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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伊妹儿这劳什子不知哪个灵机一动鼓捣出来的。在日常生活层面上，这项成果实在远比什么“勇气”号火星车来得重要。指尖一点，天涯咫尺。现代人最看重的快捷、便利与效益至此尽矣。较之电话，没有不得不即时应对的紧张和尴尬；较之书信，不知节省多少宝贵时间。可谓兼有电话和书信之利。尤其对于既讲面子重含蓄又急性子重效率的日本人来说，这玩意儿一定正中下怀。此番旅日，所接名片，必注明伊妹儿住址；所去部门，必索要伊妹儿Address。会议通知、宴会邀请、工作联系、朋友聚饮以至礼节寒暄，无不由伊妹儿往来传递。如今不单电脑，就连小小的手机据说也可以收发伊妹儿了。乘地铁或电气列车，发现周围年轻男女几乎人人手持这样一个宝贝。指尖在上面跳迪斯科，眼珠却直勾勾盯住不动。我有时偷觑一眼，发现屏面时而五彩缤纷时而跳出间有汉字的日文字母。于是我不怀好意地推测那一定是上网派“伊妹儿”通知真正的伊妹儿几时几刻在老地方幽会了。顺便说一句，日本的公共交通工具不许打手机。偶尔见到接手机的，也都一副窃窃私语的样子，并且三言两语匆匆收起。因此我在车厢中所见形状各异比比皆是的手机，一般都不再发挥手机的本来功能，而大约不是用来打游戏就是上网发伊妹儿了。
我自然也乐意使用伊妹儿。况且在日本我毕竟是外国人，用微妙的日语同微妙的日本人用电话沟通有时难免造成微妙的误解，产生微妙而沉重的stress（ 精神压力 ）。而伊妹儿则可悠着性子改来改去，对懒得答理的尽可暂缓发落或索性打入“垃圾箱”了事。进退自如，以我为主，何其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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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妹儿”在东京（2）
想起来，东京的伊妹儿曾给我带来一次难得的经历。那还是去年三月初，一位日本教授发来伊妹儿，邀我参加预定三月八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的反对美英进攻伊拉克的反战###。那天到会场一看，露天会场人山人海，一个长相、发型和身材酷似小泉首相的人正在台上扮演小泉。此君身穿小泉常穿的浅灰色西装、模仿典型的小泉步法、手势和声调表演小泉如何声称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模仿得惟妙惟肖，台下笑声不断，气氛甚为热烈。会后游行，四万市民举着标语牌或拉着横幅标语喊着口号一路前进，浩浩荡荡，不见首尾。警察虽然脚蹬长靴腰横警棍，但并不吆五喝六吹胡子瞪眼，只是客客气气维持秩序疏导交通。游行队伍中甚至有老太婆用小车推着孙子。这使我看到了日本民众的另一面。
当然，对我来说伊妹儿更大的妙处是可以用来同国内媒体联系。无论采访村上的专稿和照片，还是《 海边的卡夫卡 》的四十万字译文，抑或其他大大小小文章，都由这伊妹儿传往故国。既省了邮资，又无丢失之虞，对方也免去逐字输入之苦，委实皆大欢喜。外出归来，即使深更半夜也乐得打开电脑查看有无伊妹儿来访。若纷至沓来，自是减却几许浪迹海外的孤独；而若数日未睹芳容，不由生出一缕寂寞和怅惘。最糟糕的则是有一次迎进门来的伊妹儿个个面目全非（ 乱码 ），打发出去的又一一被拒之门外（ 退回 ）。而当时正有要紧事非联系不可，赶紧打电话四处求援。晚间急得几乎彻底未眠，翌日又在房间团团打转一个上午，正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下午背起电脑从埼玉县横穿偌大东京城赶到千叶一位博士家求救。博士终究是博士，酒过三巡，只见人家轻触数键，伊妹儿们立即重现芳容顾盼生辉。人生快事，莫过于此。
与此同时，我也绝对不希望普通书信从此减少以至消失。现代伊妹儿终究不如传统的鸿雁传书那么有实实在在的质感、那么有真真切切的温煦、那么撩人情怀。伊妹儿不应该欺负甚至取代辛勤传书的鸿雁。一边是极堂皇的奥运场馆，一边是极古雅的小四合院，一边是高度现代化的科技园区，一边是村头老柳树下的轱辘井——那样不是很好吗？或许那才叫“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东京的美女编辑（1）
我这人不大愿意交际。第一因为我不善于交际。提笔我会斟酌再三，但说话往往冲口而出，别人尴尬，自己后悔。当年大学毕业分配时哪壶不开提哪壶，分我去长春市外办当翻译。费了好一番周折才和预定分往广州的一个同学对换成功 。结果这步棋还真给我走对了——数年前全班会聚京师开同学会，那位早已荣升外办副主任同时沦为脑满肠肥的老同学拍我肩膀说道：“哎哟我说林さん（ 老林 ），你可把我害苦了，你好歹混上个教授，可我活活成了大相扑兼猪头小队长！”（ 喏喏，听这两句就知道他是多么适合当外事官员 ）第二因为我不太关注口福不胜酒力。倒不是说自己多么清高，若有窈窕淑女载歌载舞我保准抢坐前排一饱眼福，但面对满桌子虾兵蟹将人头马实在无心恋战。回乡探亲最怕碰上初中同学镇委书记王某和派出所所长阎某，一次差点儿灌得我回不来。第三因为我也挺忙，要完成钦定教学工作量要捏造煞有介事的学术论文要对付神神道道的村上春树，台灯夜夜亮到十二点——单纯从劳动量来说足有资格捞得五一劳动奖章。
当然也不是说我从不交际，一个铁哥儿们也没有。打交道最多的是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的男女编辑。每千字稿酬由5元、7元、14元、28元到50元、80元、100元……循此曲线你也不难看出我的编辑交往史何其悠久。
说来也真是缘分，此次来东京又跟人家日本编辑打起了交道，有报社的有杂志社的有出版社的有大学学报的，又无一不是小姐女士。近年国内坊间常有美女作家美女画家美女保镖之说且颇有卖点，那么我这里就权当续篇来一段美女编辑——东京的美女编辑。
去年十月我刚来日本没几天，东京大学一位教授邀我去Y书店主办的专题学术报告会讲讲村上春树在中国的反响。我不是主角，只见缝插针讲了十多分钟。没想到散会的时候又是记者采访又是旅日女同胞围住攀谈又是出版社递“红包”请喝酒。作为选项，最后我当然拿了“红包”赶紧跟两位年轻女编辑去吃“日本料理”。同去的除东大那位教授还有一位。餐馆蛮有情调。我们的单间位于阁楼，五个人坐下去多少窄了点儿。装修俨然农户人家。裸露的横梁立柱黑乎乎不是疤节就是裂纹，分不清是真的久经沧桑还是人工做旧。贴近三角房脊那里居然有篓筐簸箕锹镐等破烂农具探头探脑，墙上挂着蒜辫子辣椒串玉米棒。灯具也够别致，很像当年下乡时马圈里挂的那个劳什子，昏黄的光晕从头顶笼罩下来。我心里顿时一阵释然，恍惚回到三十年前乡间的蹉跎岁月。惟一有现代感的是两个当编辑的女孩。倒不是说她们衣着多时髦长相多娇美（ 当然不丑 ），主要是觉得两人举止做派极为得体，爽净、利落、抑扬顿挫、生机勃勃。尤其我对面的那位，颇像村上春树笔下的绿子，眼珠如独立的生命体快活地转动不已，绝对有一种气势美——这就是此文的主角樱井（ 化名 ）小姐了。
席间由啤酒而清酒由“刺身”而“寿司”，杯盘源源不断，教授谈笑风生，灯光扑朔迷离，女孩笑脸逢迎，加之不用自掏腰包，我当然也喜滋滋乐悠悠不思吴蜀魏晋，惟恐曲终人散。但总不能喝到天亮，散还是散了。樱井特意七拐八拐走很远一段路把我送到地铁检票口，笑盈盈挥手告别。
事后我发了个伊妹儿表示感谢。樱井回伊妹儿说很希望再见一次。我又何尝不想。但一来不知道人家是真想见还是纯属客套担心自讨无趣，二来生怕闹出个一差二错被遣送回国半世英名休矣。从此再未联系。
一来二去，东跑西颠，转眼半年过去。五月间忽一日接得樱井一个伊妹儿，说要向我约稿——为她编辑的十四卷本《 讲座文学 》所附名为“月报”的小册子写点什么。内容也可不限于村上春树，大凡与文学有关的都可以。日文若不灵便，用中文写而由她找人翻译也无妨，一个月后交稿。我当即应允。因为Y书店是相当于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老字号出版社，向以文化积累弘扬学术为己任，不屑于与流行文化为伍（ 早期社长同郭沫若要好，每出新书必送中国一部 ），此次所编《 讲座文学 》执笔阵容亦甚威武雄壮。同时自告奋勇，愿以日文请缨。言外之意自己不光会用中文涂鸦，日文也可比试几下。再说总不能显得中国教授太草包。樱井回电致谢，很快寄来背景资料和极其客气的约稿信。信中注明稿酬以四百字稿纸计算，每页三千日元，篇幅七页。我在心中略一核算，每千字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余元，就是说一个逗号都值五毛钱顶一斤大米够活一天的，比国内慷慨多了，好，写得！
东京的美女编辑（2）
写什么呢？来日前我曾就村上作品以外语专业116名学生为对象做过问卷调查，分十三项问及喜欢的原因，得分前五位是：①提供了认识世界和生活的另一种视角和方法；②翻译得好；③对孤独寂寞情怀的共鸣；④气氛、韵味别致；⑤文笔优美。思来想去，从翻译处理及体会角度就第二点写了三千字发去。正自鸣得意之间，樱井回伊妹儿了：看您的文章，我们村上好像因了您的翻译才在中国走红似的，我们日本人可是讲“谦逊是美德”的哟！说实话，若对方和我同是男人，我真可能来个恕不侍候撤回文章了事。无奈对方是美女编辑，而美女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耐住性子解释说关于其他几点我已经在《 朝日新闻 》、时事通讯社的《 世界周报 》以及另一家日本出版社的论文集中专门谈了不少，只剩这点没谈，因此并无单独强调和夸大这点之意。最后不软不硬地回敬道中国人也并不认为“骄傲是美德”。樱井马上申辩说她的本意是担心日本读者误会了我的意思，“从而损害林先生的谦和形象”。这个说法太高明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况且冷静细想，“你们村上还不是多亏我们绝妙中文的关照”这样的自负在自己骨子里也并非没有。而日本人素以敏感著称，那么指出也不是毫无道理。于是我找一位日本教授商量，决定在强化村上原始文本重要性的同时弱化主观断定语气。如把“我认为”置换成“我觉得、好像是、似乎是、大概是、恐怕是、是不是、莫不是”等暧昧语气，并在“翻译了二十本村上文集”一句前面加上“我有幸”三字。如此发去之后，电脑旋即传来樱井的笑脸：“这回到底mild（ 温和 ）多了，反倒让人觉得您又过于客气了！”——美女编辑遭遇战至此硝烟散尽。
但感觉上似乎又没完全散尽。现在我还沉思硝烟后隐约闪露的各自的民族意识、心理机微以及文化文体差异……
美女编辑果然非同一般。
落花之美（1）
咱们中国人喜欢热闹喜欢热烈喜欢喜庆气氛。劳模要戴大红花，国庆要挂大红灯笼，过年要放大红爆竹贴大红对联，领导来视察要高悬大红标语人人满面红光。结婚就更不用说了，大红袄、大红盖头、大红被、大红地毯。如今城里人赶时髦学西洋，往往像模像样娉娉婷婷披一袭白色婚纱，但一对大红喜字也还是少不得的。总之国人喜欢张灯结彩、披红挂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可人家日本不兴这一套。当然也不是说日本人就整天愁眉苦脸作深沉状。足球打进世界杯十六强时举国上下也可谓欢喜若狂，近日贝克汉姆来试拳脚，女孩子们比见了久别情人或留洋归来的博士老公还激动万分，若无警察横加阻拦，真有可能扑上去啃两口。不过一般说来日本人是和咱们不太一样。不说别的，这红颜色除了红信号灯和警示灯就很少见。日本共产党颇有影响的机关报《 赤旗 》报头也并非赤色而是黑色，不像咱们诸多报头不知何故呼啦一下子由黑变红。至于领导莅临，休说都府县道知事大人，就连位极人臣的小泉首相外出视察也甭想见到“热烈欢迎”之类的红色横幅。惟有“万世一系”的天皇夫妇陛下驾临才有幸得到若干妇女儿童挥几下小太阳旗（ 那中间当然是红色的 ）。有时我不由心想，世界上大约只国人对红Se情有独钟。前不久红色象征革命，理由不言而喻；而今以经济为中心了，一颗红心仍在激烈跳动。
过新年时日本也不用红色装点。门口顶多扎一稻草结挂一小橘子加一枝青松。若不去神社寺院，根本感觉不出过年气氛。加之有不少城里人跑去乡下看望父母，街上比平时冷清许多，商店大多关门。于是只好打开电视看日本新年保留节目红白演歌对唱（ 分男女两组唱日本调歌谣，性质相当于我国的春节联欢晚会 ）。令人吃惊的是，在大年除夕唱的竟多是撕肝裂肺要死要活的东西，不是“在那月色凄迷的寒冷夜晚”就是“你为何狠心把我抛弃”。得得！全家团圆的欢乐今宵何苦唱这玩意儿？端的匪夷所思。像咱们赵本山老兄那样来两段小品逗得男女老少一齐抿嘴乐岂不皆大欢喜？
后来我渐渐明白，日本若真有赵本山且大家捧红赵本山，日本人也就不成为日本人了。日本人所以大过年也听演歌，无非因为他们喜欢听演歌——那一唱三叹跌宕起伏的旋律所传达的或绵长隽永的淡淡哀婉或近乎绝望的深深悲哀，很快就能把听众带入风雨旅程带入共鸣境地。日本人为唱演歌发明了卡拉OK，卡拉OK也的确适合唱演歌（ 极少有人用来唱流行歌曲 ）。而演歌中几乎找不出类似我国采茶忙庆丰收那样轻松活泼欢天喜地的民间小调。可以说，咏叹与悲伤是演歌的基调和魅力，它唱出了这个岛国无数男女的悲剧情结。
是的，日本人普遍有一种悲剧情结。
在电视上，我看了在美军炮火中怀抱死伤儿童的伊拉克父母，看了在以色列坦克面前哀悼死去亲人的巴勒斯坦妇女，看了在地铁火灾现场面对亲人遗体的韩国百姓；也看了导致六千余人遇难的神户大地震和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惨案中的日本民众。无意中我发现日本人面对突发灾难和生离死别时的表现和其他国家大为不同。其他国家的人往往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日本人则相当冷静，没人惊慌失措没人号啕大哭，甚至没人流泪，表情中更多的似乎是无奈、达观和镇定。究其原因，我想这绝对不是日本人缺乏感情，而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感情以至文化中积淀了太多的悲剧因子。
日本是岛国，常有地震、台风、海啸、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尤其地震频仍。我来东京不到一年，差不多每月都要体验一次天摇地动。轻者像坐在轮船上忽悠颠簸一下，重者整个房屋框架吱呀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