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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宽，常言道：林子大了鸟儿多。眼下武汉自然不是只开一台戏。汉口日租界里，汪精卫一伙鱼虾之流一天到晚神神秘秘，搞些什么谁都知道。一些实足的败家子儿。”李宗仁一直对汪精卫一伙“主和派”看不上眼，当下气愤地说道。
“是啊！听说年初，陶百川在《血路》杂志上提出：‘和而不屈服可以不亡，我们似乎不应无条件地反对。’难道老蒋对此没有表示？”
“表示？现在他不但容许张岳军（张群）在军委会四处散布所谓的‘战必亡，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不安’谬论，好像还很欣赏。这群文人，就像三国时孙权身边的那些文人食客，一心只想自己，从不为国家、民族着想。”
“可老蒋会见伦敦《每日快报》记者时，不是声明抗战到底，不欢迎任何国家出面调停吗？”黄绍还是满心疑虑。
“老蒋鬼就鬼在这里。他这是说给西方政客和中国老百姓听的，也给自己打气。你没注意到他的话有些名堂吗？他是说非能将主权完全恢复’，绝不接受调停。换句话说，只要日本人承认他是中国的领袖，给他名义上的主权，他就能接受调停。”李宗仁越说越气，越说越激动，“‘主权’，单单主权就够了吗？难道东北、华北、京沪就不要啦！收复失地就这么一笔勾销了？这种文字游戏他就是太爱耍弄，可到头来又能骗得了谁？”
黄绍越听越觉得有理，心中的迷雾在渐渐散去。他没想到武汉平静的表面下，道道潜流却在交迭撞击，充满险滩。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入其中，粉身碎骨。这时，他感到武汉不再那么迷人、充满诱惑力了。
“德公，不临其境，不知其险啊！难怪你今天也贪图起世外桃源的安逸了？！”黄绍笑着逗起李宗仁来。
“哎，咱们话可说清楚。我在武汉是为养病，仅此而已。病一痊愈，我马上返回战区。苟且偷安可不是你我所能干的啊！当然，武汉我是不会再呆下去的，还是上前线更轻松些。”
“谁说不是。我在武汉再赖下去了没意思，赌这口气干什么？！我准备把地方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写成书面报告，老蒋一批，我马上回返。”黄绍来了情绪，快言快语。
“嗯，挟天子以令诸侯。你不能挟他，这时候拿他一把还是可以的。武汉是块事非之地，早走早好。再说不用很久，日本人就会向武汉发起进攻了。”李宗仁盯着渐渐变暗的湖面说道，远处，已有点点灯火燃了起来。
“走吧，回去。你远道而来，今天我请你再吃一回武昌鱼。吃了这顿，下顿可就没准喽。”李宗仁拿出东道主的豪爽，客气地相邀道，可黄绍却从这话中品到了一丝苦涩。
眼观中国抗战的美国武官
武汉，随国民政府迁来的美国大使馆里，一位神秘的人物也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形势的发展，关注着东方两个巨人的这场生死较量。他，就是当时的美国驻华武官、日后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史迪威上校。
上年底，当他绕过胶东半岛来到武汉时，一切都使他那饱受西方熏陶的大脑混沌不堪。他觉得自己眼中这个神秘古国和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就像他第一眼看到的武汉一样扑朔迷离。混乱的码头、街区，挤满成千上万像热锅上蚂蚁一般的人。大小官吏、投机商人、难民挤在一队队即将赴死的军人和宣传救国的热血人士之中。”在这里，他既能看到一种不屈民族固有的献身精神和充沛精力，也能看到一幕幕令人沮丧的懒散和冷漠。虽然地断断续续在中国已呆了20多年了，但他还是认为，要真正了解中国，解开其中错综复杂的网解，比学中国话甚至更困难。
但聪明、固执的史迪威不会裹足不前。他充分利用了自己在中国20余年的经历，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从武汉城到前线战场，从战略大后方到日本占领区，他到处走，到处看，到处问。政府官吏、新闻记者、中日双方将领都是他重点盯住的目标，而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士兵、学生也是他谈话的对象。他观察着、思索着、探寻着这场战争的方方面面，预测着中国遥远的未来。自然，他也在琢磨中国人所做的这种牺牲，对他的祖国美利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他确实难。国内，总部军事情报处的顶头上司麦凯布上校处处与他作对，百般刁难，使他即使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深感掣肘。
在武汉，蒋介石对他的请示也是一推六二五，再不行就拖。他觉得自己像只被一道道绳索捆住了手脚的饿狼，眼看着别人忙着四处撒网，而自己却只能干吼。他呆在武汉觉得要发疯了。
可史迪威毕竟是史迪威，他的倔强和对事业的狂热追求使他从不服输。他一生的座右铭别出心裁，但眼下对他却再贴切不过了：“不要让那些狗杂种把你咬倒在地。”他几乎动用了国内军界所有的关系，包括同窗好友马歇尔将军，才收拾住“迂腐的小官吏”麦凯布。他又巧妙地利用罗斯福对中国战场的关注，通过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终于获得了成功，他领到了一张能在中国各地四处“旅行”的通行证。
4月中旬，当他在兰州结束探查苏联对中国的军援情况而返回武汉时，觉得这座城市有了令他吃惊的变化。中国人的情绪随着台儿庄的胜利，一夜间振奋、高涨起来。用他的话说就是“举国上下欣喜若狂”。人们不再怀疑日军也是可以战胜的了。武汉，史迪威在军界、新闻界的一些同情中国的西方朋友这时都说中国最后能胜，他虽未必赞同，当下却也点了头。
兰州之行，使他错过了随汤恩伯军团观察台儿庄战场的良机，他本有这个机会，但麦凯布和严令他这时去兰州。为此，他对麦凯布更是恨入骨髓。“多事的杂种！”他心里狠狠地骂道。错过了头班车，他不会再放走末班车。他匆匆向副手卡尔森上尉作了交待，便径直奔向了徐州。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错过台儿庄大捷观战的良机，他却在徐州见到了使日本现代化部队诞生以来第一次在举世瞩目的情况下遭到惨败的中国将领李宗仁。
5月的一天，史迪威上校与李宗仁上将在徐州城外的一块草地上进行了一场推心置腹的长谈。日军飞机空袭徐州，给了史迪威这样一个机会。离开电话响个不停、报告没完没了的司令部，史迪威大喜过望。
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面前这个使日本人大吃苦头的中国将军。在他眼里，这个瘦小精悍的中国司令官并不像他听说的那样魁伟神勇。高耸的颧骨，使他看上去与中国任何一位南方将领并无多大区别。只是瘦削的脸上那一对灵活转动的大眼珠子，透出智慧和活力。他看上去不像50上下的人，言谈举措的沉稳中分明有股年轻人的朝气。最让他难以忘记的，是对方微黑的面孔上浮出的坚毅、镇定和自信。“他与武汉那些毛皮军大衣裹着的国民党新贵是不同类型的人。”史迪威暗忖，对李宗仁颇有好感。
“武官先生，听说你对我们的战术颇有看法，能否谈谈？”李宗仁盯着史迪威问道。面前这位略显老态的美国军人同样像个谜一样吸引着他。粗糙的桔皮一样的老脸，皱皱巴巴的。一对眼睛却蓝得出奇。他有些不理解，这把年纪的一个老军人怎么竟只是个上校，而且还卷进了东方充满硝烟的战火中。外界盛传这位美国武官脾气乖戾、暴躁，可眼前这张刚毅中透着慈祥的面孔，使他无论如何也与外界的传言对不上号。
史迪威开了口：“将军，你的胜利使我深表钦佩。但就一般战术角度而言，我认为你们更需要进攻，向敌发起攻击。只有积极的进功，才能有效地消灭日本人。”
李宗仁对谈话能从两人相同的职业上展开，显然很有兴趣。这么些年来，中国虽然不乏战争，但无论南京还是武汉真正就战略战法而引起的争论太少了。昂首阔步的将军们似乎个个登峰造极，厌倦了这个话题，却对政治着了迷。可一上战场与日本玩起真的，这些“政治家”们又都失去了谈论政治时的自负。“畸形的中国军人”。他很想对那些家伙吼几声，可这声音在腹腔里滚来滚去，总冲不出来。今天，一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上校却单刀直入地勾起了他的话题。
“上校，你的坦率令我欣赏。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吗？了解我们的部队吗？进攻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可在中国战场上，它的地位也许就得与防御调过来。”
“不，绝对的劣势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装备上比你们强，可他们宽广的战线而引起的兵力分散，战场上的山川水地，消弱了他们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而你们数量上占较大的优势，又有最优秀的士兵，所以我认为，在中国战场上，中国军队是不该放弃进攻的。关键是中国指挥官的素质，效率不高。”史迪威一着急，便暴露出尖刻、固执的本性来。
李宗仁倒是不急不恼，反而哈哈一通大笑：“上校，你知道吗？你并不是第一个向我们建议发动进攻的西方军人。”
“嗯，我相信睁着眼睛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那么请问你所说的这个西方军人是谁？”史迪威火气消了一些，问道。
“法肯豪森，中国军队的德国总顾问。上校，从愿望上说咱们是一样的，从战术上说，咱们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可中国的许多事情你是无法理解的。比如说，如果你是个班长，想带你的人冲出阵地，时机也有利，可你的排长命令你固守阵地，你该怎么办？”
“将军的意思是说你有阻力？！难道作为战区司令官你还没有选择使用作战方式的权利？”作为军人，又深受麦凯布之苦的史迪威一点就通，满是皱褶的脸上充满诧异。
“上校，我们的职业虽然相同，但东西方的思想差异渗透在各方面，军事上也不例外。说实话，徐州方面的形势现在非常不妙。日本人10个师团已从三面向这里扑来，我们也在不断地把军队调向这里。可60余万人猥集徐州一点，队形密集，人员混乱，又无法采取主动的攻势行动，请问上校，要是你，你会如何办？”
“将军，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你是战区司令，你有权调动部队采取行动。”
李宗仁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武官先生，中国有些事你很清楚。可有些事，以你们西方人的思维考虑是无法加以理解的。法肯豪森总顾问也曾多次强调进攻、出击，但我无法满足他。不是我不想这么做，而是有些部队我根本就调不动。”不知何时，李宗仁脸上笑容已逝，只有几分惆怅和无奈。
史迪威联想到华盛顿总部那几个指手划脚的小官僚和他对中国军队派系纷争的了解，多少也猜出了几分面前这个令日本人畏惧的中国将领的艰难。作为外交官，他知道再谈什么“进攻”就太不知趣了。他及时转换了话题。
“将军，对这场战争你有信心吗？”
李宗仁慢慢收回目光，转向史迪威：“当然！我对中国的胜利从不怀疑、虽然我们眼下不能指望马上打败日本人。但日本究竟有多大，究竟有多少资源、人力？他们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吗？从战略上说，日本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在中国的战争。他们出兵就已先败了。只是种种原因，使中国的胜利来得可能要迟些，我们付出的牺牲也要大些。”
史迪威对李宗仁的话却颇不以为然：“将军，你的自信令人钦佩，我对中国也充满同情。可我认为，以日本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以贵国军队如此消极的战略战术，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绝非易事。请问失去徐州，就等于失去中原，你们将何以为战？”
“先生，你们美国南北战争，开始时不也是连遭败绩，南军强大得多吗？但最终结局又如何呢？中国战场即使失去中原就是再失去武汉战争就结束了吗？请问，就是日本人把全部兵力派到中国，他们能控制住广大的占领区吗？山西失守，我国军游击部队和共产党八路军不还在战斗吗？”
“但你得承认，就军事而言，这就是失败啊！”史迪威固执得够可以的。
“失败不同于征服。中国5000年来，曾数度被外敌强占，这个民族却没有灭亡。今天日本人就是想占领也不可能，自然就更谈不上征服。”李宗仁也不示弱，回击道。
史迪威摇了摇头，退缩了：“但愿中国的军人都有李长官的自信。”
李宗仁从草地上站起来，踱了几步，说道：“武官先生，关于中国的这场战争，你可以慢慢看，我所说的结果一定会出现。”说着，话题一转：“不过，恕我直言，先生，我认为贵国目前的对华、对日政策不够明智。你们卖给日本人军火、钢铁，间接地强化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有一天你们可能会自食其果，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将军，请讲详细些。”
对这个问题，史迪威一直在琢磨，也感到了它的严重性。为此，他专门向华盛顿送去过一份报告。可至今毫无回音。今天，他倒很想听听一位中国的高级将领对此事的客观评价。
“日本既要在东方建立帝国，他的胃口自然并不止于中国。北面的共产党俄国和南面太平洋上诸岛国，他们一定会做出选择。也许有一天，日本也会成为你们美国的敌人。所以你们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建立机械化军队，增强与日本抗衡的实力，不但有利于维护人类正义，实际上也完全符合贵国利益。我希望今后我的士兵不再吃到日本人用贵国钢铁制造的炸弹。”
警报早已解除，可两人仍在畅谈着。在李宗仁眼里，史迪威虽然直率，直率得有些粗鲁，但他的责任心、正义感和对事物敏锐的观察，都透出一个职业军人的优秀品质。虽然史迪威对中国抗战的前途，不似他那么乐观，可他理解这个在西点军校受到西方传统“唯武器论”熏陶的老军人。此外，他毕竟能对华盛顿产生影响，因此李宗仁对他还是寄予希望。
史迪威这时心情也不平静，刚才与李宗仁争吵时的激动早已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他暴躁，连他自己也承认，可事情一过，他就忘了。他深感这次来徐州不虚此行。李宗仁军事上的精明，政治上的敏锐，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这位中国将领的话他并不完全赞同，但至少他的乐观、自信感染了他。来徐州前，因为国内总屡屡作梗，他曾心灰意冷地给国内的妻子写了信，诉说了打算离职退休的想法。但这一刻，他改变主意了。他要留在中国，起码他要看看中国人将在武汉能干出些什么。
1942年，当史迪威中将肩扛3颗金星来华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时，他对中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已是深信不疑了。当然，这是后话。
武汉大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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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一天天临近了。这一天对中国人，尤其是从北方逃难来到武汉的人，实在是刻骨铭心。虽然日本的飞机还是时常空袭武汉，虽然武汉三镇还像往日一样繁杂、混乱，但一股股抗日救亡的热浪却在冲击着失败的沮丧，在城中滚滚翻腾。
7月4日，国民政府明令全国：从1938年起，将每年的7月7日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中国又多了一个纪念日，一个记载着耻辱、激励国人奋起的纪念日。这在武汉、在全国，当时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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