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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永恒的工资和物价的攀升真是发疯了。”我说。
“是的，”弗里瑟淡淡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生活在它的经济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受害的首先是最小的人物，那些储户，而大人物和那些非常大的人物，他们是这一发展的获利者。这，正如我所讲的，只是这场不幸的第一部分。”
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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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什么？”我问。
“我向您讲到过那七百亿美金。”弗里瑟说。
“只要它们还没被用于收购整个工业，它们就操纵在投机商的手里。这些投机商，他们无所不在，手里控制着所有的货币，可以说，他们是在用它们玩车站调车场的游戏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弱货币，咱们就说英镑吧，或者说里拉，那么，他们就会像烫土豆似的扔下它们，也就是说抛掉它们。这也就是说，他们将弱货币大量地卖给其国家银行，它有义务买下它，而且是以相当贵的汇率。这样，投机商们手里就拿着硬货币——咱们就说日元或者德国马克吧。这样他们就能免受任何货币的损失。但还不仅如此！这些先生让他们的遍布多国的康采恩的子公司在弱货币的国家中欠债，而且是债务累累，接近极限。这样，弱货币国家的信贷物就被抽出，导入硬货币的渠道。这些多国结构的公司以他们的数百亿、数十亿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力因素，它们强迫政府和发钞银行采取后果有害的行动。”
①意即“倒卖”。
“后果有害，”勃兰登伯格嘀咕道，“对你那些亲爱的小人物有害。”
“实际上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对大人物丝毫也没有影响，”弗里瑟说，“而只是影响小人物。他们是国家和国家银行被迫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替罪羊。而投机商们所做的一切，公正和法律都拿它们毫无办法。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些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这是犯罪，是反道德的，是最最卑鄙的——但是它不触犯任何法律。你所处理的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就是这么个案子。因此我来到这里。因此克斯勒先生来到这里。”
“谁？”
“奥托·克斯勒先生。我们部里的一个工龄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缉税人员。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简单解释一下，好让您理解他要讲的内容。”
勃兰登伯格摁下对讲装置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书不得不适应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时间。
“什么事，勃兰登伯格先生？”
“请叫克斯勒先生进来。”古斯塔夫含糊地说。烟灰落到他的衬衫上，他没察觉。
门开了。
门框里站着那个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短发、左太阳｜穴有疤的男人。在那个盛宴之夜，在“庄严”酒店的吧台旁，当我跟后来失踪的倪科尔·莫尼埃交谈时，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
我盯着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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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勒的声音听起来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轻些。
“怎么回事？”我说，“一次再见。”
“我已去戛纳几星期了，中间有间断。”克斯勒说，这位缉税官是财政部的一张王牌，“我住在‘卡尔顿’酒店。我当然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当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跟靠她养活的那个男人一道失踪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发生的一切，卢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纳干什么来了？”
克斯勒说：“我们检查了赫尔曼银行的生意，这是联邦德国的一家最有声望、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瞧，我们当然跟其它国家的缉查人员合作。我们交换情报。数月以来，甚至数年以来，我们就在忙于赫尔曼和他跟那位美国人约翰·基尔伍德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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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基尔伍德——这不就是据说来戛纳为赫尔曼庆祝六十五大寿的那些人之一吗？”
“对。他是最有趣最危险的人。”克斯勒说，他摁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常这么做，这是他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习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本子，朗读道：“约翰·基尔伍德。第三次离婚。六十二岁。活着的孩子：五个。教育：耶鲁大学。生意活动：基尔伍德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估计拥有净资产：七亿到十亿美金。”
“上帝保佑他。”勃兰登伯格说。
“上帝保佑他。”克斯勒说，盯着他的本子，“基尔伍德在贝弗利山、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法国、瑞士、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都有房屋、地皮和住房。在英国有整整一座宫殿，两架飞机，两架波音702，在纽约的摩天大厦‘美利坚广场’有一套豪华住房。”
“科德石油，”弗里瑟说，“基尔伍德的公司，在欧洲的经营几乎没有赢利，尤其是在我们这儿。”
“那利润到哪儿去了？”我问。
“去了他想要它去的地方。在那些税收最低的国家。”克斯勒说，将小本子翻开一页，望着我，“您知道科德公司，是不是？”
“谁不知道呢？”我说。
在黑森林有一座装配厂，在全联邦德国有分厂，在国外有配套公司。科德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生产公司之一。它生产雷达设备，以及电视机。新闻卫星的零件以及美国宇航仪器的设备——在电子方面没有科德不生产的东西。
“现在，”克斯勒说，给人一种自信、有经验和聪明的印象，“这家科德，黑森林的这家工厂，一九四八年时是一家整两百人的工厂。如今科德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七十五万职员——还不包括配件供应厂。就我至此向您介绍的一切，如果我对您讲，科德公司的大部分也属于基尔伍德，您不会感到意外吧。”
“不，这对于我真不是什么意外。”我说。
“一九四八年，我们不得不毫无理由地以一美元比四点二马克的汇率购买美元。现在刚好升到了三点九马克。这也太高了。当时，美国人自然在德国购买他们能买到的任何东西。基尔伍德买下了黑森林的小工厂，光阴荏苒，它成了庞大的科德公司。我想，弗里瑟司长已向您解释过了，怎么干这种事——合法地干，完全合法。”
“是的。”
“好，”克斯勒说，“科德公司，这家古怪的企业，您估计，它每年的赢利有多少？”
“数十亿。”我说。
“对，”克斯勒说，狡黠地笑了，“您知道他们在这里缴纳多少税吗？您会笑起来：在德国分文不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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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这很容易做到。”弗里瑟说，“科德把货供应给列支敦士登的客户。在那个税收绿洲里几乎不需要纳税。那里的皮包公司精确地控制着赢利。账单经过列支敦士登转到巴哈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税，您猜得很正确的几十亿赢利，科德公司——也就是基尔伍德——在列支敦士登和巴哈马之间清算之后，就揣入了私囊，但这回是真正的！”
“在德国，总该有办法阻止那些不纳税的公司的恶劣行径吧！”我说。
“这不行，”弗里瑟说，“在这个领域内，什么都是允许的，无可指摘。但是，”他头一回抬高了声音，“如果运气好，这里有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证明科德公司有一点点偷税漏税，有一点点不守常规，那我们就可以破获它。为此，克斯勒长期以来一直在检查科德公司和赫尔曼银行的生意往来。”
“赫尔曼银行是怎么卷进去的呢？”
“哎呀，这您也不知道？”克斯勒说，“赫尔曼银行是基尔伍德在德国的家庭银行。”
“真棒，罗伯特，真棒，是不是？”勃兰登伯格咂着嘴说。他嘴上的雪茄已经湿透了，嚼碎咬烂了。他靠回去，双手叠放在肚子上，眼睛狡黠地望着我们。他的猪眼睛目光狡黠。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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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勒讲：“可以想象得到，我查出来的情况是我好不容易才获悉的。通过泄密，复仇的感情……”他望着我。他有蓝色的眼睛，我从中看不出一星人性的火花。这双眼睛，它有可能是玻璃做的。克斯勒，财政部缉查人员中的一张王牌。他迷上了他的职业，对于他，这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想。
克斯勒讲：“弗里瑟先生向您解释过的所有汇钱行为，二十年来，基尔伍德在德国这里都是通过赫尔曼银行操作的。他给这家银行选了这么一个最好的名字。一切都必须显得无可指摘、正当合法。按照我们的法律，它是无可指摘、正当合法的。我们知道，每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基尔伍德就将钱从这些国家汇往德国，汇到赫尔曼银行，将它们换成德国马克，继续投资给科德公司。就这样，这家公司成了一家世界级公司。基尔伍德无所顾忌地利用一切的政治混乱、每一次垮台、每一次政变、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件、古巴事件和柏林墙，任您哪一种，越南当然了，数百种的理由，让他玩他的美元，在赫尔曼银行的帮助下，越来越富，越来越富，带给我们国家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他只是这么做的许多人之一，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无所不为。而赫尔曼可以问心无愧，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完全合法。直到后来英镑的事发生。”
“英镑怎么了？”我问。
“基尔伍德看出了英国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不仅看到了罢工、失业和英镑越来越弱，他也预感到，为了能举足轻重地进入欧盟，英国早晚得将它的货币从束缚下解放出来。那疯狂就此开始了，这整个故事疯狂得触目惊心。”
“为什么？”我问。
“您注意听。”克斯勒说，“为了您也能理解这件事，我先讲给您听，基尔伍德本该怎么做——他在类似的情况下总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我点点头。“好吧，于是基尔伍德从英国撤回他的英镑存款，这是他通过抛售美元在英国赚得的，汇到赫尔曼银行，要求照原来的高汇率换成马克。他本来也会得到它，因为赫尔曼银行本可以在贬值之前将英镑迅速地卖给联邦银行，这样承受损失的就不是他，而是联邦银行，包括我们大家。不仅如此！基尔伍德还会通过赫尔曼银行在贬值前弄到英镑贷款——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他怎么才能做到呢？”我问。
“如果您信用好的话，您可以在每一家德国银行要求贷英镑、荷兰盾、美元或别的什么，并且都能得到。”弗里瑟说，“基尔伍德一定料到了英镑会贬值。”
“这下他们放开了汇率。”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将衬衫和裤子上的碎屑抖落到地毯上，“这下英镑果然贬值了——据说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对。”弗里瑟说。
“这将意味着什么？”克斯勒问我。
我说：“这将意味着，跟许多中小型企业相反，基尔伍德靠他及时换掉的英镑不仅能避免损失，而且还能大捞一笔。因为如果他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到英国去收购……”
“假如这样的话。”克斯勒说。
“为什么假如？”
“我对您讲过，这里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某种非常疯狂的事。不过，请您将您的思维过程编织下去，让我们看看，您理解了没有。”
“那好吧。”我说，“如果基尔伍德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去英国收购，比如说，他的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厂，那么，他使用德国马克必然就少付百分之八。”
“正确。”
“而他得到的英镑贷款，在还贷时又能让他净赚百分之八！”
“又说对了。”淡黄头发的克斯勒说，“现在您听仔细，卢卡斯先生，因为现在到了我们当中谁也不理解的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基尔伍德已经将英镑汇到了赫尔曼的银行，以较高的旧汇率将它们换成了德国马克，但是，他没有通过赫尔曼银行贷英镑，不，相反，他让赫尔曼银行将英镑贷给了别人！”
“什么？”我问，哑口无言。
“您听对了。他给出了贷款，而不是接受。”
“可是，”我喊道，“这可就意味着，这一下，当英镑贷款还回来时，赫尔曼银行将少得百分之八。”
“对。”弗里瑟说。
“这谁都不理解。”克斯勒说，“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什么？”
“赫尔曼银行没有将它从基尔伍德手里买下的英镑立即卖给联邦银行，而是留下了它！”
“留下了它？”
“不错。”克斯勒点点头。
“可这也就意味着，由于留下了英镑，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这一下又损失了百分之八。”我说，实在摸不着头脑。
“正是这个意思。”弗里瑟说。
“好得很，是吧？”古斯塔夫咂着嘴。克斯勒说：“您知道，基尔伍德汇来的英镑或通过赫尔曼银行发出的贷款数额有多大吗？”
“多大？”
“五亿德国马克。”克斯勒说。
说完，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静谧，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窗玻璃上。我想，我多想呆在昂热拉身边啊！可后来，那股我认识了几十年的旧有的狩猎狂热又攫住了我。我感觉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这是我历来办理的最大的案子。
“剩下的讲起来就容易了。”克斯勒打量着他的漂亮手指说，他习惯于把它们的关节折得难听地咯咯响，“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公司破产了，因为基尔伍德这么突然地抽走了英镑储备金，使得那家公司再也无法偿还它的债务了。”
“您真的相信是基尔伍德毁了他自己的公司吗？”
“我不相信，因为我还不能确定它。我不相信任何我不知道的事情，卢卡斯先生。那公司只有一部分属于他。他跟它合作。我们的基尔伍德，他已经以这种或者类似的方式毁了十多家较大的公司。然后，他总是再从破产的大批公司中把它收购下来。他很喜欢这样做。”有时，我觉得这位出色的包打听很难忍受。
“赫尔曼和基尔伍德会不会有什么计划？”我问。
“什么计划？”克斯勒问。
“这我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弗里瑟说。
“哦？”我问。
“没什么好‘哦’的。”克斯勒说，“这里发生了某种亘古未见的事，某种我们谁也不明白的事。赫尔曼用贷款做了一桩他必然会受损失的生意。赫尔曼留下了基尔伍德买下的英镑，没有将它及时转去联邦银行，因此他必然会再损失一次。”
“这可只有傻瓜才会做呀！”我叫道，“我很难理解这件事。但是我理解，现在，在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得承受全部的、双重的损失。”
“而赫尔曼并不是傻瓜，也没发疯，”克斯勒说，弄得指关节咯咯响，“但他还是自己毁了自己。”
“这真是匪夷所思，”我说，“我不能理解。”
“咱们当中没人能理解此事。这是个大秘密。”弗里瑟说，“如果咱们发现了它，咱们就澄清这整件事了。可咱们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秘密呢？”
“咱们必须试一试，”克斯勒说，“坚定不移地试一试。现在的事实是咱们都认为，在这件事上，是赫尔曼而不是联邦银行损失了百分之八。五亿的百分之八，这就是四千万德国马克。”
“老天。”我说。
“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