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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癖好,甚至自己到外面购买女性衣物,以备不时之需。
退役后不久,他就和现在的妻子结婚,性生活尚称圆满,每星期约同房三次。他自知打扮成异性是不正常的行为,原本希望婚后会自行消失,但却好景不常,他妻子的衣物成了新的诱惑,于是不久他就又故态复萌,而乘太太外出时,穿上太太的衣服,用太太的化妆品,有两次甚至就这样打扮成异性到公共场所露面。最后,此事做多了,终于被太太撞见。
解析:
这是一个“异性装扮癖”(transvestism)的案例。
在精神医学里,会“打扮成异性模样”的有下面三种可能:一是“异性化的同性恋”,约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同性恋者属于此类,他们在言语、举止和服装上都具有“异性味”,但虽然打扮成异性的模样,却对真正的异性没有兴趣,而只喜欢同性。一是“变性癖”(transexualism),这类人士认为自己是“生错了身体”,他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异性才对,因此,他们不仅打扮成异性,而且还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异性,例如男的变性欲者,打扮成女性只是其“初阶”,接下来还要去毛、注射女性荷尔蒙、隆|乳、做人工荫道等。另一则是本档案所说的“扮异性症”,这类人士没有“同性恋”或“变性”的想望,属异性恋者,但却会间歇性地打扮成异性,而且多数会因此而获得性兴奋。有些专家认为这其实是“恋物癖”的变形,所以又将它称为“恋物性的扮异性癖”。“恋物癖”是当事者“赏玩”女鞋、内衣裤等异性之物,而“恋物性的扮异性癖”则要将这些衣饰穿戴到身上才过瘾。
但即使是单纯的异性装扮癖也有程度之别,有的只是在里面穿着女性的内衣裤,外面则是西装革履;有的则需里里外外都做女性的打扮,甚至还需戴假发、涂脂擦粉;有的只是在无人处做此打扮,顾影自怜,有的则需要到外面走走,甚至在大白天招摇过市。但不管如何,当事者都会因此而觉得刺激,兴奋无比;有的会在兴奋之余,继之以自蔚的行为,有的甚至在和配偶性茭时亦需穿上女性的衣物才能维持勃起。
有些患者说,他们在小时候有被大人打扮成异性的经验(通常是出于逗弄的心理),当时虽没有性兴奋的感觉,但到了青春期开始对异性感兴趣而又无从接近时,很自然地就重演旧戏,将具有诱惑力的女性衣饰重新穿上身,从“体贴”中获得快感。不过仍有不少患者说他们小时候并未有过被打扮成异性的经验,而是自己主动地由把玩女性衣物进而将它们穿戴到身上,然后再经过“性兴奋”与“扮异性”间的一再“联配”,而演变成难以摆脱的恋物性扮异性癖。
在所有的性变态中,异性装扮癖是最不具危险性的,顶多只是让人皱眉而已。在两性装扮日渐打破旧有的刻板模式之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男孩子打扮得像个女孩子,而女孩子则打扮得像个男孩子,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跟本个案所谈的异性装扮癖完全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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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岁的变性人(1)
同事们好像目睹一只毛毛虫如何蜕变成蝴蝶般,又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时发现他们可敬的男主任已变成一个十足的“女人”。
1981年底,一个名叫苏珊的女子被发现陈尸于自己的寓所,死因是服用过量的止痛剂“可卡因”而中毒。令人困惑的是,这名女子在九个月前才动过“变性手术”,在此之前,“她”一直是个男人,名叫瓦特·坎侬。
“她”的故事充满了悲剧性,要了解这种悲剧性,需从“他”的故事——也就是瓦特的过去说起。瓦特于1925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父亲曾担任过杜克大学神学院院长,祖父则是美以美教派的主教,家里一直有浓厚的宗教气氛。
比瓦特大三岁的哥哥吉米,自幼聪颖非凡,瓦特一直在他的阴影下长大。但吉米不幸在11岁时死了,父母悲痛莫名,而瓦特对哥哥的死则有一种“解脱”与“罪恶”的复杂感觉,但也使他发愤想超越他的哥哥。后来,瓦特果然以优秀的成绩赢得了为纪念他哥哥而设的奖学金。欣慰的父亲写信嘉许瓦特,但却不意将两个儿子的名字搞错了,而称瓦特为“吉米”。瓦特觉得很不是滋味,在信封上写道:“父亲所说的是我吗?”
种种因素使瓦特急欲逃离北卡罗来纳的家,最后如愿以偿,16岁就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个男孩子的世界里,瓦特开始有了所谓“情境性的同性恋”行为,但到了周末,当他的同性伴侣都到纽约去和女孩子约会时,瓦特却孤独地留在宿舍里,因为他发现他对女孩子没有丝毫的兴趣。对这种感觉,他不敢向任何人倾诉,而只有在自己心中反刍思索,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男性与女性的混合体,虽然拥有“男性的身体”,但却“当作女人来使用”。在不知怎么办的情况下,他开始借酒消愁。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特到海军服役,这又是一个纯男性的世界,在服役期间,他仍持续认为自己是个女人,也一再地在同性恋行为中扮演女性的角色。
退役后,瓦特到哈佛大学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帕蜜拉小姐,帕蜜拉是个双性恋者,事实上,喜欢同性恋甚于异性恋。她了解同时也接受瓦特的性偏好,她说她愿意替瓦特筛选合适的男人,也鼓励他从事他所喜欢的性冒险。瓦特本想和帕蜜拉结婚(好让父母能早日抱到他们盼望的孙子),但最后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而作罢。
获得博士学位后,瓦特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柏克莱加州大学等知名学府担任教职,1962年进入史密斯森历史博物馆,并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助,到伦敦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社群。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表面拘谨,但却偷偷摸摸追求性享乐的时代,而它正反映了瓦特个人的真实生活。表面上,他是一个拘谨、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同事保持礼貌而不亲密的关系;但私底下却过着危险的生活,和同性恋者搞在一起,有时还偷偷参加一群异性装扮癖者的社交活动。
1975年,瓦特完成其代表作《文化中的科学:维多利亚初期》,在扉页的作者自述里,瓦特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在说话。但当书快出版时,他却已公开表明他是一个“女人”,而不得不改变其中的作者序。而该书最后也以“苏珊·慧伊·坎侬”的作者名字出版。
在这期间,博物馆的同事们好像目睹毛毛虫如何慢慢蜕变成蝴蝶般,看到瓦特如何变成苏珊。起先,他们发现瓦特开始随身携带一个小皮包,然后是穿有女人味的衣服,然后是项链……大家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发现他们可敬的主任竟然已变成一个十足的“女人”。他坚持同事们改口叫他“苏珊”,而不是“瓦特”。博物馆内的一些卫道人士对他这种行径当然是如芒刺在背,觉得不宜让他太过招摇,而开始限制他的活动。
1979年,他因穿着女装被来博物馆参观的重要人士撞见,而被馆方以“无能”为由强迫他退休。原来不准备做性荷尔蒙疗法与变性手术的他,突然变得积极起来,渴望能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他先进行女性荷尔蒙疗法,而在1981年2月,不顾医师的反对,毅然进行变性手术。
在变成“真正的女人”后,“她”可能因本来就有的背部关节炎症状加剧,而服用过量的可卡因致死。
在死前,最后和她见面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个女同性恋者。在她最后的日记里,苏珊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她说:“现在(手术后)我觉得我是个女同性恋者”。当他还是一个男人时,他无法和女人发生亲密的肉体关系,但在成为女人后,却又无法和男人发生肉体关系,而变得渴望和女人Zuo爱。
解析:
广义来说,从瓦特变成苏珊的这名男子,可以说是一个同性恋者、扮异性症者及变性欲症者;但其核心问题可能是他是一个女性化的同性恋者。
同性恋目前被称为“性指向障碍”(disorder of sexual orientation),意指将性对象“指向”同性的一种异常情形。真正的同性恋者对异性完全没有性方面的兴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性指向障碍?专家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生物学上的,特别是大脑中的性行为中枢在成形过程中出了差错,而将性的本能指向同性,某些动物实验似乎证实了这种观点。一是后天环境上的,譬如在心性发展过程中,产生性别认同混淆;或是在性探索过程中,即与同性初试云雨而习惯成自然等。
56岁的变性人(2)
本个案中的瓦特,从小就被家人视为是他哥哥吉米的“替身”,他对此心生排斥,可能造成了他男性性别认同的混淆;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清一色男性的环境中,和同学的同性恋行为也可能造成他日后的习癖;但问题是绝大多数有同样经验的人并不会像他一样“对女人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他的这种性指向障碍可能还有更基本的生物学上的原因,环境因素只是诱发他显露这种本性的催化剂而已。
从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环境因素所扮演的这种角色,虽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男人身体的女人”,但在家庭教养及社会道德的压力下,他一直不敢公开表露这种倾向,只是暗地里求发泄,甚至还准备和一个女同性恋者结婚,以掩人耳目。但后来为什么又公然地说他是一个“女人”呢?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他的母亲和他本欲与之共结连理的帕蜜拉先后去世,瓦特在悲伤之余曾写了一首“三个不相干女人的挽歌”来倾诉他的愁绪,其中一个“女人”指的可能就是他自己。另一个原因是瓦特当时已迈入中年,可能面临所谓的“中年危机”,他将这种“中年危机”巧妙地转化为“性别认同的危机”,心中也许有着只要成为一个女人就可以“开始崭新人生”的幻想,所以蛰伏多年的“蛹”,决然地要脱壳而出,蜕变成一个女人。
但开始时,他只是做女性的打扮而已,并不准备做变性手术(这跟真正的变性癖者不同),直到后来被博物馆无情地开除后,他受了刺激,才突然变得积极起来。
不过最令人错愕的也许是当他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后,“她”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只是性对象从男人变成女人而已,这又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生物学上的问题,而是先天与后天、生理与心理互相纠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我们无法确知瓦特在变成苏珊后,是否比较快乐?但可能是失望的成分居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56岁,而非18岁,56岁的人想成为足球健将或芭蕾舞者都已嫌太迟,更何况是重新学习做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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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和她的情夫(1)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他的心灵,他偷偷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
E君是一个已婚的中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因“绿帽疑云”——认为妻子对他不贞,而在心里痛苦着。
他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某大学的电机系,但因个性拘谨而又好挑剔,所以没有什么朋友,更不要说和异性谈恋爱了。年轻时代曾以手Yin来排遣寂寞,但后来即认为这是幼稚的行为,而以举重来避免手Yin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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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31岁时,他才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但很快就在性方面遭遇困难。他自己在性方面虽非毫无经验,不过新婚伊始,即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认为妻子在床上表现得过分热情,让他颇感惶惑与焦虑,并因此而觉得妻子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自己恐怕无法满足她。
不久,E君即对这样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认为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太草率了。无奈木已成舟,也只好将就。
结婚十年后,他妻子静极思动,对社会工作变得非常热心、活跃,不仅经常在白天外出,而且每周有一个晚上需到会员家里开会,讨论他们的工作和活动,而E君则留在家里照顾小孩。他对此虽然不太高兴,但也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
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妻子聚会的会员家里,但电话却没人接,他越想越不对劲;而当天晚上,妻子又很晚才回家。E君不悦地兴师问罪,虽然妻子向他解释说是因为聚会的地点临时改变,才让他找不到人,而且变得晚归,但E君已是满腹疑云,他觉得妻子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说不定是假借聚会的名义,而在外头和别的男人胡搞。
后来,E君服务的公司因为一项特殊计划而要求E君改在晚上上班。E君觉得这是一项阴谋,因为他的一位同事——和他妻子在搞什么社会工作而定期聚会的男人——却能照常下班。E君对妻子和这位同事间的可能关系早就疑云重重,现在更加怀疑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也许是他的同事在搞阴谋,想和他的妻子能更安心地幽会,所以他才被调为上夜班。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E君的心灵,他开始想尽办法偷偷地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心中的怒火也越来越炽热,竟开始怀疑妻子和那位同事正准备谋杀他。
有一天晚上,当妻子在饭后递给他一杯饮料,而她自己却没有时,E君压抑已久的执念和怒火终于爆发,他对妻子大声咆哮,说她想用这杯饮料毒死他,好和情夫双宿双飞。
满头雾水的妻子到现在才知道,近几个月来丈夫的怪异行为竟然是怀疑自己“红杏出墙”。她觉得丈夫“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劝丈夫到医院去。
在极度惊恐中,E君同意住到医院里。刚住院时,E君的心神相当不宁,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不久,他的焦虑逐渐减轻,但仍坚信妻子“确实”对他不贞,而那位同事就是她的情夫。
解析:
这是一个“妄想狂”(paranoia)的病例。Paranoia的字源来自两个希腊字para和nous,para是“旁”、“侧”的意思,nous则是“心灵”的意思,因此paranoia具有“偏倚之心灵”的意思(日本人即将“妄想狂”译为“偏执狂”)。
所谓“妄想”是指一个人凭其主观意识来解释事情,从旁人的立场来看,这种解释乃是不符事实的错误信念,但他们却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每个人在解释事情时,都含有主观的成分,偶尔也难免会怀疑他人,但通常是一过性的,在适当的说明后即能释怀。而妄想病患者的怀疑却是持久而不可动摇的,“不可理喻”,而且会对这种妄想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
有妄想倾向的人通常对他人缺乏基本信赖感,而且这种态度通常是在童年时代即已养成。本个案中的E君,他是在母亲强悍、父亲懦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母亲为了将他抚养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从小就不抱他、哄他,当他因经常做恶梦而向母亲哭泣时,得到的却是母亲的嘲笑。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然对他人缺乏基本的信赖感,如果别人因他的敌意与多疑而回避他,会更加加深他的敌意和怀疑,更确信别人对他不怀好意,结果造成恶性循环。
在婚姻生活中,若对配偶缺乏基本信赖感,很容易就会产生病态的嫉妒与怀疑配偶不忠,如果又有其他诱因,则会更为加剧,E君有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形。原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