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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遇到逆境挫折之际，我总把史怀哲的演奏长带拿出来聆听，他那出神入化的演奏、涵养，以及音乐巨人巴哈那深邃宁静的曲风，仿佛在抚慰我忧伤的心灵，也再次想到史怀哲那默默奉献的崇高典范，它再次的激励我，努力向前走，如同这行进的乐曲一般。
我家的对联
艺术世界
冰心
我对人家墙壁上挂的字画都有兴趣，尤其是对联，这兴趣是从小就养成的。我在一九七九年写的那篇《我的童年》里曾经提到，我的第一本课文就是一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从这一副对联里还看不出屋主人的身世和襟怀，爱好和性格。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老家福州去，看见在后厅墙上我的曾祖父画像的两旁、有我的祖父写的一副”“对联：谁道五丝能续命每逢佳节倍思亲原来我的曾祖父是在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那天逝世的。我国习俗在端阳节那天都给小孩子的手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叫做续命丝，祝他长命百岁。所以每到端阳节我的祖父看到孩子们手腕上的五色丝，就会想到他的父亲，而对“五丝”能否“续命”，起了悲哀的疑问。
此后，我就注意我们老家的厅堂客室里的每一副对联，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祖父自己写的，如：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这是一对自勉的句子，就充分地描绘出我的祖父的恬淡而清高的性格。
再大一点，在北京剪子巷父亲的客室里，看到一副前清御史江春霖老先生送给父亲的对联：庠舍争归胡教授楼般犹见汉将军在上联旁边还有小字，说他“自京南下，阻雪难行”，在芝罘会见了我的父亲，很喜欢他的“裘带歌壶，翩翩儒将”的风度，就写这一联相赠。父亲对我解释这对联的时候，也说他和江春霖只是初交，当时江春霖因为弹劾了庆亲王而被罢官，他也很佩服江春霖不畏权贵的风骨，因此才把这位“交浅言深”的朋友的赠品，张挂起来。
三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客室里又添上一副萨镇冰老先生送的对联：穹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说的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几十年金坚玉洁的友情。四十年代初父亲逝世时，我不在北京，这些可贵的遗物，都不知哪里去了！
长大以后，到了美国和欧洲，在外国朋友家里当然看不见对联，有的只是画框和祖先的相片。在日本，旧式的屋子，周围几乎都是纸门，只有“床之间”那一扇墙上可挂字画，但也不是对联，而是一幅很淡雅的字或画，再供上一瓶一枝花朵，倒也雅洁可喜。日本的亭园，和中国的相似，有山有水，也许还更古雅一些，但是楹上柱上都没有对联。欧美的林园更不必说了！
我这一辈子，在师友家里或在国内的风景区，到处都可看到很好的对联。文好，字也好，看了是个享受，我以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特有的美好传统继续下去，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起耳濡目染，给他们一个优美的艺术的气氛！
我就是圣诞老人
方志华
对一个小孩来说，能梦见圣诞老人是再美不过的事儿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我就常常做这样的梦，所以对这点我很清楚。但我是个犹太人，我的父母是不庆贺圣诞节的。在学校里，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去参加过隆重的圣诞节宴会，我觉得象是被人排挤了出来，感到非常孤独。圣诞节是别人都能庆贺的节日，就只有我不能加入。我并不是想捞点什么玩具，我要的是圣诞老人，我要的就是棵圣诞树啊。后来，我长大了，有了小孩，我就决定把我在童年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弥补上来。
1956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女儿凯丽尔才两岁。我买了3棵两米多高的树，用电灯和铃铛把它装饰起来。凯丽尔望着树笑了，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目光。这是我家里的第一棵圣诞树，它使我们家里到处都充满着温暖的气息，连我的心也是暖烘烘的。我就在我家里开了圣诞节宴会，并广邀亲友做客。
但是，仍然少了点什么东西——那是能给孩子们带来爱和希望的圣诞老人。
在第二年的圣诞节又将来临的时候，我买了颜色鲜红的布料，我的妻子用它给我缝制了一套特别的服装。
圣诞节的晚上，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围坐在圣诞树旁，我试着穿上那套新装，还戴上一只白胡子和白头发的圣诞老人假面具。当我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时候梦中的圣诞老人就站在我面前。于是我来到起居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坐着唱歌哩。我用一种深沉的声音叫道：“嗬，嗬，嗬！圣诞快乐，孩子们。”
凯丽尔，还有我那只有一岁的儿子，都惊奇地站了起来，盯住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的吃惊，又是多么的高兴。
有两年，我都为我的孩子们扮演圣诞老人，我同我的儿子和女儿一样，感到了快乐。到了第三年，我这圣诞老人变得不安分了，想去为别的孩子做点什么。
11月下旬的一天，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往邮筒里塞一封信，她问她母亲道：“妈妈，你肯定圣诞老人会收到我的信吗？”看到这情景，我立即有了个主意。每年圣诞节许许多多的孩子写信给圣诞老人，那么，这些信都到哪儿去了呢？我给邮局打了个电话，邮局里的人告诉我说，那些信都放在死信处的大麻袋里。
到了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就跑去邮局把那些信翻了出来，查看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件。大部分都是向圣诞老人要这要那的信，有许多惯坏了的孩子可真是贪得无厌，我感到很震惊。忽然，我翻到一个叫苏茜的小女孩的信，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个11岁的小姑娘，有两个弟弟，还有个在吃奶的妹妹。我父亲去年冬天死了，母亲现在正生着病。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比我更穷，我自己什么东西也不想要，但是您能不能给我送床毛毯来呢？因为妈妈在晚上觉得冷。
“读了这封信，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接着我继续翻看那些信件，又发现了8封类似的信，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写来的。我把这8封信随身带走了，并且立即给每个人发了一封电报：“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圣诞节那天我将到你家里去，请等着我。圣诞老人。”
我知道，我不可能满足孩子们所有的要求，但我相信，在节日里是可以给他们带去快乐和幸福的。
圣诞节那天清早，我的孩子们还没起床，我妻子就为我开车，在纽约市找那些我回过信的孩子们。我穿上了那身红布料做的衣服，戴上假面具。对我来说，装成圣诞老人给其他的孩子们送礼物还是第一次。因为前一天下过了雪，街上成了银白色的世界。
“您好！圣诞老人！您好！圣诞老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孩子们总是热情地向我问好，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乐和笑声。在一个地方，我发现一群高兴的小孩中间有个小女孩在哭泣，我弯下腰来问道：“有什么事不高兴吗？”
“噢，圣诞老人呀，”她呜咽着，但却高兴地说，“我很高兴呀！”
泪水从我假面具后面的眼睛里淌了下来。
后来，有一次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去看一个感到孤独的波兰男孩彼得。彼得和他父母刚从波兰到美国来，住在贫民区里。我手里拎着装有玩具的袋子，走上他家门前的台阶，伸手敲了门。当我走进彼得的家门时，他愣愣地站在那儿盯着我。
“您来了，”他说，“我写了信去……您就来了。”很明显，他没有想到会在自己家里看见圣诞老人，所以竟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同他谈了话，送他个电动小火车，还有个篮球。当我离开时，我听见彼得的母亲用波兰话向他父亲问些什么。因为我父母原先就住在波兰，所以我能讲一点波兰话，更能听懂不少波兰话。
“我自北极来。”用波兰话我回答了她的问题。
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
“您会讲波兰话？”她问道。
“当然了，”我说，“全球语言，圣诞老人无所不晓。”说完我离开了他们，使他们感到欢乐又惊奇。
扮演圣诞老人使我如此心醉，以致于我连续干了12年。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就变得兴奋起来，来到邮局的死信处，读那些令人心碎的信件。从圣诞节前夕到圣诞节，从纽约市的一端到另一端，我四处出访。
在1967年的圣诞节前夕，女儿凯丽尔给我写了一首小诗：“我知道圣诞老人全是做的假。
但是我仍然非常热爱他，因为他就是我的亲爸爸。”
她到底知道了这一点。我把那些从邮局带回家的信给她看，她哭了。后来，她成了“圣诞老人”的好助手，去商店买来东西，为我圣诞节的外出包扎玩具。
几年前，我最后一次扮圣诞老人时，知道一个家里有4个小孩。去他家之前，我给他们每人备了一个玩具。他们的家很小，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些小家伙整天都在等着我。
“圣诞老人会来的，妈妈，他肯定会来的。”他们不时地看我给他们的电报，对他们的妈妈重复着这句话。
（）
我按响了他们家的门铃，门开了，他们都朝我拥来。我还没有进他们的家，他们就抓住我的双手不放。
“您好，圣诞老人！您好，圣诞老人！”
“我们知道您会来的。”
孩子们高兴极了，一双双眼睛亮了起来，显出兴高彩烈的神情。
我让他们坐在我的膝上，给他们讲圣诞节的故事，然后给每个人一个玩具。
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我进来后一直站在角落里，她有金黄｜色的头发，还有双蓝蓝的眼睛。
我转身面对她问道，“你不是这个家里的孩子吧？”
她闷闷不乐地摇了摇头，回答说：“不是的。”
“叫什么名字啊！”我问她。
“丽莎。”
“几岁啦？”
“7岁。”
“来，坐在我膝头上吧。”
她犹豫了一会，最后过来了。
“你在圣诞节得过什么礼物没有？”我轻声问道。
“没有”。她说。
我拿出一个漂亮的布娃娃来，问她：“想要这个布娃娃吗？”
“不想要。”说完她用她的小手扳住我的头，低声说，“我是个犹太人。”
我笑了，同样低声地说：“我也是一个犹太人呀。”
丽莎望着我笑了，然后接住了我递给她的布娃娃，跑出了门。
我不知道我们俩谁更高兴些——是丽莎，还是我这个圣诞老人呢？
我们·诗人·哲学家
当代青年
张晓风
有一件事使人惊奇，为什么桂冠只戴在少数人的头上？为什么哲士的名目只有少数人赢得？
每当花明月夕，哪一个少年不曾一度是诗人呢？每当静夜惊起，每一个中年人都是哲学家。
赞叹，惊服，是诗人之始。思索和迷惘，是哲学家之终。这些情绪，其实不也就是我们常人的情绪吗？所不同的是，当那些美好的花瓣在我们眼前绽开，那些萧飒的秋风四面袭至，我们大多数的人只能在讶异中缄默——因为，我们不善以人间字汇来形容自然。而当生老病死在我们眼前排演，当人类的悲喜剧在我们自身演出，我们虽有万千种感悟，却无法用。
因此，我们不曾被称为诗人，也不曾被尊为哲学家——但就本质而言，人人都可能比诗人更诗人，比哲学家更哲学家。人人都曾有过诗人“表现生命”的热忱，人人也都有过哲学家“探索生命”的虔诚。
我们可能不够聪明，所以没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成就，但既然拥有生命，就不可以对自己的生命绝对漠然。
只是，不漠然又如何呢？我们对生命了解得如此之少，往往追寻的过程不但不能使我们豁然贯通，反而使我们愈加感到迷离的痛苦。医学院的学生执着解剖刀，在尸体中研究人类的生命，而心理学家以饲养在笼中的白鼠解释人类的行为——人竟不能解释自己的生命，人的研究一直离开生命的主题极其遥远。
（）
其实，哪一部稍微复杂的机器在出厂时不需要附有说明书呢？为什么独有人类是那样愚昧地在造物之外俯首茫然面对那些细小的零件呢？人类最重要的难题并不在“换心”、“换肾”，而总在于去了解当心脏和肾脏行使功用时，它们是为着一个怎样美丽的意义去工作的！
有些人喜欢用显微镜去观察一片叶子，有些人用肉眼去细看木头的年轮。但真正去认识一棵树却必须从枝叶到根本，从过往的清风到枝干的神韵都注意到。同样地，当我们正视生命时，如果只从细微未节着眼，便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侮蔑。
当流浪的乞丐在衿底找到藏珠，当迷惘的人们在氨基酸之外得悉不朽的灵魂，我们才算知道自己正确的身份，我们的诗和我们的哲学才开始有其内涵。
愿我们永远保持诗人和哲学家的气质，因为这是我们生活在精神污染的世界上唯一的自守之道。更愿我们对生命的热爱能进而成为对生命的洞彻——这一切并非不可能，越过世界去面对一种更高贵的存在。
我们的歌
中国妇女报
刘齐
今宵无佳节，但今宵月儿圆，今宵有好酒，今宵我们放声歌唱。歌海无涯，歌喉无忌，但大家怎么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乱世英雄起四方？我们生下来就唱。如今，告别留在国内继续唱的伙伴，我们坐着堆满大包小裹的飞机，雄心勃勃地进了新大陆。美国海关对不少物品有限量，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携带最多的，是我们的歌。
这个世界什么都能变，唯独心中的歌变不了，想变也变不了。据说二次世界大战时，一股德军潜入美军基地，长得差不多，又会说英语，害得反间谍机构挨个问士兵，你喜欢哪个棒球明星？假如我们夹在一群亚洲面孔的人中间，你想辨识我们，只要让大家唱个中国歌就行。有人总抱怨融不进美国社会，但美国人也融不进我们中间来啊。你是学富五车的汉学家，你中国话说得倍儿溜，你还是无法融进来，因为你很难一支接一支地哼民歌唱小调点一个唱一个不会唱也能跟着哼。中国文化固然要从书本和微缩胶片上学，但归根结底是酿出来的也是唱出来的。
台湾同学、香港同学、大陆以外任何地方的华裔同学，大家同文同宗，都爱酒，都爱歌。我们唱满江红一剪梅万水千山总是情，你们欢喜，你们随唱。我们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心爱的土琵琶，你们惊奇，你们默然。及至我们唱起大风浪里炼红心，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你们面面相觑，简直目瞪口呆了。你们小心翼翼地问，文革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唱这个？为什么？谁能一下子说清楚为什么？不是颂扬，不是心战，甚至也不仅仅是幽默、反讽和调侃。
我们这一代大多是文革时期长大的。这一时期注定要在史册上开1万个专章，其中可能有1000章讲到我们。我们朝霞一样的年华没有爱情诗，没有摇滚乐，没有交际舞和电视连续剧。我们只有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知青谣，外加一些文革前的老歌。我们朦胧思爱，我们慷慨献诚，我们憧憬如梦。爱、诚、梦总得有所寄托，我们便寄之于歌。有的歌与爱无缘，但我们怀着爱心唱了，那里边便有爱。有的歌真谎假诚，但我们倾注了诚，我们便感到了诚。有的歌似梦非梦，但我们添进了梦，我们便入了梦。还有的歌虽然含着爱、诚、梦，但却被禁为黄曲黑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