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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接触得极少的另一面了。那个世界是多么的五彩斑斓！我在书上空白处写的那些注释恰好生动地描述了他一无所知的那个世界。这是多么富于思想的脑子，这人当然也明白该怎样去工作，而他刚才还在指责我浪费时间！
“这白兰地还不错，是吧？”他说，趁此机会停顿了一下。“对于我来说，少喝点儿白兰地，多做点儿思考——那可是通向智慧的道路。”他做了个他特有的鬼脸，只有他才能在一个鬼脸中融入这么复杂的感情——低声下气的逢迎，以及中伤别人之后的快感。
“老兄，你怎么挤出时间来干所有这些的？可以告诉我吗？”他呻吟着，一屁股陷进软椅里，他那宝贵的酒居然一滴未溅出来。“有件事很明显，”他立刻补充道：“那就是你喜欢你的工作，而我不！我应该接受这个启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想，这听起来太不可信了，是吧？那你就笑吧；我知道有时候我的话听起来多可笑……”
我解释说我不是嘲笑他而是和他一起笑。
“不论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没关系。”他说。“我并不在乎你笑话我。唯有在你面前我可以表露真实的感情、真正的想法。你不冷酷，很真诚。我发现和我交往的那帮人几乎都没有这种品质。不过我不想用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来烦你。”这时他身子倾向前方，脸上露出了愉快、亲切的笑容。“或许说这个不太合适，不过亨利，告诉你也没什么关系。我唯一充满活力，有种近乎于爱的激｜情的时刻就是黑人露茜按照我的要求摆各种姿势时。糟糕的是我怎么也不觉得满足。你知道露茜——她任由我摆布她。她现在都为我裸体摆姿势了，你知道吗？哎！她的屁股好丰满。”他又咯咯地笑了，简直像马嘶声。“天哪！她的那些姿势太刺激了！我真希望你也看见了她那些姿势！你会笑死的！但最后她会弄得我神魂颠倒。我只好把自己泡在凉水里。这样我就慢慢冷静下来了。嗯……”他抬起头来看着站在他身边的莫娜，看她做何反应。
让他大吃一惊是她竟然说：“有时间让我来为你摆姿势如何？”
他的眼睛上下直打转。他从她看到我，又从我看到她。
他说，“老天！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我想这家伙不会在意吧？”
这一夜就在回忆、展望未来以及为调查夜生活作各种计划中度过了，结束时仍和往常一样，在我们耳边索绕的都是那些著名的画家的名字。
乌瑞克在沉入梦乡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必须赶快读读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的文章……你说这是不是很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好好睡一觉，醒来又是精神焕发！”我答道。
他以一个响屁来表明他毫无异议——当然不是故意的。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去和糖果店那人一起吃饭。是在艾伦街一家饭店的地下厅里。艾伦街是最沉闷的街，因高架桥上的火车总是在你头顶上雷鸣般轰隆轰隆而过。他的一个阿拉伯朋友经营这家饭店。饭菜精美可口，主人也非常大方。和他谈话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他是那么真诚、正直、坦率。他详细地述说了他的年轻时代。那是一个很长的恶梦。只有终有一天能去美国的梦想能偶尔使他得到些慰籍。
他以简单、动人的语言描绘了他还在克拉科的犹太人居住区时所想象的美国。那正是千百万人在绝望的深渊中共同憧憬的天堂。诚然，东区并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样，但生活仍然是相当好的。他现在希望有一天能搬到乡村去住，也许去卡茨基尔山，在那儿他想开一家疗养院。他提到了一个小镇，我小时候曾在那几度过假。那个小镇自从被上帝的选民部落接管后一直是个小团体，与我所知的那个可爱的小村子完全两样，但我很容易就想象得到，对他来说，那是多好的一个避难所。
就这样我们谈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站起来，在他外衣口袋里搜寻着什么。他递给我和莫娜两个用薄纸包着的小包，像个小学生似的满脸笑容。他解释说，是小礼物，他很欣赏我们为做好糖果生意所付出的努力。我们立刻就打开了小包。给莫娜的是一只漂亮的手表，给我的是一支极精致的钢笔。他想我们会用得着的。
接下去他又告诉我们他对我们将来的打算。我们应该像以前一样继续努力工作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每周留一部分收入交他保管，这样他可以为我们攒着。他很清楚我们一分钱都存不住，他十分想资助我们做生意，在哪儿租所小办公室，再找些人为我们工作。他深信我们会成功。他认为，一个人总得从最底层干起，靠现金而不是借钱，像所有的美国人那样。他拿出他的银行存折，让我们看他的存款，共有一万二千美元。卖掉店的话又会有五千到一万美元。如果我们做的好的话，他也许会把店卖给我们。
我们又一次不知该如何让他从幻想中醒悟。我委婉地暗示他，相当委婉，说我们也许有其他的打算，但一看到他的脸色，我立刻不提这话了。好吧，我们会继续。
我们要成为第二大道上的糖果大王。也许我们也会搬到乡间去，帮助他办利文斯顿马诺养老院。是的，也许我们很快就会有孩子了。该是认真的时候了。至于写作，等我们的生意站稳了脚跟，就可以有时间考虑了。托尔斯泰不也是到晚年才开始写作的吗？我不忍让他失望，只好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极其郑重地，他问我是否认为这个主意还不错，即写写他的经历——他怎样从一个大理石采石场的工人发迹成为一家大疗养院的拥有者。我说这是极好的题材；等时机成熟，我们再好好谈谈。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连在一起了。即使是舍弃我的生命，我也不舍弃他。他这人实在是太好了。再说，克罗姆韦尔还没有把专栏的事最后敲定（几星期内他不会在城里）。凑合着干到那时候又有什么不好呢？至于莫娜，她认为在白天跑跑房地产生意也没有什么坏处。马西阿斯已迫不及待了，不等莫娜有第一笔交易就已预付她钱了。
虽然我们的打算都很好，糖果生意仍是注定要失败。莫娜一晚上甚至连一两盒都卖不出。我又开始陪她一起卖了，仍然是拎着两个旅行包在娱乐场所外面等（到现在对《艺术史》我已十分熟悉，任何时候我随意地闭上眼睛，仍能把这本书整段整段地背出来，并添加了一些我独出心裁的细枝末节于其中）。谢尔登神秘地“失踪”了。奥玛拉也去了南部，奥塞奇仍在加拿大。这段时间很沉闷。厌烦了乡村区和东区之后，我们想到住宅区去碰运气。百老汇已经不是以前乔治·M·乔思歌中唱的那个百老汇了。这地方喧嚣吵闹，人与人之间只有敌意。在这种环境之中，四处都是危险、威胁、侮辱、蔑视、屈辱。就在这期间，我得了一场可怕的痔疮。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地忆起当时的情况。我的双手扒在俪都“对面的一个很高的栏杆上，尽量让自己悬空，以为不用脚支撑全身的重量就可以减轻痛苦。最后一次去”丽都“，那里的经理，曾是个拳击家，竟然想把莫娜锁在他办公室里强行侮辱她。唉，曾经是多么美好的百老汇！
放弃糖果买卖势在必行。非但没积攒起来以备将来的钱，现在我们反而欠了恩人一些钱，而且我怂恿莫德为我们做自制糖果，也欠了她好些钱。可怜的莫德加入我们是因为她认为这样能帮助我们付清赡养费。
实际上，事事都不顺利。以往中午起床的习惯已不复存在，我们每天都要在床上做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起。马西阿斯无法理解莫娜。好像每件事都是注定会让她发大财，可她却让这些机会白白从手中溜走。
偶尔会有一些可笑的事发生，有一次我突然打起嗝来，而且一连打了三天，最后我们不得不请来一位医生。当我撩起衬衣感觉到那人冰凉的手指触到我腹部时我停止了打嗝。我感到有点儿不好意思，让人家大老远从布隆克斯赶来。他装作很高兴，也许是因为他发现我们会下象棋。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他在不忙于行医时常常下象棋。一个好奇怪的家伙，而且非常敏感。他甚至不想要我们付钱，反而愿意借钱给我们。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不论是经济上还是身体上，让我们给他打电话。他答应下次找他来时他要给我带一本肖洛姆·阿莱赫姆的书（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莫伊塞·纳迪尔，否则我会让他借我一本《应声虫》）。
他走后，我忍不住说，这么做是犹太医生的特点。从来没有一个犹太医生催我付钱。我也从未遇见过哪个不对艺术或者科学感兴趣的。他们几乎都同时是医生，同时又是音乐家、画家或者作家，而且，他们都会伸出友谊的手。这与那些非犹太医生们有多么的不同啊！即使是用于救命我也想不出我认识的非犹太医生中有哪个对艺术感点儿兴趣的，除了那些平庸之辈。
“你对此做何解释？”我说。
“犹太人总是很有人性的。”莫娜说。
“你算说对了。即使你快要死了，他们也会让你觉得很幸福。”
大约一周以后，因为急需十五美元，我猛然想起我的老部下，也是上帝的选民部落中的人。我做事总爱绕圈子，所以我决定先去第二十三街办公室，老头克瑞顿在那儿做夜间信差，我想让他给我朋友捎这封短信。在去电报公司办公室的路上，我给莫娜解释了这位夜间信差与我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我使她想起了那晚在吉姆·克利舞厅他怎样地救我们。
在办公室里我们等了一会儿——克瑞顿出去送信了。我同夜班经理聊了一会儿，是奥洛克手下的改过自新的恶棍之一。最后克瑞顿出现了。他看到我带着妻子来十分惊讶，他以很巧妙的方式表现出从未见过她的样子。
我告诉夜班经理我得麻烦克瑞顿一两个小时。到外边我叫了辆车和他一起到布鲁克林去，当他为我联络时我可以在某个角落等着。车子摇摇晃晃地起动了。我不慌不忙地解释了一下我们走一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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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本没必要这么做！”他几乎是在喊。“我存了一些。米勒先生，如果我借给您一百，或者两百也行，就能帮您解决问题的话，我会感到很高兴的。
我开始反对，但终于还是让步了。
“我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钱拿给您。”克瑞顿说。他和我们一路坐回家，在门口聊了一会儿，便向地铁走去。我们谈妥了借一百五十元。
第二天早晨，克瑞顿早早就来了。
他说：“你不必急着还钱。”我热烈地感谢他并极力劝说他哪天晚上和我们一块吃饭。他许诺说下次他放假时来。
第二天报上发表的头条新闻说，我们的朋友克瑞顿纵火烧了他所住的房子并且被活活烧死了，对他怪异的行为没有做任何解释。
这笔为数不多的钱我们永远也不用还了。我有个习惯：把我们借的每笔钱都记在一个小记事本上。当然，是那些我知道的借款。要想查清莫娜欠她的“骑士”多少钱几乎不可能。不过，我经手的那些借款我是一定要还的。和她的比起来，我的都不算什么。即使这样，加起来数目也够惊人的。许多款项都只有五美元或者更少，可是这些小款项在我眼里都很重要。因为给我钱的那些人要拿出一角钱来恐怕都很困难。比如说，这可怜的三块半是萨瓦尔德卡借给我的，他以前曾做过我的夜间信差。他是那样的弱不禁风。他每天吃的饭也少得可怜。他现在肯定是回印度了，准备做圣徒。很可能他不再需要这三块五了。不过不管他是不是圣徒，能寄还他这些钱对我很有益，永远的益处。即使是圣人也偶尔会需要钱用的。
我坐着沉思，这时我发现几乎所有我认识的印度人都曾借给过我钱。尽管他们的钱袋都瘪瘪的，他们仍会拿出点儿钱来，真让人感动。我注意到，有一笔是四美元七十分。杜·阿里汗，一个印度的拜火教教徒，习惯用楷体给我写很不寻常的信。
信中不仅有他关于电报业的观察研究，还有他对自治市的整体印象。他的字很漂亮，喜欢用华丽的词句。如果说他（为了启发我）引用名人名言的话，那它们既不是基督的教旨，也不是佛教的名言，他所提的建议——我写信给市长并要求他让每家在晚上把自家的门牌号照亮——是很实际的。他认为，这样便于夜间信差查找地址。
在“阿尔·约翰逊”（我们都这么叫他）的名下，有十六元。我养成了个坏习惯：每次在街上遇到他时我都要向他借一元钱。我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在每次见面的时候都可以给我点帮助，他会因此而异常高兴，而我只需在他哼一只他新谱的曲子时站在一旁听就算是回报了。他有上百支小曲都给锡锅巷的出版商选去了。有时候，在业余表演时，他会在某些街道剧院里登台献艺。他最喜爱的歌是“阿瓦隆”，他会以自然声或用假声唱，你喜欢哪种他就唱哪种。有一次，我请一个朋友吃饭——在“小匈牙利”——我叫了一个信差去给我取点儿现钱。是“阿尔·约翰逊”给我拿来的。我很精心地邀他坐下和我们一道喝点酒。聊了几句后他问是不是可以唱一首自己写的歌。我以为他意思是哼给我们听，可是不是这样。我没来得及拦他，他已站到了饭厅中央，一手拿着他的帽子，另一手拿杯子，高声地唱起来。顾客们当然都觉得很好笑。歌唱完了，他走到每个桌前伸出手中的帽子收钱，然后他又坐下，提出请我们喝酒。发现这不可能之后，他狡猾地在桌下塞了几张钞票在我手里。他悄声说“你的那份”。
我已经欠我的叔叔戴夫不少钱了，约有几百元，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增多。
这戴夫·伦纳德娶了我父亲的妹妹。他在做了多年面包师后，由于失去了两根指头，便决定干点别的什么。尽管他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还是个北方佬，却根本没受过教育。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但他人真好，心真善良。我常常在弗里斯剧院外等着，想给他个突然袭击。他做戏票的投机生意，一周能赚几百——不费多大力气也很少惹麻烦。他如果不在弗里斯剧院，就在黑普德罗姆或者梅特剧院。正如我刚才说的，我常在这几家剧院外晃悠，想在休息时间抓住他。戴夫只要一看见我来了，他的手就伸进兜里。随时准备拿钱给我。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大叠钞票。他会毫不迟疑地拿出五十元就好像那只是十元，从不表示惊讶，也不问我要钱干什么。
“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他会说，“你知道在哪儿能找着我。”或者：“再呆会儿，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吃点东西。”或者——“您想看今晚的表演吗？我可以给你张前排的票。今晚上我休息。”
戴夫真是有大家风度。每次分别的时候我都为他祈祷，祝福他……。有天我告诉他我搞写作了，他兴奋得都有点儿发狂了。对于戴夫，这就像是说——“我将要成为魔术师了！”他对语言的崇拜是所有文盲都有的，但在他热情的背后还有更深的意义。他理解我，明白我和家庭中其他成员不同，而且他支持我。他使我心中满是感伤，使我想起以前我常常弹钢琴，我将成为怎样的艺术家啊！当他听说我不再弹钢琴了，他很吃惊。如果我想要架钢琴，他可以为我弄到——他知道在哪儿可以买架便宜的。“亨利，只要你说句话！”然后他就会仔细地询问我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