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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如果一个作家不熟悉这个每日世界，不深入其中，不厌恶名，他就不能有你所说的自我世界。一个艺术家的心中包容着所有的世界，而且他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是这个世界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就因为他具有创造力这一原因，他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更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他的媒介。其他人只为他们所拥有的世界一角而感到满足——她们自己的一点工作、一些朋友、自己的哲学，等等。见鬼，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不是一名大作家，那就是我还未进入这个广阔的世界。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我不了解邪恶，无知于人们的罪恶，那是另一回事，是因为我不了解我自己，但最终我会了解的，然后我会成为一支火炬，去照亮这个世界，我会去揭露它的深邃。……但我不会谴责它，因为我明白我是它其中的一分子，是机器上的一个重要齿轮。”我停了一下。“你知道我们从未触及根本，我们受的普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是些小麻烦而已，还有比缺衣少食更糟的。在我十六岁刚开始去阅读生活时，我受了很多的苦。要么就是我自己在骗自己。”
“不，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明白？好，那么你意识到不参与生活是同样可以体验到长期受折磨的人在精神上的巨痛的。……为别人受苦——那是最崇高的苦难。当你为自我、为短缺、或为了犯罪而受苦时，你经历了一种羞辱。我厌恶那种痛苦。与他人共患难，或为了他人而吃苦，虽处境相同，但却大不一样。那时，一个人会感到充实。我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它太受限制。我们应该走出去，为我们关心的事去闯去拼。”
我用这种腔调不停地说着，从一个话题谈到另一个话题。经常自相矛盾，说出最夸张的言词，然后再把它们否定掉，努力重新回到自己的论题上。
现在，这种夸夸其谈的个人独白，这种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发生了。也许是因为我不再写作的缘故。也许因为每天大多数的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呆着。也许还因为我有种她正从我手中溜走的感觉。在这些爆发中有一种令人绝望的东西。我在寻求的某种东西，某种我永远也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东西。虽然我像是在指责他，但我却是在谴责我自己。最糟糕的是我永远也不能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我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应该做什么，但我却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细细品味被“保护”这一说法。我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我不可能适应社会，也不会找到适当的位置，所以，我在谈话中发泄自己的情绪。我前前后后地畅谈着。描绘着童年时的光辉，少年时的悲惨，以及青年时滑稽的冒险。每一个片断都是那么的吸引人。如果那位叫麦克法兰的人在这儿，并带着他的速记机的话，那该多好啊！这个故事是多么地适合他的杂志！（以后，我意识到我能把我的生活讲出来却不能把它写在纸上是多么的奇怪。当我一坐在打字机前时，我就会变得对自己很敏感。那个时候我没想到去用我这个代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很奇怪。我到底是怎么了？也许我还没有成为“我自己的我”。）
我的这些话不仅使她陶醉了，也使我自己陶醉。我们入睡时已近黎明。在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我说出了心里的话，可那又是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从中我得到了神奇的满足；我担当了我自己真正的角色。
也许，这些情形仅仅证明了我可以像我已经听烦了的斯塔西娅一样的令人兴奋，一样的“与众不同”。也许是这样的，可能我已经有些嫉妒了。虽然她认识斯塔西娅才不过几天，但你必须承认，屋子里已放满了她朋友的东西。剩下的东西就只差再往里搬了，床头放着两张漂亮的日本画。一张画是龙塔，另一张是广岛的风景，箱子上是斯塔西娅特意为莫娜做的木偶。五斗橱上是另一件斯塔西娅的礼物，一个俄国雕像。更不要说那些原始项链、护身符、绣花睡鞋了。甚至她现在用的刺鼻的香水也是阿娜·斯塔西娅送的（没准儿还是莫娜自己掏的钱）！什么事只要一沾上斯塔西娅就怎么也说不清楚了。当莫娜正在为她朋友所需的衣服、香烟、艺术材料而担忧时，斯塔西娅正把我们家的钱拿出去施舍给她的食客们。莫娜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合适，她朋友所做的一切，甚至偷她的钱包都是正确、自然的。斯塔西娅确实时不时偷窃。为什么不呢？她不是为自己偷，而是为了救济穷人。对于这些事她没有丝毫的不安和内疚。她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哦，当然不是！自从斯塔西娅来了以后，“资产阶级”这个词开始经常出现。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按照斯塔西娅看问题的方式，任何事物都能成为“资产阶级”。你了解她以后，你会发现她多么有幽默感啊，当然，有些人是看不出来的，有些人就是没有幽默感。有时，斯塔西娅会漫不经心地穿上两只不一样的鞋，都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她是漫不经心而这样做的吗？）或者她会拎着一只冲洗袋满街乱跑。为什么要掩饰呢？况且，斯塔西娅自己是从来不用这些东西的——每次都是为了一个在困境中的朋友。
四周的书都是阿娜·斯塔西娅借给她的。其中一本叫《在那儿》，是由某位法国颓废派作家写的。它是斯塔西娅最喜爱的著作之一，并不是因为它是颓废派的作品，而是因为它是关于法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吉勒·德·雷的。他是圣女贞德的追随者。他谋杀了许多孩子——事实上，使整个村子灭绝了。他是法国历史上最莫测高深的人物，她让我抽空看看这本书。斯塔西娅看过原著。她不仅能阅读法文、意大利文，还能阅读德文、西班牙文和俄文，而且，在教会学校里，她还学会了弹钢琴，还有竖琴。
“她会吹小号吗？”我嘲笑地说。
她放声大笑，接下来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
“她还会打鼓，但她必须先兴奋起来。”
“你是说喝酒？”
“不，是吸鸦片、大麻，没有害处，她还没有上瘾。”
每当提起毒品这个话题，我肯定我会听厌的。在莫娜看来（也许这是斯塔西娅的看法），每个人都应该熟悉各种不同毒品的反应。毒品的害处至多是酒精的一半，而且它们的反应更有趣。她迟早有一天会去试试的。村里的许多人，甚至许多受人尊敬的人都拥有毒品。她看不出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惧怕毒品。比如说有一种墨西哥毒品可以使人增加血色，绝对无害。哪天我也应该试试，她应该看看是否能从那位空头诗人那儿搞到一些。那位空头诗人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她讨厌他，他很有钱，但，斯塔西班坚持说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斯塔西娅应该知道，……
“我哪天去借她的一首诗来给你念念。你从来没有听过像她那样的诗，瓦尔。”
“好吧，”我说，“但如果它发臭，我会直言不讳的。”
“别担心！如果她努力了，她不会写一首坏诗。”
“我知道——她是个天才。”
“她确实是，我不开玩笑。她是个真正的天才。”
我忍不住说，糟糕的是天才往往都不正常。
“不来了！现在，你像其他人一样在说闲话了。我反复告诉过你，她和村里的其他怪人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她是一个真正的怪人！”
（）
“也许她像斯君德伯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布莱克一样地疯了。”
“你太高抬她了，不是吗？”
“我并不是说她具有他们的才华，我只是说如果她怪异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她是和他们一样的。她没有发疯，她也不是个傻子，不管她是什么，但她是真诚的。
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打赌。“
“我唯一反对她的是她需要那么多的照顾。”我脱口而出。
“这话太残忍了！”
“不对吗？瞧……以前她一直过得不错，可你一出现，好像她的生活一落千丈了。”
“我告诉过你当我遇到她时，她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知道你说过，但那没给我留下任何印象。如果你不一天到晚地看护着她的话，她会自己站起来，独立生活。”
“我们又回到开头了，我必须向你解释几遍，她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
“那么让她学！”
“那你呢？你学了吗？”
“我以前过得不错，可你一出现，生活便完了，我不仅要照顾我自己，还要照顾妻子、孩子。”
“你太不公平了。也许你确实照顾了他们，但代价又是什么呢？你不想永远像以前那样生活吧？”
“当然不！但我最终会找到一条出路的。”
“最终！瓦尔，你没有多少时间了。你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没有什么成就。斯塔西娅还只是个小姑娘，可是你瞧，她已经多有成绩了？”
“我知道，可她是个天才，……”
“哦，住口吧！像我们这样谈下去永远也不会得出个结果，你就不能忘了她吗？
她没有干涉你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干涉她的？难道我就不能有个朋友吗？你为什么要嫉妒她？公正些，好不好？“
“好，我们别吵了，但别再谈她了，好吗？我不会再说伤害你的话。”
虽然她从未明确表示不要我去“铁锅”，但考虑到她的意愿，我还是没去。我怀疑每天阿娜·斯塔西娅都花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阿娜休息时，她们总一起出去。
间接地，我听说她们去参观了博物馆、美术馆、村里艺术家的工作室，去滨水区游览。在那儿斯塔西娅做了几张船和地平线的素描，还一起去图书馆做研究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变化对莫娜有好处，可以让她去想些新东西。她几乎不懂油画，很明显，斯塔西娅很乐意做她的老师，而且还偶尔提起她有意为莫娜画张画像。
她从来没给任何人画过像，好像她尤其不愿为莫娜画像。
有些天，斯塔西娅会什么都不能做。她只平躺在那儿，像个婴儿一样地被人照料。任何一件小事都会引起她的不适。有对，因为莫娜对她的某位崇拜偶像说了些愚蠢或不敬的话，那些小病就会被诱发，比如像画家莫迪里阿尼和格列柯，她是绝不允许任何人甚至莫娜说一句坏话的。她还很欣赏郁特里洛，但不崇拜他，像她一样，他是一个“失落的灵魂”，还处在“人”的级别上，但是乔托、格吕内瓦尔德这两位中国和日本的大师是处在不同的级别上的，代表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她的欣赏水平还不算太坏）！我猜想她不尊重美国艺术家，但约翰·马丁除外，她对他的评价是缺乏独创但有深度。几乎要使我喜欢上她的是她经常拿着她的《艾丽丝漫游奇境》和《道德经》。以后，她又加了一册兰波的作品，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仍出去遛弯，或坐在那儿装样子，时不时的，我会毫不费力地卖掉一套书，我每天只写四到五个小时，而且在开饭时总很乐意停工。通常，我翻阅卡片，挑选出一位住在不太远的郊区、新泽西的破房子或长岛上的有可能成为我的委托人的人，我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消磨时光，一半是为了能不去写作。当我去那些肮脏不堪的地方时（只有发了疯的图书兜售商才会想到去那种地方），一些对我童年所热爱的地方的回忆经常会意想不到地印入我的脑海，这是联想的反作用规律在起作用。环境越平淡无味，这些不请自来的联想就会越稀奇、美妙。我几乎可以打赌，如果我早上去了哈肯萨克、卡纳西，或者斯塔腾岛上的破房烂屋，那么晚上我就会发现自己在希普斯黑德贝、布卢波因特或者波柯托潘格湖。如果我没钱做长途旅行的话，我会搭私人车，充分相信自己有运气遇见一位带着“和善的面庞”，并能在赌桌上帮我赢回饭费、旅费的人，我又在头脑里想象了，并不像以前那么兴奋，而是很平静的，像一名有大量时间和财力的记者。能让想象中的事发生是多美妙啊！在旅行时，我不时地遇见一两个偏僻的小镇。我会随便挑一家商店（是大商店也好，小铺子也罢，那没有关系），然后开始我兜售生意的游说，我根本不想做生意，也不是像他们说的“使技能不荒疏”，不，我只是好奇于我的话对任何人都不起作用。我感觉我是从外星球来的人。如果可怜的受害者不愿再谈论我的活页百科全书优点的话，那么我就说他的语言。不另行安排它是什么，即使是僵尸也好。我经常发现我和一位与我毫无共同之处而志趣相投者共进午餐，离我自己越远，我越肯定我会有灵感，也许哪天，决定会在一个句子当中作出，然后我就逃走，去寻找那美好、确实存在的过去我知道的地方。问题是如何回到那个地方，并重新成为以前的我。一个充满惊奇的奇怪游戏！有时我像一个孩子，穿着大人的衣服回到我的房间。是的，有时我像小亨利，像他一样地思维、感受、行动。
经常在世界边缘与完全陌生的人谈话。她们俩，莫娜和“斯塔西娅”的形象会突然进入脑海：怀里抱着她们的木偶穿过村子或走过一家博物馆的旋转门，然后，我会压低嗓子对自己说奇怪的事。我会微笑着这么说：“我从那儿进去！”在暗淡凄凉的外围，在一群傻瓜笨蛋之中徘徊。我有一种被隔离的感觉。关门时，我总有一个印象，门在我身后被锁上了，我必须寻找另一条回去的路，但是回哪儿去呢？
这两个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闯入的形象有些怪诞、荒谬。我看见她们两个穿着古怪的服装——斯塔西娅装着工装裤和一双土里土气的鞋，而“珍稀”女士则穿着她那飘逸的斗篷，头发技散着，像马鬃，她们总是一起说话，而且说不同的事；她们做奇怪的鬼脸和手势；她们以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走路，一个像麻雀，另一个像黑豹。
每当我沉浸在童年时光里时，我不再是处在外部，处在边缘了，我在温暖的内部，像一只小虫在成熟的果子肉心里一样。我可能站在老沃特大街十四号安妮·麦肯的糖果铺前，我鼻子顶在玻璃上，看着那些巧克力包的“士兵”，眼里闪着光。
在我的意识里还根本不存在“世界”这个抽象名词。每一件事都是具体、真实、有特色的，但却不能完全描写叙述出来，我是这样，其它事物也都是这样，空间是狭小的，时间还不存在，安妮·麦肯经常靠在柜台上，把糖果塞到我手里，然后笑着拍我的头，夸我是一个多好的孩子，有时她也会跑到街上和我吻别，虽然我们只隔着几户人家。
当我感觉处在边缘而心境又很平和时，我希望有人能像安妮·麦肯那样对待我，也许我逃回童年那遥远的地方只是为了去接受那块糖果、那微笑以及那让人发窘的吻别，我是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一心只想回到过去的人。他对过去曾给过他的东西记得太清楚；他从不考虑自己会去给予什么。这一世界正在以令人难以觉察的速度变着质，可这一变质过程实际上是从一个人想到“这一世界”这个名词时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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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图书兜售商奇怪的想法，奇怪的漫游，在我的公文包里锁着能打开全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还有智慧，像离此只有四十英里之遥的温彻斯特一样。这世上没有比知识纲要更乏味的东西了。我一定是个傻瓜，在那里大谈马让第氏孔、红外线、每个细胞里的细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