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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人战和不定，仍缺乏为民族拼死一搏的气魄。
日军下级军官知情不报、上级官佐执意扩大战事，终究使“七？七”事变扩大为一场波及东亚两个巨人之间的战争，一场使中国千万炎黄子孙生灵涂炭的灾难。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震动了国内外。
但更令华北中国震动的是，事变爆发时，他们的主帅、29军军长宋哲无却不在部队中，不在平津，而是在其老家山东乐陵省亲休息。
宋哲元
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却是被日本人逼走的。早在1935年，华北日军便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实行华北自治，使冀鲁晋察绥5境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一个表面上主权仍属中国，实际由日伪自治的特殊地区。而闹起华北自治的，又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像个幽灵般在中国四处捣乱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早在1935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曾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派一要员赴庐山汇报华北形势。宋哲元接电后，指派29军的第二号人物、副军长秦德纯秘密南下赴庐山，一方面报告华北形势，同时向中央面请机宜。
庐山上，蒋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时，也没忽视中国的最大劲敌日本人。听完秦德纯的汇报后，蒋介石诡秘地对他指示道：“日本乃实行侵略政策之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宋哲元字）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之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秦德纯满腹狐疑地下了庐山。蒋介石的这番指承，他没敢做记录，但他已熟记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面见蒋介石的前前后后向宋哲元做了报告。
这一天起，宋哲元便开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军人，他和他的29军官兵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便使他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与日军“和平相处”，表面亲善，显然这里面有公的、私的两方面内容。
从官面上说，1937年前，蒋介石先是忙于“剿共”，后又忙于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中央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益嚣张。但从私的角度说，宋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
宋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蒋介石“拔刀相见”，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介石的政治伎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介石绝不会杀冯玉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资本，却跑不了。蒋介石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介石找了个借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宋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中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
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介石、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进入1937年，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
2月上旬的一天，宋哲元命人找来了他的同乡加副手，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疲惫而无奈地说道：“绍文兄，近日的麻烦你都看见了。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秦德纯听到这，略一思忖，感到宋哲元并未最后定下走的决心，便急忙开口相劝道：“明轩兄，此事绝非个人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秦德纯满口的话似乎在为宋哲元着想。宋哲元听罢，没再吭声，也没再提回家为父亲修墓的事了。
但进入5月，日军以“经济提携”为由，天天找宋哲元的麻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一天，他叫来了秦德纯，嘱咐道：“绍文兄，今日我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别再劝我了。我走后你一定要记住，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谢绝。”
秦德纯无奈地接过了宋哲元递过来的担子，心里叹道：“不接受、不谢绝，这前后矛盾的事可如何去做？！”
但宋哲元的离去，并没能最后解决华北的矛盾冲突。卢沟桥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7月11日夜，宋哲元在告假2个月后，终于由原籍乐陵又秘密地返回了天津。返回华北后，宋哲元立即召集29军高级将领召开了军政会议。
但这次会议宋哲元犯了关键性的大错，从而导致了日后平津、乃至华北战争的惨败。当时，鉴于日军华北兵力有限，不少将领主张乘胜攻击日军，在日军援兵开至前结束战斗，形成既定局面，既有利于日后的谈判，又能压住日本人的气焰，使日军不敢在华北扩大战事。为此，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甚至已拟好了进攻作战方案。29军大多数旅、团长也都主张向日军发起攻击。
但宋哲元这时却陷入了徘徊犹豫之中。7月8日、9日，蒋介石自庐山连发两电，指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对蒋介石这两电，宋哲元心里不能不犯嘀咕。
几年来，每遇中日冲突，蒋介石总是以中央的命义令地方将领妥善处理，不可扩大事态，今天对29军为何一反常态？在卢沟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人全面交战吗？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
宋哲元瞻前顾后，矛盾重重。在他极不愿面对失去华北统治、与日本人全面摊牌之际，日军的缓兵之计便轻松地控制了他的思想。
军政会议上，宋哲元决定接受日军提出的苛刻条件，设法使这次爆发的军事对抗降为一般地方事件来处理，以渡过眼前的难关。他责成手下38师师长张自忠转告骁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
12日，宋哲元在天津公开发表谈话说：“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乎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也。”
宋哲元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内心里，他还是希望能在华北为王。发表谈话后，宋哲元即向全军下达了命令：
（一）从14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
（二）解除北平戒严；
（三）释放逮捕的日本人；
（四）严禁与日军磨擦。
在做出这一系列妥协姿态后，宋哲元明白不向南京交待不行，遂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一方面婉拒中央派援军，请暂缓派军北上，以免刺激日人，影响与日本驻屯军的交涉。
当吉星团对进攻卢沟桥的日军奋起抵抗后，全国人心激奋，纷纷致电嘉勉和汇款慰问。
宋哲元到天津后，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于7月15日竟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对29军的慰劳，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29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接到吉星文团和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冯治安第37师110旅旅长何基淬要率全旅投入战斗消灭这股日军的报告后，即在电话中对旅长何基沣申斥道：“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遂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抗起来的冀察这个局面就完蛋了。”
最后指挥官宋哲元为军阀固有的私利所惑，导致了他抗战决心的摇摆不定，他的三心二意，又影响了手下的张自忠、冯志安、秦德纯等高级将领。
当时，驻扎天津的38师师长张自忠打电话给驻北平的秦德纯、冯治安等29军决策人物，坦白地表示不同意对日抗战。
此后，冀察政权就由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在汉奸齐燮元、陈觉生的陪同下，与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代表桥本群进行谈判。
日军透过29军高级将领的种种活动，似乎已窥透了中国军的底牌。
为迫使29军就范，香月清司于19日22时发表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这样，张自忠、，张允荣奉宋哲元命令，于19日23时签订了实施停战协定的秘密条款，使7月11日签定的墨迹未干的条款更进一步。
其内容为：为实现7月11日签定中的第三项，约定实行下列各项：
（）
（一）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
（二）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
（三）在冀察范围内，如其他各方面的设置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
（四）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CC团等排日团体。
（五）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
（六）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
又，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方面负责实行之。
20日5时，宋哲元根据上述屈辱条款，发布了如下命令：
一、在北平附近的37师自今20日开始在西苑集结，应于明（21）日集结完了；
二、为了对上述集结进行警戒，置石友三部队一部干八宝山附近，待37师集结完了后翌（22）日撤退。
当日下午3时，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访问宋哲元，商定“37师撤退保定附近，由赵登禹部队接防”。
宋哲元等为保持地盘最终完全答应了日军提出的丧权辱国的条件。
7月22日，刚由庐山返回南京主持抗战的蒋介石收到宋哲元报来的电文。
当蒋得知宋哲元绕过南京中央，单独与日军签订和约的消息时，不禁拍案怒骂道：“娘希匹，不成体统！我已再三声明倭寇不重信义，宋明轩仍一意孤行，大兵压境之际不思备战，撤除北平城防不说，还与日本人签了和约，谁给他的这个权力？！”
蒋介石确实冒火。自事变爆发后，他已连电华北，表明了中央将倾力抗战的决心，并多次提醒华北方面的29军勿对日军抱有幻想。
尤其是16日后，日军大批部队频繁调动，并于12日派遣香月清司就任华北日军司令官，替代了患病的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蒋介石更是认定了大战随时都将爆发，因而几乎天天电示华北，并以过去数次日军毁约为例，告诉宋哲元别太相信日军，还是小心提防为妙。可到头来，宋哲元自作聪明，还是背着他与日本人签了和约。
“告诉宋明轩，”蒋介石对跟随他多年的“文胆”陈布雷吩咐道，“撤除北平城防是十分危险的，也是错误的，马上要改正过来。另外对日本人，要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另外通知他们把协议签定的经过迅速报上来。”
说完，蒋踱到窗前，沉吟片刻，补充道：“告诉王外长，再发个声明，凡地方未得中央许可所签之协议，一概无效。”
送走陈布雷，蒋介石心情仍旧烦乱。
过去两年，宋哲元奉他之命与日本人虚意周旋，每次对日本人让步也是他默许的，可时至今日局势大变，宋哲元却再三抗命，步步后退，与中央背道而驰，如此下去，何以维持中央政策之一致，何以面对国人和西方诸强？！他感到这次再凭电文恐怕仍难奏效。
当下，他召来了军政部长何应钦，研究后决定，派参谋次长熊斌到北平，面喻宋哲元。
宋哲元得到消息后，以探望多年的老部下为名，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的同意，由天津来到了北平，密谈良久，宋哲元方才如梦初醒，了解到日军用心险恶，也了解了南京中央政府真正抗战的决心。
但此时为时已晚，日军5个师团10万余人，已浩浩荡荡地进入山海关，扑向华北。平津城下，战略态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有利的战机由于29军的前后摇摆不定，已悄然从手中逝去。等待29军官兵的，是四面被围的艰难处境和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
7月26日，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面见宋哲元，送交了给冀察当局的最后通牒。同时，日军在廊坊首先向38师刘振三旅开火，大战终于爆发。
27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方要求，同时联合29军高级军官通电全国，誓要自卫守土。在宋哲元发布通电的同时，北平四郊已淹没在隆隆的枪炮声中。
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