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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常登门，提出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来打扰我。或倚在门口，花一个多小时向我追问个不停。很显然，这使她感到好奇：一个人竟能整天坐在机器前不停地写、写、写？我在写些什么呢？小说？怎样的小说？以后我能让她看吗？我能这样，我能那样吗？这女人能提出这么多问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有规律地来访，正像她所说的，为我的小说提供一些素材。她在汉堡、德累斯顿、布来梅、阿姆斯特丹等地的生活片断，一些简单的小事情对她来说却是大胆的、令人震惊的，以致她压低嗓门，轻声细语，如果我真的采用，一定得换地名，当然她的名字也得换，我引她继续讲一阵子。同时很高兴地得到她的一点儿馈赠——奶酪、蛋糕、香肠、一块吃剩的炖肉和一小包花生米。我花言巧语让她为我们做肉桂蛋糕，带糖粉、奶油细末的咖啡蛋糕、苹果蛋糕——都是公认的德国风味，她准备去做任何事，只要将来她能够有幸在杂志上看到关于她的文章。
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我的小说是否真能发表。很明显，她已经阅读了所有她能找到的近期杂志，但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我耐心地给她解释，有时需要等好几个月，一篇小说才会被采用，要再等好几个月才能得到稿酬，我立即补充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费就是靠去年卖掉自己几篇小说的收入——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她好像没听懂我的话一样，干脆地说：“如果你饿了，就可以和我一起吃，我有时觉得挺寂寞的。”然后她长叹一声：“当作家真没意思，是吧？”
当然不是这样，不管她是否起疑，我们总是像饿狼一样，无论赚到多少钱，也总是像雪一般融化了。我们总是四处奔走，拜访那些可以留我们吃饭的老朋友，向他们借车费，或劝说他们带我们去看演出。晚上，我们匆匆在床上划一条……线。
亨尼克夫人总是吃得过饱，而她能觉出我们总是饥肠辘辘，她不断反复邀请我们和她一起就餐——“要是你们饿了。”她从不说：“干吗不和我共进晚餐呢？我特意给你们做了很香的兔子肉。”不，她幸灾乐祸地企图让我们承认这一点。
当然我们从不承认，因为让步就意味着我必须写亨尼克夫人要求的那种小说。
此外，即使一个雇佣作家也应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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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总是按时借钱交房租。有时，克伦斯基博士前来解围，还有柯里，当我们彻底绝望时，就乘车去我父母家里——要去整整一个小时——呆到我们填饱肚子。莫娜总是饭后立刻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竭尽全力把谈话继续下去，并暗暗祈祷在最后一声亨利之前，莫娜不会再睡着。
这种饭后闲谈令人苦不堪言，除了我自己的工作，我拼命谈论所有的一切，然而，这一时刻不可避免，父亲或母亲总会问——“你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而我就会羞红着脸撒谎道：“当然，最近我又发表了两篇。”反映很不错。“真的？”
然后他们会显得惊喜交加，同时问：“发表在什么杂志上？”而我就会随便编个名字，“我们会留意的，亨利，你觉得它们什么时候能刊登？”（几个月后，他们会提醒我，他们仍在留意我曾说的发表在这本或那本杂志上的小说）
到最后，母亲说：“现实一点儿吧！”她正色问我是否应明智些，放弃写作，找份工作。“你曾有很好的工作……干吗放弃呢？要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需要好几年——况且也许你永远不会成功。”等等，等等。我真为她难过，而老头儿总是假装相信我终会成功，我敢肯定，他渴望如此。他说：“他需要时间！给他一段时间！”
而母亲会反驳——“但与此同时他们怎么生活呢？”然后，我会说：“别担心，妈。
我知道怎么办，你很清楚我是有办法的。你总不会认为我们会挨饿，是吧？“而妈妈认为，就是这么回事，她自言自语一般，反复唠叨，最好还是找个工作，用业余时间写作。”可他们似乎并没挨饿，是吧？“老头儿是以这种方式告诉我，若我们真的饿了，就会裁缝店找他。他会倾其所有来帮助我的。我知，他知。我默默地谢他，他也默默地接受我的谢意。即使他知道我在撒谎——当我给他讲述荒诞无稽的恐怖故事时——他也不说破。”很有趣，儿子！“他会说，”真精彩！你会成为畅销小说家的，我敢肯定。“有时，我会在分手时流下泪来，我真想帮帮他，他坐在那破旧不堪、快倒塌的店里，生意冷清，没有一线希望，但他仍是那么愉快、乐观，或许有好几个月，他没有一个主顾登门，而他仍继续做”一个裁缝店老板“。这真是莫大的嘲弄！”这样，“我在街上走着，对自己说：”只要一卖出小说，我就给他些钱。“于是，我变得乐观起来，生出一种古怪的想法：某位编辑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预先给我开一张五百元或一千元的支票，然而，到家的时候，我的期望已降到五元，事实上，我并不满足，我还希望有下一顿饭，有更多的邮票，或者鞋带。
“今天有信吗？”每次进门，我都这么嚷。若信封里鼓鼓的，我就明白是我那物归原主的稿子。若信很薄，则是退稿通知，并附有加寄邮资的要求，以便退还稿件。剩下的就是帐单，还有一封律师的来信，上面是个老地址，不知怎的，转寄给了我。
拖欠的帐单越积越多，恐怕我永远也无法付清了，永远。越来越明显，我准会在雷蒙德街监狱了却余生了。
“别着急，会有转机的。”
每次转机都是她的努力，还是莫娜去找了《黄｜色小说》的编辑，得到了为他们写六篇小说的活儿，只好如此。我以她的名义写了两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我想出一个好主意，翻阅旧期刊，将以前的小说更换人物姓名、开头、结尾，来个改头换面，这办法真灵——他们竟十分欣赏这些伪作。很显然，他们已经习惯于这种口味，但很快地，我就对炒这种大杂烩感到厌倦了，这对我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
一天，我说：“让它们见鬼去吧。”她照办了，而反应却大大出乎意料。那位不可一世的大编辑变成了狂热的爱好者，为了那些该死的小说，他把稿酬提高到原先的五倍。他得到多少，我就不得而知了，为了让莫娜相信，他请求在公共场合会面，只呆半小时，通常是茶屋，绝妙之极！更绝的是——一天他承认自己仍是一个童男子（49岁）！他只是没说自己是一个性变态。我们得知，这该死的杂志的赞助者，包括一大批令人尊敬的性变态者——部长、犹太教牧师、医生、律师、教授、改革家、议员，等等。人们绝不会想到，他们会对这种毫无价值的杂志感兴趣，而那些讨伐卖淫的斗士们，无疑是最热心的读者。
作为对这种矫揉造作的回应，我写了一遍关于一个杀手的小说，好像我与此人十分熟识一般，但事实上，我是采用了小柯里的经历，他与这个“巴炽”或随便什么名字的人在中央公园呆了一夜。柯里给我讲述经历的那晚，我做了一个恶梦，梦里我被穷追不舍，没完没了地逃，只有醒来才会摆脱死亡。“
令我对这个“巴炽”感兴趣的是他使自己强取豪夺的方法，做坏事确需有数学家的头脑。
他在那儿，就在中央公园，而全国在搜捕他。像个傻瓜一样，他给柯里这样的毛头小伙子讲述他的故事，甚至泄漏了零星的其罪恶行程中耸人听闻的部分。
他也许会站在时代广场的一角，就像夜半在中央公园巡逻一样。
抓到他的人奖金五万元，无论死活。
据柯里讲，有好几个星期，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躺在床上，以绷带蒙眼，反复琢磨行动的每一个细节，将一切计划周全，甚至连最细微之处也不放过，而正如一位作家或音乐家一样。在计划未完满之前，他绝不采取行动。他不仅考虑到所有失误与意外的可能性，还需如工程师一般，设想在绝对安全中可能产生的意外险情，他或许必死无疑，或许可以验证其同伙的能力与忠诚，但最终他只能靠自己，自己的头脑与见识，他只身一人，不光是全国的警察，还有所有的公民都在留意他，一步走错，全盘皆输。当然，他不会让自己被生擒，他会自己了断，但他还有伙伴——不能见死不救。
也许那晚，当他溜达出来透透气时，他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确信自己万无一失，以致不能自制。他拉住遇到的第一个路人，泄漏了秘密。他认为，那个可怜的家伙肯定会被吓得魂飞魄散。也许他希望与执法者擦肩而过，向他们借个火儿，或问个路，他们脸对脸，相互接触，向他们致谢，而他们仍然被蒙在鼓里。也许他需要以这种刺激的冒险使自己沉着冷静下来。因为毫无危险地呆在反锁的屋里，进行周密的思考是一码事，而走出去，在每双眼睛的监视下，在人人都是一种威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又是另一码事。运动员要先热身，罪犯也要做些类似的活动……。
巴炽就是喜欢冒险的人，他是一个最危险的凶犯。这家伙本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将军，或一位杰出的公司法律顾问，与其同行一样。他正色告诉柯里，他曾不只一次地给同伙提供公平的机遇，他不是懦夫、小偷，更非叛徒。他只是与整个社会为敌，如此而已。因为无人匹敌，他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是情有可原的。像电影明星一样，他为自己有追随者而得意，狂热崇拜者，他有成千上万名，他时常有些出格的举动，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才干。当然也为取悦他们，干吗不呢？也能从中取乐。
他不是特别嗜杀，尽管他也并不以为然，他最喜欢碰到一个软弱的家伙，可以轻而易举地了事。
他们总是自以为绝顶聪明！
柯里仍激动得发抖，他恐惧、痛苦、崇拜，天知道还有什么。他不肯多说了，只是让我们看报。这准会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即使对我们，他也拒绝透露真相。
他仍感到害怕‘，如醉如痴的。“他的眼睛！”他反复说，“让我觉得手脚冰凉。”
“可你是在夜里遇到他的。”
“不这打紧，他那目光像燃烧的煤一样，烁烁放光。”
“难道不是你的幻想？因为你知道他是个杀手。”
“绝对不是！我忘不了那双眼睛，它们会纠缠我，一直到死。”他浑身打战。
“柯里，你真的认为，”莫娜问，“一个罪犯的眼睛与众不同？”
“当然，”柯里说，“他们一切都与众不同，不光是眼睛。当一个人性格改变时，目光也会变，你不这样认为吗？他们具有‘其它’性格，我是说，他们并非其本身。不是稍逊，就是略胜，我也搞不清，我只能说，他们是异类。即使在他告诉我他的身份之前，我就猜到了，这就像感受到另一个世界的震动。他的嗓音不似任何我认识的人。当他与我握手时，我就像触电一般。我告诉你们，我惊呆了——我是说，一种身体遭电击的感觉。我当即就想跑开，但那双眼睛把我钉在地上，我寸步难移，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我终于明白，遇见鬼是怎么回事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气味——我提过吗？不是硫磺，或者硫磺，更像是一种浓酸，也许他曾与化学品打过交道，但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与生俱来的……。”
“如果你再遇见他，会不会认出他呢？”
（）
令我惊讶的是，柯里顿住了，他似乎有些迷茫。
“直说吧，”他犹犹豫豫地回答：“我认不出，他个性虽强，但也有一种可以把自己从别人意识中消除的力量，这似乎难以置信？我换个说法（在此，我大为吃惊，因为柯里的确大有长进），设想就在此处，圣·佛朗西斯今夜出现在你面前，对你说法语，而明后天，你还会记得他的相貌吗？难道不是因为他的出现给你的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抹掉了有关其特征的所有记忆？也许你从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我这样想是因为我认为人有时会幻想，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但当一个人讲述其经历时，我能记得她的表情。我知道她懂得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有人从天而降，他会带来一种天堂的东西——令人目眩，不过我就是这么想的……。巴炽给我相似的感觉，只是我知道他并非来自天堂，不论他从何处来，这种耀眼的光芒围绕着他。
你得能感觉到，这很可怕！“他又顿住了，脸色缓和了许多。”听着，是你让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你很清楚你是被拽进一个绝对邪恶的世界，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似乎居住在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我不能把它称作地狱，比这更糟，比地狱更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无一实物可以描述，你可以从他们的反应中体味到，他们的一切都不可预测。直到他写出来，我们才知道有这种人，这让我想起——对他来说，凶犯、白痴、圣人都相差无几，对吧？你怎么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是，我们属同类！什么是邪恶的？什么是神圣的？也许你知……我不知道。“
“柯里，你真令我惊讶，”我说，“真的。”
“现在，你认为我非常与众不同了？”
“与众不同？不，不是的，是更成熟了。”
“这有什么，人总不能一辈子都长不大吧。”
“这倒也是……柯里，老实告诉我，如果不会受惩罚，你是不是会成为罪犯？”
“有可能。”他答，稍微低下头。
“你喜欢冒险，是吗？”
他点点头。
“若有别人阻止，你会毫不犹豫？”
“我想是的。”他笑了，相当古怪。
“你还在恨你的继父？”
没容他回答，我又说，“如果能逃脱惩罚，你会杀了他？”
“没错！”柯里答道，“我会像杀一条狗一样。”
“为什么？你知道吗？想一想，不必立刻回答我。”
“根本不用考虑，”他叫道，“我很清楚，我想杀他，因为他偷走了我妈的爱，就这么简单。”
“对你来说，这是不是有点儿可笑？”
“即使这样，我也根本不在乎，这是事实，我忘不了，而且，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你要知道他才是罪犯。”
“也许是对的，柯里，但法律上不成立。”
“谁在乎法律？而且还有其它的法律——更至关重要，我们并非依法规生活。”
“没错！”
“我在为世界做件好事。”他激动地说，“他的死绝对可以净化空气。他是个废物，一直如此，我很荣幸可以除掉他及其同类。如果我们有一个明智的社会，我就会这么干。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罪犯被视为英雄，书籍与其它东西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作者能有此种想法，为什么我、其他人就不能？我真的很苦闷，不是假的……”
“你敢肯定，柯里？”这回是莫娜在问。
“绝对肯定。”他答。
“但若你是书中的一个主人公，”我说，“重要的是你，而不是你的继父。一个弑父者——在书中——并不会因此成为英雄。重要的是他的行为方式，他面对困难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任何人都可能犯罪，但其中有些人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以致这些行为者不再被人们认定是罪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柯里说，“但我不在乎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微妙之处，那是文学！
我老实告诉你，我一直恨他厚颜无耻。如果可能，我会杀了他，一点儿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