的庞大怪物。其他桌的人也在盯着我。我发觉那人用他温暖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同时以安抚的语气劝我喝点酒。我端起杯来，一饮而尽。他又为我倒满，把自己的酒杯举到嘴边，说，“为你的健康干杯！”他宴请的那一班人也举起了酒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叫斯皮尔堡。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说了我的名字，明明是自己的，可在我听来极其陌生。我们碰杯互祝健康。不多久他们就都说起来，极力表明对刚才的无礼行为十分抱歉。坐在我对面的一个长得很甜的年轻女子恳切地说：“吃点儿鸡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