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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自己能成为这一人物而不懈地努力着，并艰难地协调着同军人、财阀、政客等各方的关系：同时他也倾尽全力谋求迅速消除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的阴影，指望首先把经济颓势扭转过来，再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帝国国防，最终彻底解决满蒙悬案，实现帝国霸业。
为此，他继续留用前外相币原喜重郎，艰难地继续着“协调外交”。
最初的一个多月，各方局面尚好，这给了他以极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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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入夏季后，中国满洲和日本国内的形势却发生了对他越来越不利的变化。
先是中国的“革命外交”，要求收回国权，冲击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引发了日本人对内阁协调外交的不满。
“万宝山”事件更使主张先外后内的军人、强硬派政客和右翼势力联起手来，在满洲和日本本土公开与若规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阁中主张强硬的人数日渐增多，民众舆论也变得对他日益不利。
“中村事件”曝光后，随着日本人在谈判上的日渐被动，国内强硬派反对内阁的浪潮达到顶峰，民众也被政友会、内阁中强硬派、军方，甚至右翼势力煽动起狂热的民族情绪，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若规内阁。
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协调外交就此算是破产了，而他先内后外的一整套大政方针和规划也像一艘即将远航的船，刚出港湾被水下的暗流推上礁石，触礁搁浅了。
面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他不得不静心反思。
这才发现，自己所以这么快就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国民之所以被军国主义鼓噪得有些歇斯底里，根本在干他们希望的帝国的军靴能随意踏向东亚的各个角落，帝国能成为东亚及至世界的主人。
他们更希望人人手中都能马上有笔丰厚的财富，而不是他的长远计划、蓝图，他们只需要眼前的利益。
若规无力地注视看形势的发展，心中充满遭受挫折的凄凉。这使他不由得怀念起过去的美好瞬间。
1930年4月，作为日本首席全权代表，若规在征得内阁伺意后，在伦敦条约上签了字。回国时，他像一位凯旋而归的英雄一般，受到了狂热的日本国民的欢迎。那时的日本国民，主张和平论的人占据着统治地位。
他怎么也想不通，仅仅一年时间，日本的政治气候就完全调了个儿。还是那些曾衷心希望和平的国民，现在却开始狂热地鼓噪起战争来。
这时他内心里不由地发出一阵感慨：日本国民多么易受煽动啊！
尽管若规也有着解决满蒙问题的宿愿，但他毕竟是日本内阁的首相，他必须考虑一旦采取强硬措施，日本可能对各方造成的影响和面临的局面。
反复权衡，他觉得眼下还不是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所以对武力解决满洲问题更应该慎重。
但舆论的冲击他也不能不考虑，因此他决定策略一些，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此时南次郎的发言已近尾声，台下的阁员已被南次郎的话引得颇为激愤。
这时，南次郎抓住时机、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早已在军部定下的“关东军行动适时，应予支援”议案。他认为此时头脑发热的内阁成员们无疑会投上令他满意的一票。
谁知节外生枝，外相币原接下来的发言不但把南次郎的美梦打个粉碎，还使他万般尴尬，下不了台。
关东军不把日外务官员放眼里
外相币原是带着一腔怒气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
一清早，币原与往常一样做完户外活动后，开始了早餐。边吃饭，他边毫不例外地翻开了今天的早报。但今天的报纸却令他早饭也没吃成。报上的号外以特大号字写道：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队。我关东军全面还击，日中两国开战！币原既感到震惊，又感到气愤。惊的是满洲怎么一夜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而他作为日本外相，此前竟毫无所知。怒的是他再受到的冷落。作为外相对这么大的事竟然需要靠报纸来了解，那他与普通国民还有什么差别。盛怒之下，饭也顾不上吃，他起身便直奔外务省。
这时，外务省已忙做一团。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电报正陆续发至东京外务省。
第一电曰：“因中国方面迭次要求和平议决，职即以电话告知板垣，谓中日两国并未开战，中国又采取不抵抗，宜即停止，避免不必要之伤害。板垣答称：此事涉及皇军权威，军方决定彻底解决。职之提议，为军方所拒绝。……”
第二电：“从满铁全线军队同时出动这一点综合观察，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职已托满欣总裁向本庄司令官要求制止，望政府设法制止军队行动……”。
第三电：“军方独断与不法行动，已使职失去抗阻之力。”
第三电所说“不法行动”，是指奉天林岛总领事劝阻军方不成反受威胁一事。
9月18日夜10时半左右，奉天北面枪声四起，立刻惊动了领事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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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形势的不断恶化，早使这些外交人员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们毕竟不同于关东军，作为外务省的官员，他们必须执行外务省的协调外交，艰难地协调四处寻衅、执意挑起战端的关东军与捍卫主权、保持尊严的中国东北军之间的关系。
此前，森岛领事已从东北军方面了解到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的态度。
所以事变一起，他马上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关东军所为。遂于10时45分紧急求见板垣，试图说服他息兵停火，以和平手段解决此事。
但图谋已久的板垣岂肯就此罢手？！所以傲慢地拒绝道：此事军方自有主张，你们最好不要干涉军队的指挥权。根本没把眼前这个小小的领事放在眼里。
林岛倒是颇有外交官的涵养，并没有计较板垣的轻狂，只是一再苦苦相劝，希望关东军立即停火，以免事态扩大。
这时刚从菊文饭店赶回来的特务机关参谋花谷正少佐从旁边冲了上来，悖然变色，“咣啷”一声抽出军刀，咬牙切齿地对森岛吼道：“你们领事馆的人竟敢干涉军方统帅权。”并进一步威胁道：“谁干涉我就杀掉谁！”一副疯狂之态。
林岛面色铁青，看着周围面露杀机、冷眼相看的关东军少壮军官们，知道再说也是白搭。扭头冲了出来，直奔领事馆，向林久治郎汇报了刚才的情由。
林久治郎听罢，心中一股难以按捺的怒火冲了上来。军方怎敢如此对待帝国的外交人员，难道我外务省对军方的监督权在你关东军身上就起不了作用？想着，他抓过桌上的电话，直接要了板垣，要求他停火息兵，和平解决问题，谁知板垣总是不软不硬一句话：“军队要按计划行事。”万般无奈，只好电告东京外务省， 急搬救兵，请政府出面干涉。币原看罢电报，一阵愤怒：又是这帮军人。
务实派外交家币原，自辅助若规、再任外相后，还是坚持他不懈追求的币原外交，力争努力协调好日本与各国的关系。
但军人们的擅自行动却常使他在外交上陷入窘境，这不但严重影响了外务官员的谈判效果，还大大影响了他作为外交家的声誉。
所以从骨子里，他恨透了那些擅自行动，甚至根本不跟外务省打招呼的军人们。今天的事件又是如此，以致他还不如那些早起的街头市民先知道事变的发生。
怀着这股怒气，他来到了会场。
南次郎坐在台下，望着台上时而激动、时而深沉，抑扬顿挫地发言的外相币原，心里感慨道：这家伙可真会表演。
但越听，南次郎越坐不住了，他感到芒刺在背，一阵阵热汗顺着脊背在向下流。一时间，他感到了人们投向他的目光。心里止不住骂道：关东军是怎么搞的。诸多大事都不报告，想瞒着我。可现在却让外务省这些白脸文官掌握得清清楚楚，真是一群混蛋。
币原这时讲话的口气越发强硬，矛头所指也越加明显。不仅痛斥了关东军狂妄专断、目无内阁的侵权行为，也指责了军部的软弱无力、间接纵容。最后以5点归纳说明结束了发言：“1抚顺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早有关东军‘九？一八’发难之秘密报告；2中国军队并未抵抗；3花谷正出刀威胁领事，不愿停战；4林总领事要求关东军停火无效；5满铁领事木村锐市等4人报告：完全是关东军积极策划了这次事件。这种未经内阁许可的擅自妄动如不惩戒，势必恶化日中关系，降低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威望，亦有损皇军威名。”
一语即毕，四座哗然。内阁要员，尤其是保守派对关东军如此胆大妄为深感震惊，进而大加指责、诋毁。更有人指桑骂愧，矛头直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会场一时陷入一片激昂声中。
南次郎和金谷范三眼见气氛急转之下，却有苦难言，处境十分尴尬。看着激愤的众人，南次郎沮丧万分、气数泄尽，实在鼓不起勇气再提驻朝鲜军过境支援的事了。
在军方失去信任的情况下，内阁很快定下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1事变不得扩大；2禁止拓务省关东厅及满铁公司参与事变；3由奉总领事馆就近监视关东军行动；4分遣辽阳多门师团、无野旅团及守备队岛本大队长，各将所属队伍集中到奉天附近；5长春旅团担任警戒，以自卫为限度。
然而，就在紧急内阁会议进行的同时，参谋次长二宫、军务局长小矶和教育总监荒木私下进行了会商，一致同意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求得满蒙问题的解决。
下午2时，在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三长会上，只有陆相南次郎勉强同意了政府“努力不使时局较现状扩大”的方针，而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未置可否。
回到参谋本部后，金谷范三立即召集了部长会议，各部长均对内阁决议提出异议。
最后，作战课呈上欲发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电报，两条内容是：“一、相信9月18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及处理深合时宜，深信此乃提高帝国军队威信之举。二、根据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之态度等情况，阁议决定事件之处理不宜逾越必要之限度。为此，今后军之行动应本此主旨妥善处理。”
从电文中不难看出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一副全然肯定和赞赏，但单单不提具体“不扩大”的措施。只是闪烁其辞地托出了内阁的决议，以“必要”的限度来决定今后的行动。“必要”，何为必要？一百人可以做出一百个解释，这恐怕在世界上任何本国的军语里也难以查到。这无疑放了关东军一码。难怪关东军在接到这则电文时大喜过望，深感振奋。它不仅肯定了关东军过去的行动，也为今后不断扩大事态找到了强硬的借口。极端的纵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动，这就是军部对内阁“不扩大”方针的具体贯彻。
金谷范三阅华，飞舞着笔，愉快地签上了名，对作战课长笑着说道：“你们这些鬼头，直钻到我心里去了。”
60年后的今天，许多研究中日战史的专家，都对日军两个参谋就能擅自发动一场导致日后两国全面战争的事变感到惊讶、不解。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日军层层分担责任的一种策略，目的是掩饰最高当局挑起战争的罪责。细细琢磨，此话不无道理。
板垣、石莞先斩后奏，替本庄繁开脱了挑起战端之责；而本庄在支持了板垣、石原的行动后，再上奏军部，又替军部分担了责任；而军部在造成既成事实后上奏内阁直至天皇，又使人觉得天皇和内阁是无辜的。这样一环环追下去，所有责任便都落在了板垣和石原两人身上。而内阁和军部定下的“不使事态扩大”的方针，尽管对制止那场事变没起到任何作用，却成了战后日本人替内阁、军部开脱战争罪责的主要依据。
其实细想一下，这种观点也很难自圆其说的。
内阁以及军部在制定出“不扩大”的措施。对挑起事变的板垣、石原，甚至本庄繁为什么没有惩处，反而在日后连连提升？为什么事后对既成事实总是加以承认，而不愿恢复原态势？
起码可以说，当时的日本内阁和军部对事变扩大后的形势是满心欢喜、企盼不已的。
须知，实现满蒙战略是当时绝大多数日本政客、军阀所追求的。无怪乎连有的日本学者都说，“九？一八”事变，日本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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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初日本内阁对军部能以有效的措施多加约束；军部在接到本庄繁的通报后，能雷厉风行地加以制止，迅速恢复态势；本庄繁接到板垣和石原的请求后能即刻加以阻止，谋求和平解决，那么那场引发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导火索是完全能够泯灭在萌牙状态的。
但历史是不需要如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动一场事变，进而引发一扬战争。所以在把自己赌注输个精光之前他们是决不会罢手的。
东北军率先打响抗日第一枪的
东北军率先打响抗日第一枪的，竟是“胡子”出身的马占山。
蒋介石一道“铣电”，捆住了张学良和20余万东北军将士的手脚，决定了白山黑水悲惨的命运。9月19日，事变爆发仅一天，沈阳、长春、营口、鞍山、抚顺、安东等辽、吉两省20多座城市便陷落敌手，不出一周，辽宁、吉林两省便被日军的太阳旗融化。
蒋介石被惊呆了。他想不到日本人的胃口如此之大，更想不到日本人干得如此无所顾忌，如此野心毕露。事变之初他对内对外一概宣称九？一八事变不过是地方事件，可日本人用大炮、刺刀回击了他自欺欺人的假话。
日本人也被惊呆了。
区区一两万人一天之间便掠地千里，击溃（如果还有抵抗的话）中国10多万东北军。
但面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肥田沃地和无尽的各种天然财物，少得可怜的日本兵竟手足无措，犹如盗贼面对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一般，一时竟无从下手。
关东军兵不血刃拿下吉林后，对下一步究竟如何行动产生了不少争议。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比较谨慎，见部队已撒得不见踪影，深恐兵力不足发生意外。获得非凡的战绩时，先保住成果是他处事的一般原则。当下便电示各路日军，先稳定扩张成果，休整十天半月。黑河、龙江等刀板上的肉谅它也飞不了，暂缓攻击。
北满在惶惑、惊恐中迎来了1931年秋天。
虽然战火暂时还未烧到这片远离关内的黑土地上，但战争的气氛几乎笼罩在北满每个人的心头。
本庄繁也算是个“中国通”，看来他并不愿到处刀兵相加，他更愿对私心较重的东北军各级官佐施以软硬兼施的伎俩。付出不多的金钱和日本人自己加封的权势，如能拉拢过来一些中国当地军政要员，不仅省去了刀兵相见所付出的更大代价，而且能对外造成东北满人对日本帝国“众望所归”的平和景象，这对尚未对中国宣战的日本来说自然大有益处。再说即使征服了东北，日本人眼下仍只能靠扶持傀儡来支撑，“以华治华”是天皇和日本内阁对关东军一再重申的指示。
此外，狡猾的本在司令官还在顾虑另一个巨人。
北满地处边睡，与苏联仅一江之隔。自1905年日俄大战后，苏、日两国间便埋下了战争的种子。当时虽然日本胜了，但美、英幕后的相助影响极大，而且日本胜得很是惊险。连日本天皇对再战苏联能否取胜也没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