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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一听，我吓了一跳，后来一想，倒也释然了，同时感到老先生看问题的视角倒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于是，我只能如苏州话所说“吃进”似的缄默。任何一句辩说写一本书的稿酬其实很少之类，不仅多余，而且会露出浅薄。
其实这一选题，本不浅薄。
在中国史书记载的汗牛充栋的历史事件中，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故事可是惟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至高无上的皇权，必然地取得了胜利。选择这一多少带有悲凉意味的题材，只是意在以一个开国皇帝和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之间的善缘、恶缘为切入点，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中国近百年积弱的滥觞。
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铸写着我们祖先的辉煌。即使到了中国历史上屡受边衅之累的宋代，虽然发生了金人南渡、虏却大宋父子两代皇帝的靖康之耻；虽然大宋王朝在与辽、西夏的边衅较量中远逊于前朝秦皇、汉武的武功威仪，在国家的治理上，亦缺少文、景盛唐的文治气度，然而，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却是远远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宋代东京（今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至今还留下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经济繁盛的景象。
元代时，中国虽战乱不已，可马可·波罗（1275—1292年来东方）、奥德里克修士（1321—1338年历游中国诸省区）等洋人当时来到中国，对东方古老国度的繁荣状况，仍然表现出莫名的惊讶。
从时间的横比上说，时值14世纪的元末明初，当沈万三的私家贸易船队的桅影已在太平洋上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初升的太阳时，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正发生着西方教会的大分裂——罗马选出一个教皇，而法国籍红衣主教则另立教皇。两个教皇分驻两地，彼此诅咒，正互相开除教籍呢！
当稍后来的明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着大明官家船队——实际上是一支具有军事性质的远洋船队——“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引自至今留存于太仓浏家港天妃宫里的《通番事迹碑》）时，在比萨召开的欧洲宗教会议正决定废黜原来的两个教皇，其结果却冒出了第三个教皇，更形成了三个教皇鼎峙的局面。
完全可以说，在科技、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领先到15世纪。
相比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或许，从综合国力上说，先前我们可比他们阔多了。
虽说是充满着阿Ｑ式的自嘲，但却是实情呢！
痛心的是，后来，别人上去了，我们却相对地落后，落后到挨别人打的地步。在19世纪后的一部晚清史里，大清的黄龙旗屡屡无奈地倒下覆盖在绿营将士的尸体上，马革裹尸的惨烈景象在西天如血的残阳映照下，显得悲壮而又悲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时，我们非但看不到昔日沈万三和郑和的远洋船队，恰恰相反，映入眼帘、充斥耳畔的却是英国人敲开中国海禁之门的远洋炮舰和轰隆隆的炮声。接下来，割地赔款，五口通商……
一切的一切，令人荡气回肠，扼腕叹息，不忍卒读而又不得不读。
这是结果。
（四）
东方哲学注重于结果，然而，我们还不得不注意一下西方哲学所注重的过程。
我们综合国力曾经相对强大，可在后来又悄悄流走，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演变成的？当寻找我们走向积弱的那一段时间时，我们不得不把眼光停留在明、清之际，尤其是大明。
六百年前的大明立国之初，当沈万三这位富可敌国的巨商最后败于大政治家朱元璋之手时，便无可挽回地表明，中国封建皇权奇怪地让一个放牛娃又延续下去了。在人们谈论中国缺少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的今天，公允地说，历史也曾给了中国一次次机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资本论》第1卷第904页）
假如沈万三的对外贸易能在中国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催生助长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进而带动当时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假如朱元璋容忍或接受沈万三对外贸易的实践、主张并以此奉行贸易立国的方略，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显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结出资本主义的果时，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及其结果，只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明、清时，虽也出现过如永乐、康熙、乾隆这样的有为君主，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决定了即使这些有为的君王励精图治，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丢开祖宗的规矩而全盘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毕竟，谁都不能也无法超越历史。
15世纪以后的明、清王朝，中国和世界强国的距离拉大。是时，也正是发生这种嬗变过程的时机。虽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如何！
大把大把的银子堆垒起来的沈万三毕竟太富了，富得让人妒忌。于是，他的下场就应了我们民族那句出头椽子先烂的老话。谁叫你出头哩？没见孔老夫子都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这么富，能让别人心里平衡么？
当一个民族的心态，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妒富、害怕露富以至谁富就吃谁的大户时，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已是既遭妒又惹了祸，命运偏偏又让他遇上了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就朱元璋而言，早年伴随着饥饿、屈辱和贫困的贫民经历，使得他这个皇上对富人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褊狭情绪。登基后的他，面对着经过元末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国家经济，只能一声长叹。毕竟，他并不擅长于斯。然而，马上得了天下的他，伴随着当上皇帝而深入到他心田中的帝王思想，却难以面对天下财富都集中到沈万三这些少数富户口袋里的现实。气量不大的开国皇帝，终形成了天下一统之际，这些富户若不加斧削，终是个后患的想法。虽然随着他步上丹墀、坐入龙庭转变成了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转变成了阶级论所说的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然而，阶级身份的转换，并不能抹去他心灵上的伤痕。这使得他对这些富户们充满着令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那种妒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他妈的钱都在你们这些富户的口袋里，朕要用，倒要到你们那儿去拿？
呸！
于是，皇上开始杀富，但却没有济贫。毕竟他已是坐上龙廷的天子，不再是绿林中的大哥。况且，连年战乱，小农不堪命矣，大明新皇朝财政的主要来源——田赋，已经无法承受国家机器的庞大开支。刚刚坐上龙廷的朱元璋，更无法承受小农破产、绝望乃至揭竿而起的后果，于是，商人及其商业利润必然成了被国家财政瞄上了的肥羊。
（五）
遭杀富的沈万三，终被朱元璋一巴掌打下去了。
《梅圃馀谈》记载：“吴县沈万三以货殖起家，苏州府属田亩三之二属于沈氏。……太祖定鼎金陵，万三又党于胡蓝，太祖大怒，胡蓝诛，遂逮万三戮于水西门外，没其资，得二十万万。”
这里的野史记载和《明史》稍有出入，沈万三在水西门外被“戮”，难免是去不成云南了。
1997年我最后为《巨商沈万三》定稿时，曾为这“二十万万”后的单位，踌躇了许多日子。中国古代表示金钱数量的数字后，若无特别说明，通常指的是银两的“两”。然而，沈万三的财富能聚敛到如此庞大的天文数字吗？这可是二十万万——二十亿啊！后来，我看到石骏、金国正撰写的《纵横宇内的苏商》时，该书叙述沈万三的财产，明显引用了上述野史资料，说是“20亿两白银”。
“二十万万”——“20亿两白银”的巨大财产在今天值多少钱？这本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但因涉及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物价及不同的换算方法等，竟产生多种不同的换算结果。
其一为以现货白银价格进行换算：
相关数据为：16两等于1市斤；1市斤等于0。5千克；1盎司等于283495克。则20亿两等于62500000千克。62500000千克又等于2204624420盎司。
白银的价格为：1998年4月23日曾达到每盎司7。30美元。2004年2月18日，国际现货白银价格在亚洲报收每盎司6。81美元。
以现货白银价格计算，2204624420盎司乘以6。81美元/盎司，则约为150亿美元。
以150亿美元计算，乘以人民币汇率82，则约为1230亿人民币。
另一以古代的粮食价格为参照系进行换算。
阮道明《中国历史与地理论考》一书中列举清乾隆年间芜湖大米时价表指出，乾隆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间，以一百斤计时价，籼米，最低时104两，一般在140以上至2。00两以下起伏。
现以150两抵值当时的一百斤大米，再以今天的大米价格150元/斤计算，则150两银子抵值150元人民币，即一两银子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100元。
那么，沈万三的20亿两银子也就相当于今日的2000亿人民币，折合为2349亿美元。
另据深圳新闻网（
作为与当代富豪进行比较的参照，据2004年10月1日《南方日报》报道，在刚刚出炉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比尔·盖茨再次以4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问鼎榜首。
我无意得出上述由“1两白银等于人民币200元”推算出的沈万三的财产竟超过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结论。
显然，这是一个令全世界的人都无法接受且十分荒唐和荒谬的结论。
比尔·盖茨的资产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其283亿美元的捐款，调整之后，盖茨的总资产可以达到763亿美元。这一数字，独步全球。而中国古代沈万三的财产，《梅圃馀谈》所说的“二十万万”毕竟不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况且，即使是“二十万万”两银子，在与当代货币的换算中，因不同的方法而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结果。而上述折合为4878亿美元的数字，也只不过是其中换算数量最多的一种。其正确性如何，本就存在着疑问。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以货殖起家的沈万三，尽管也成了个占苏州府属田亩三分之二的大地主，但依靠封建主义的生产积累，只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聚敛起“二十万万”这一庞大数字的家产的。结论只能是，货殖——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实践。而在这实践中，无疑，他已逐步地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人才以及管理技术等。
即使进入计算机时代的今天，从事海上贸易的资本或可支配的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规模时，用于交易的商品，从生产、收购、保管、运输、集散到金融结算等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沈万三在14世纪以货殖起家，积累起如此巨大的财富，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资金、人才及管理技术。
千百年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我们的整个世俗社会乃至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商业文化和商人形象始终都采取了不见容的态度——无不斥之为重利薄情，无商不奸。
看着踽踽走在云南道上的沈万三的背影，或许人们至今都会解气。这个讨了十三个老婆、拥有20多亿两银子的家伙，福享得太多！哼，只有受不完的罪，没有享不完的福呢！
然而，经济界人士的命运毕竟折射着当时政治、经济决策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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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一看那踽踽而去的背影并对之作一番历史和文化的透析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人格上或许并不为我们所喜欢的财神爷经历了从巨商到囚徒的角色剧变。正是在这种剧变背后，存在着的令我们怦然心跳的某种悲剧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属于他沈万三个人，而更多的是属于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
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这一点。
（六）
沈万三的角色剧变只不过是这种社会嬗变的象征而已。
其实，被朱元璋打下去的沈万三在当时只不过是个挑头的。朱元璋对富人的仇恨，早已刻骨铭心。当他从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手里攻下苏州城不久，他就把苏州的大批富户下放到他的老家濠州（即凤阳）。那句“命徙苏州富民实（填实）濠州”的话语，至今还冷冰冰地躺在记述朱元璋言行的那本《明太祖实录》里。
他要他们的钱，同时也要泄泄心中的忿。
朱元璋整治苏州一郡的富民，无疑还夹杂着吴地富民曾支持过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的政治因素。作为报复，他毫不犹豫地给予当初协助张士诚守城的吴人，一是大规模地下放，二是课以重赋。《中国史稿》第六册记载的苏州田赋变迁情况的数据表明：宋时苏州征粮三十万石，元时八十万石，张士诚据守吴时，增至一百万石，而朱元璋为惩罚吴人，更是一下子大幅度地提升到二百八十多万石。以上情况宏观地反映朱元璋对苏州一郡人所怀的情感。而微观的情况，则是以沈万三为典型例证了。对于曾为张士诚刻纪功碑、为张士诚输钱输粮的沈万三，清代乾隆年间的吴郡诸生顾公燮在他的《丹午笔记》（又名《消夏闲记》）中说：“太祖取沈万三租薄定额，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其重十倍。”
上述对苏州富民的整治夹杂有政治的因素，而据《明太祖实录》和徐学聚的《国朝典汇》等记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正为父母大规模营建中都皇陵的朱元璋，下令徙江南富民14万到凤阳屯种。
当朱元璋把江南富民下放到他的老家去时，已不单单是泄政治的忿了。
嘿！让你也去吃吃老子少年时曾吃过的苦！
被小农思想蛊惑着、被阴暗心理折磨着的朱元璋一边在应天（南京）皇宫的角落里撒着尿，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
休养生息了十几年后，各地富民又渐渐隆起，朱元璋又第三次进行这种全国性的移徙。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下令徙天下富户5300户到南京，所涉及的对象又主要是中国最富庶地区的江浙富民。甚至直到朱元璋临死前一年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朱元璋还提取江浙等处上户4500余家填实京师。
朱元璋在江浙、江西等地实行粮长制度，规定每万石上下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佥派田粮多的富民充当粮长。为了鼓励他们忠诚地为朝廷服务，朱元璋给他们很好的优遇恩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嘉定县志》里的话说：“当时父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者为贤，而不慕科第之荣。”优惠的政策加之以金钱和权力，这些富起来的粮长，难免是为霸一方，科敛害民了。对之，朱元璋又愤恨至极，大骂他们是“虐民之心，甚如蝮蛇”（《大诰续编》）了。《大诰三编》里记载朱元璋杀起他们来，一次就要了160颗这些粮长的人头。嘿嘿，几乎是类于集体屠杀了。
不仅如此，《九朝谈纂》里还记载：金华首富杨某作粮长，口出狂言，说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整过了沈万三的朱元璋听了，会是个什么心情并不难揣摩。这年这个杨某解粮进京，朱元璋见了他，问：“粮食何在？”杨答曰：“霎时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