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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文集》
作者：金庸
正文
金庸小传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１９２４年，浙江宁海人。查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侠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15岁时，查良镛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17岁时，查良镛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19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由于种种原因，查良镛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1953，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1955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50年代，查良镛、梁羽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一日，他们突发剞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金庸自《书剑恩仇录》后，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34岁。35岁那年，查良镛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很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1965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1965年底，查良镛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准确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明报》大业；到了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1972年，金庸挂印封笔，金盆洗手。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了”！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1973年春，查良镛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还与蒋经国见面会谈。蒋是“金庸迷”，但他与查良镛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是……查良镛在金门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告无阻，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邓小*平重新执政后，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查良镛，向中方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见面时，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个是著名政治家，一个是知名政评家，两个人谈起政治，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见和才智充分地表露出来。此次访问，还得到廖承志的宴请。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查良镛加应道。在新疆天池，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采了两朵，带在身边，带回香港……回香港后，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中新社给《明报》开“小灶”，提供电讯稿给《明报》刊用；向来对中共热嘲冷讽的“哈公专栏”停刊；“反共”的报道和评论大大减少……有人说：查良镛“转”了。查良镛表示：“我对中共的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1984年9月，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加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查良镛有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1985年6月，中方委任查良镛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查良锒登台发言，他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发言完毕，掌声热烈。雷洁琼拉着查良镛的手，称赞说：“你的发言好极了！”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查良镛主持“武林大会”，然而得不到积极的成果。“武林大会”决不出胜负输赢，查良镛于是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政制协调方案。第一稿出来，遭到强烈反对。与中文官员“密谋”一番后，查良镛又连夜赶改方案……“新协调方案”略作修改，便成为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反对查良镛和“主流方案”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而来。为了平息风波，查良镛在《明报》撰写社评，论述自己的政制观点。谁知，“社评起风云”，引发更大的风波。香港有几十名学生游行示威，火烧《明报》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指责查良镛“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广州：12月6日，草委主任扩大会议通过“主流方案”，决定把它原封不动提交给草委全体会议讨论。香港：仍然群情汹涌，抗议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查良镛：为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在《明报》连载12天。1990年2月27日，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接见参加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会全体会议的成员。当天，《基本法》通过，几年的政制方案纷争终于尘埃落定。查良镛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在《明报》创刊30周年、查良镛65岁那年，他下决心淡出江湖。1989年5月30日，查良镛卸任《明报》社长职务；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挂牌上市，查良镛的持股量从80％减少为65％。把明报企业推向市场，表明查良镛逐渐告别《明报》的决心。查良镛宣布退休，10多个财团上门来要求购买《明报》。最后，查良镛却选择了一个出较低价钱的智才公司，选择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当《明报》掌门人。很多人对此不可理解。在英国，查良镛寄寓于牛津大学城，环境清幽，学术空气浓厚。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的查良镛，终于找到一处像圣地那样清幽的地方，酬其一贯神驰的牛剑之情。1992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抛出“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中方彭定康为“香港的千古罪人”。查良锒对香港将来的政治制度有一贯主张，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忍不住又“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1993年3月，查良镛在北京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查先生是久仰了，今日初次想见，我们十分欢迎……你的小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中国文化传统、人情风俗等等。”***说。两人谈政论文，话题广泛。1993年4月1日，查良锒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多年来一步步“淡出江湖”的“金大侠”，这次可是一退到底，退得干干净净。从此，他不再拥有曾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耀的《明报》。“淡出江湖”的查良镛，过着平平淡琰、自由自在、无牵无持的生活。除了周游列国、游山玩水，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家里读书、研经、下棋、听音乐……但查良镛并未就此封笔。熟悉他的朋友们说，他将来很可能会写一两部历史小说。（选自冷夏的《金庸传》）
抚今追昔话当年
文/金庸年轻时读些什么书？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曾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半部，叔祖父住在西半部。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我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第三，他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这些堂兄、堂姐都比我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我哥哥查良铿学习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在上海上大学，他花费不少钱买书，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到我父亲的严厉责备。他买的书有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我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是互相流通的，大家借来借去。所以我在小学期间，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我父亲、母亲见我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我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我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我上的小学，图书馆里书籍也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我记得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还有一部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我印象也很深，是１５个法国少年航海及在荒岛历险的故事。文学的想象力是从哪里发芽的？我以为，文学的想象力是天赋的，故事的组织力也是天赋的。同样一个故事，我向妻子、儿女、外孙儿女讲述时，就比别人讲得精彩动听得多，我可以把平平无奇的一件小事，加上许多幻想而说成一件大奇事。我妻子常笑我：“又在作故事啦！也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至于语言文字的运用，则由于多读书及后天的努力。１５岁出第一本畅销书我出的第一本书是《献给投考初中者》，它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得到很大成功。我们在浙江南部的丽水出版，书籍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各地。这本书的收益，支持我们合作的三人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进大学。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１５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导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重要关键。我怎样当编辑的？我编过报纸的副刊，要处理、编辑，同时自己撰写关于电影与戏剧的稿件。我对影艺本是门外汉，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和认识，已超过了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以后，“即学即用”便成为我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金庸新修四部作品
《飞狐外传》平添春意绵绵在金庸即将推出的最新修订本《飞狐外传》中，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少侠胡斐呈现出一抹春意绵绵、儿女情长的粉红色彩。胡斐也有“维特之烦恼”继修订出版名著《射雕英雄传》等作品后，金庸此次一口气推出包括《飞狐外传》、《雪山飞狐》、《侠客行》以及《碧血剑》等在内的四部新修作品，其中最为人关注的当属《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由于去年修订的《神雕侠侣》让读者震惊出现了“大龙女”，因而这次新版《飞狐外传》等四部作品内容是否也会出人意料，让读者极为关注。事实上，新版《飞狐外传》最明显的是增添了不少柔情蜜意的盎然春意，细腻地刻画出一男（胡斐）二女（袁紫衣、程灵素）的内心情愫与三角恋爱，其中最主要的变动是在胡斐的身上增添了不少情窦初开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书中写到，当十三岁的胡斐偷看到马春花练拳后，疲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