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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的公文包里塞满了假人、绷带和其它各类道具，而且我还经常携带一本书。这本书更如同囚犯在脚底的纹身一样，离我的现实生活实在是太远了，“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而你却想吃饭了！”在沉闷的荒地里，这样的句子从书中出现会影响我一天的情绪，我会发现自己不断地把书砰然合上，像受了惊的山羊一样跳起来，大叫：“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然后便冲出去，也许是身在他们抛弃了我的沼泽边，或在乡下那无边无际的像书似的房屋的第一间边上，或在疯人院门口，没关系，总是那么反复着，头低着，颌部剧烈地动着，发出哼哼的声音，高兴地尖叫，反复地思索、发现、幻想，只是因为这突然出现的句子。尤其是“你却想吃饭！”那半句。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发觉是谁首创了这一美妙的感叹，我所知道的，而且确实有关的是我又重回了普鲁士；和我的同类们在一起。我完全被上帝是否存在这个深奥的问题所吸引了。
几年之后，我能回答吗？为什么上帝存在呢？可以说只在昨天，我才找到作者的名字，而且在同时，我发现了另一位当代作家，一位撰写他的祖国——伟大的俄国的作家，他说：“我们处于那些，这么说吧，那些只为了给世界上一堂课而存在的国家之列。我们不进入世界组织。”
但我并不想谈论昨天或前天。我要谈论的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时间，这种时间和其它时间一起，充满了我每日的空隙。
船和人的道路总是婉蜒曲折的，酒鬼们像行星那样按曲线行走，但没有目的地的人是在上帝存在的时空中，在只属于他的时空中行走，“现在，”——不可思议的字眼！它总在那儿。可以说是和伟大的创世者在一起，明白吗？好，现在是白天，让我们说：“你想吃饭吗？”马上，星星开始奏乐，驯鹿用脚刨着草皮；他们的蓝眼睛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飞快地穿过乃弗斯基景园。我正在通往内圈的路上，胳膊下夹着我的公文包，手里拿着一小包糖果。那是安妮·麦肯的礼物，一个严肃的问题刚刚提出：
“我们还没有解决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
我总在这一瞬进入，现在我是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换句话说，是在上帝的时间里，总是在“现在”。听我这么讲你也许会以为我是路德教的成员——圣爱乐路德教。我不需要改变自己；因为我一开始就很合拍，我的特点就是非常坦率。我不赞成以给世界上课为目的的体制。它应该宣布学校放学了。
同志们正在休息。直到我下令，炸弹才会爆炸，我右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左边是安娜沙玛大帝，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是凭借一些惊人之举脱颖而出的，我是唯一“没有公文包”的，我是一名外国人；我来自“边缘”，那就是说，我是从充满麻烦的地方来的。
“同志们，有人说我们被问题困扰了。……”（我总以这套话开头。）在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我冷静地、自信地向四周看了看，“同志们，让我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到那世界范围的问题上——”
“那是什么？”安娜沙玛大帝大声问。
“那不过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会存在吗？”
在一片“荒唐！”、“垃圾！”声中，我心里感到很舒畅。因为我说出了深藏在内心的神圣的话；因为我无法去证明。我不得不去背诵我刚死记硬背下来的东西，我们聚在一起，并有权谈论上帝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对我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证据，证实了我们正在上帝面前晒太阳取暖。我又回到了那永恒圣殿。那个“食物”一词经常被提到的圣殿，我又回到了那儿，因为：
“而你却想吃饭了？”
我现在非常热诚地对同志们演讲，“为什么不存在呢？”我开始，“难道我们能通过吃光他提供给我们的食物去伤害他吗？难道你们认为因为我们填饱了肚子他就会消失吗？吃吧，我请求你们，尽情地吃！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正无时无刻不在展现自己。你们想去解决他是否存在的问题，没有用的，亲爱的同志们，很久以前，甚至在世界存在之前它就已经决定了。理智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一个问题，那么一定会有什么实际的东西促使了它的出现，我们并不能决定上帝是否存在。是上帝决定我们是否存在（‘你这家伙！你难道没什么可说的吗？’我在安娜沙玛大帝耳边大叫）。我问你们，得出答复之前是吃还是不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吗？一个挨饿的人会去辩论他吃面还是不吃吗？我们都在挨饿：为给予了我们生命的东西挨饿受渴，否则我们就不会聚在这儿了，试想，单凭一个‘是’或者‘不是’便能永远解决这一伟大的问题难道不是发疯吗？我们……（我停下来，转向我右手的一位。
‘你，弗奥多·米哈依洛维奇，你没什么话可说吗？’）我们聚在这儿并不是为了解决荒谬的问题。我们来这里，同志们，是因为在这间房子外面，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提到那神圣的名字。我们是百里挑一的，我们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团结起来的，上帝愿意看到孩子们受苦吗？人们在这儿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罪恶有必要存在吗？人们也许会问这个问题，他们也许还会问：现在在这儿，我们有没有权利期待一个天堂，或永恒是否比永生要好？我们甚至可以争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具有神的本性，还是人与神本性两者合谐的统一。我们都经受了比一般人更多的磨难；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一个高层次的解放。我们中的一些人揭示了人类的灵魂，他们所用的态度，揭露的深度是前所未闻的。我们都活在我们时代的前面，我们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人类新秩序的先导。我们知道在当今的世界发展水平上，没有可以希望的东西，结束历史人物这一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未来将是永恒、自由和爱的。
人类的复活会在我们的努力下实现；死者会从坟墓里容光焕发地走出来，然后我们应该有公社，与以前创造历史的和没有历史的人一起组成真正的永恒的公社，我们应该有永恒的现实来代替神话、寓言，所有这些都在改变，因为科学将背离轨道；不需要寻找现实的线索，因为一切将会真实、持久、坦白，像希洛河的水一样清澈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吃吧，我请求你们，并且尽情地喝，禁忌不是上帝创造的，谋杀、欲望和嫉妒也不是上帝所造，虽然我们像人一样聚集在此，但我们却是通过神圣的灵魂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彼此分别后，我们又重回那混乱的世界，回到那没有任何活动会停止的空间领域，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属于将来的世界。除了在思想和精神上，我们的位置是处在永恒的开端；我们起着原动力的作用；我们有权以自由的名义而受难；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鲜血来洗刷我们的坟墓，没有我们承担不了的任务，我们不用他人的鲜血，而是用我们自己流淌的鲜血去受洗礼，所以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不会缔结任何新盟约，制定新法律，成立新政府。我们会允许死者去埋葬死者。生物和死者会很快被分开。永恒的生命会回来把悲痛一扫而光。人类将从无知与苦难中高唱着站起来，他将站立在他神性的光辉下，任何形式的谋杀都会永远消失，现在……“
当这不可思议的词组涌到我嘴边时，内在的音乐、合谐消失了。我又回到了双重人格里，意识到我正在做什么，分析着我的思想、动机和行为，我可以听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说话，但我不再与他在一起，我只是听到了一些泛音，而且，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把他关起来，我已不再奔驰在没有时间的时空里了。现在世界确实是空虚、单调、没有生气的。混乱和冷酷肩并肩地走着，我现在像那两个大概正手里抱着木偶穿过村子的姐妹一样荒唐可笑。
夜幕降临，我开始艰难地往回走，强烈的孤独感笼罩了我。回到家，听见莫娜在电话里留的口信，说她“朋友”病了，她必须和她过夜。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惊奇，明天还会有另一个谎言，后天也一样。
每件事都突然发生在“斯塔西娅”身上。一天，她被勒令搬出去，因为她晚上说梦话声太响；又有一天，在另一间房间，一个鬼魂拜访了她。她不得不半夜逃走；还有一次，一个酒鬼企图强Jian她，要不就是她在凌晨三点被一名衣着平常的男子盘问。不可避免的，她应该认为自己是名众所瞩目的女人，她白天睡觉，晚上夜游，在全天营业的咖啡厅里呆很长时间，左手拿一个三明治，边上放着一盘没动过的食物，在大理石桌面上写她的诗。有些天她是斯拉夫人，讲话带着纯斯拉夫口音；另一些天，她是从蒙塔娜积雪覆盖的山顶来的假小子，甚至在中央公园都会骑着马的美女。她的话越来越没有条理。她自己知道，但她经常说，在俄国，“什么都是没关系的。”有时，她拒绝使用厕所——坚持用便壶“办公”。当然，最后她忘了倒。
关于她已开始的莫娜的画像，现在像是一个疯子的作品（这是莫娜自己承认的）。
莫娜简直要发疯了。她的朋友正在她眼前堕落，但这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她忠诚地站在她身边，照顾她，安慰她受伤的灵魂。如果需要的话，再帮她擦屁股，但她必须永远不让她感到被抛弃。那有什么关系呢？她问，如果她一个星期三四个晚上与她朋友在一起，难道阿娜·斯塔西娅不是最重要的吗？
“你信任我，不是吗，瓦尔？”
我点头默认（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
当她语气变了时，当我从她口中明白她每晚并不是和斯塔西娅在一起，而是和她母亲在一起时——母亲们也会生病——我知道了任何傻瓜在很久以前就会知道的，那就是在丹麦存在堕落腐朽的东西。
我自问，和她母亲在电话里聊天有什么害处？没有任何害处，真理总能使人豁然开朗。
于是，我扮演了笨拙的皇帝，拿起电话，使我惊奇的是那边是她母亲接的电话。
我用最最随便的声调问莫娜在不在。如果在的话，我想和她说几句话。
她不在那儿，非常肯定的答复。
“最近你见过她吗？”（仍旧是一名态度不明朗的男士在调查一名美女。）
几个月没见她了，可怜的女人听起来好像很难过，她竟然忘记问我这个完全陌生的人她女儿是否有可能已经死了。她事实上乞求我一旦得到她女儿的下落便通知她。
（）
“但你为什么不给她丈夫写信？”
“她丈夫？”
接下来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除了大洋深处的哼唱，没有任何反应表现出来，之后，一个很弱的、沉闷的声音好像在对空间说：“那么她真的结婚了？”
“她当然结婚了，我认识她丈夫。……”
“对不起。”遥远的声音说，接下来是挂电话的卡嗒声。
我在好几个夜晚过去之后才向那有罪的人提起这个话题；我等到我们上了床，熄了灯，然后我轻轻地用财推她。
“干什么？你捅我干吗？”
“昨天我和你母亲谈了谈。”
没有回答。
“而且我们谈了很久。”
还是没有回答。
“有趣的是，她说她很久没有见过你了，她以为你也许死了。”
她能坚持多久？我自忖，当我另一句话刚到嘴边时，我感到她一跃坐了起来，然后是一阵长时间无法控制的发作，那种让我内心感到颤栗的大笑。在抽搐中，她脱口而出：“我母亲！哦，哦！你和我母亲谈话！哈，哈，哈！那太妙了！说这话太妙了，嘻，嘻，嘻！瓦尔，你这可怜的傻瓜，我母亲已经死了，我没有母亲。嗬，嗬，嗬！”
“镇定！”我求她。
但她止不住笑。那是她从未听到过的最可笑的事。
“听着，你难道没告诉我那天晚上你和她在一起吗？还有她病得很厉害？那是不是你母亲？”
一阵大笑。
“那么也许那是你继母？”
“你是说我阿姨。”
“那么就是你阿姨，如果那就是你妈的话。”
又一阵大笑。
“那不可能是我阿姨，因为她知道我结婚了，也许是个邻居。或者是我姐姐。
像是她说话的口气。“
“她们为什么想骗我？”
“因为你是个陌生人。如果你说你是我丈夫，而不是假扮什么其他人，他们也许会对你说真话。”
“可听起来你的阿姨，或是你姐姐并不像你说的在装腔作势，那听起来好像是真的。”
“你不了解她们。”
“见鬼，也许该是我认识她们的时候了。”
突然，她变得很严肃，非常严肃。
“是的。”我继续说，“我打算在某个晚上过去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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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她生气了。“如果你这么做，瓦尔，我永远也不会再和你说话，我会走，那就是我会做的。”
“你是说你从不想让我见你的家人？”
“对，永远不！”
“但那是孩子气的，没有道理的，即便你总是对你的家庭撒谎，……”
“我从来就没承认这样的事。”她打断我。
“喂，得了，别那么说，你很清楚这就是你不想让我见他们的唯一原因。”我强调似的停了一会儿，然后说：“也许你怕我发现你的生身母亲，……”
她更生气了，但母亲这个词又使她大笑。
“你不相信我，对吗？好，有一天我会亲自带你去见他们，我向你保证。”
“那没用，我太了解你了，戏都是为我演的，不，阁下，如果有人会去的话，那只有我自己。”
“瓦尔，我警告你……如果你敢那么做，……”
我打断她。“如果我做了，你是不会知道的。”
“那更糟糕，”她回答说，“如果你做了，你永远也不可能不让我知道。”
现在，她来回踱着步，紧张地吸着嘴里叼的香烟，在我看来，她变得惊慌失措。
“听着，”我最后说，“忘了它吧。我……”
“瓦尔，向我保证你不会去，向我发誓！”
我沉默了一会儿。
她在我身边跪下，乞求地看着我。
“好吧。”我好像很勉强地说，“我发誓。”
当然，我没有一点儿要遵守诺言的意思。事实上，我早已下了决心要揭破谜底，但不需要着急。我有一种感觉，当适当的时刻来临时，我会发现自己面对面地和她母亲坐在一起——那会是她真正的母亲。
Q
“现在，在最后，我感到非常有必要再次提及那些实际上给了我一切的人：高斯和尼采。高斯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提问的才能，如果你让我找出一个与后者关系的公式，那么我就会说我把他的‘世界观’理解为一个‘错误’，但是高斯的整个思想方式是追随莱布尼茨的，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因此，尽管在这些年来遭受了许多磨难、”歧视，我仍认为最终在我手中形成的东西能被骄傲地称为‘一种德国哲学’。“
《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