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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呀、讨论呀、研究呀，也就用不着再那么需要解释和汇报了，大家都知道了告状的内容，也都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提起来就可以直奔主题。当然也有坏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责任也就应该由大家来分担。大家都有责任，也就等于都没了责任。如果你们都不想管，那我也一样可以不管。
然而眼前的这两份材料，却让李高成越想越觉得沉重，越想越觉得无以摆脱。
因为在任何人眼里，都会有一个牢固的看法：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个点是你李高成的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班子是你一手促成的班子，当初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个典型也是你亲手树立起来的典型。所以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任何问题和变化都将同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你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也摆脱不了的。
昨天想好的安排似乎被这几个不速之客一下子全打乱了。
他本来想一早先同市委书记杨诚好好谈一谈，把发生在中纺的情况和问题详细地、实打实地给杨诚通通气，两个人先商量商量究竟该怎么办。虽然国有企业的问题几乎是每一次市委常委会议都要一再研究的议程，但这一次同以往则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次是市里特大型企业之一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严重问题，发生了一个建国以来都不曾有过的恶性事端，以至发展到要冲击市委市政府、冲击省委省政府！在一些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不引起高度重视，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要让中记先重视起来，在开市委常委会以前，如有可能，最好先给省委省政府的有关同志做些汇报和请示。因为这决不是一件小事，不仅关系着市里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也影响着社会稳定和人心的沉浮。一点点也马虎不得、推托不得。
然而这几个人来了以后，把他事先想好的这一切全给推翻了。其实真正推翻的并不是别的，而是他原先所持有的立场、态度和措辞。说实话，昨天听了中纺公司那些领导的汇报和解释后，他对中纺公司的感情和看法确实变了许多，尤其是对公司的这些主要领导的看法有许多也同工人们截然相反了。昨天晚上他想了又想，一再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感情用事。对两方面都要予以客观的分析，各有各的不足之处，也各有各的偏激之处，两方面的情绪应该予以理解。一句话，对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但对待广大工人，则要从关怀和爱护的角度出发，在积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对他们多做思想工作，对他们的情绪要善于引导，尤其是对那些对改革对打破铁饭碗感到不满的人更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认真耐心地做说服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因具有固定工资、优越待遇和种种特殊身分而被人称作“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职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高于其它阶层的高等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眷恋于“铁饭碗”的情绪，很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对改革具有阻碍作用的情绪。如果能从这个方面来分析和看待国有企业职工的不满情绪，许多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样的分析和看法，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对工人们要正确对待、对工人们的情绪要正确对待，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对什么事情也要一分为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对公司的这些领导，也一样要正确对待和正确理解。对那些确实存在的腐败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绝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该调查的就调查、该处理的就处理，如果查出问题，查到谁就是谁，查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违纪的就严惩，违法的就判刑。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但在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尤其是那些让职工强烈不满的国有企业领导，同样也应该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国有企业的包袱沉重。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管理不善，这是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遗留下来的无穷后患，所有的这些同现有的国有企业领导并无根本的、直接的关系，如果把眼前发生在国有企业的这一切问题和困难全都推在这些领导身上，这既不是公正的，也不是唯物的，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没有理由把历史的和我们国家特有的经济阶段的问题全都归罪在这些企业的领导人身上，像平常所说的那些术语，什么观念转变不快、开拓意识不强、领导魄力不够、传统思想束缚太深等等等等。这么说起来不难，但真正去干有那么容易吗？私营企业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黑道白道，想怎么来就可以怎么来。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他们可以那么去做吗？有时候，有些事情不做不行，而且非做不行，那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但同样的事情，私营企业屁事没有，什么也不必担忧，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一旦有人告了你、捅了你，上面派人一查，顷刻间就能让你作阶下囚！民不告，官不究，如今人人都在讲这句话，好像这句话已经成了一以贯之。屡试不爽的真理。同样的事，没人告什么事也没有，若有人一告，立刻就全完。如今的单位，尤其是企业，什么样的问题查不出来？只要你扳下脸来，要什么问题就能查出什么问题，就看你上一级当领导的怎么掌握分寸了。
李高成昨晚想好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想同市委书记杨诚商量商量怎么掌握分寸，怎么把握度的问题。两个正确理解，这是前提；两个正确对待，这是原则。在这样的前提和原则下，然后派出调查工作组，既要理顺群众情绪，也要稳住干部队伍，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着手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是只有到了这时候，才能考虑如何把公司运转起来，如何把公司搞活的问题。
他当时觉得这是个最稳当的策略，也是个最牢靠的办法，至少不会出了大问题，也不至于会闹出个什么大冤案大事端来，惹得人们耻笑，最后让你自己也下不来台。
然而当他今天面对着这些再次找来的职工代表、面对着这两本厚厚的上访材料时，昨天让他思之再三的想法和观点的理论基础，顷刻之间便动摇了、坍塌了。
面对着这厚厚的一本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面对着这不知经过多少人明查暗访、得之不易的调查材料和帐目清单，面对着这么多工人的呼声和企盼，面对着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腐化和如此明目张胆的丑行，虽然这一切并没有真正开始调查，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认定，但你就能这么随随便便、轻描淡写把这一场如此严峻而又激烈的矛盾冲突，变成两个正确理解正确对待吗？事情就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吗？双方都有责任，批评加自我批评，各打五十大板，事情也就过去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满天的乌云一下子也就全散了，中纺的问题真的就能这么解决了？也真的就这么好解决吗？
是想徇私隐情、瞒心昧己呢？还是太有点漫不经心、麻木不仁了？
当时自己在中纺公司那么多的干部职工面前，曾做出了那样信誓旦旦的保证和许诺，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多么的激昂和热烈！然而等到一转过身来，当那些自己当初提拔起来的手下再次恭恭敬敬地坐到自己面前时，那些保证和许诺，那些激昂和热烈似乎一下子全都变调了、变冷了。面对着你过去的部下，尽管你是那样的毫不留情、冷面如铁，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一种昔日的同事情结仍是那样的牢固和难以分离。
说穿了，对中纺的问题你还是下不得手，也不忍心下手。你还是想和和稀泥、抹抹光墙，凑凑合合地把事情绕过去也就算了。如今大家过得都这么艰难，都这么不容易，既解决问题，又谁也不伤害，这才是顾全大局、保持稳定的上上策。既然是和平年代，为什么非得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再说，如果一有人告状，一有单位集体上访，就立刻答应全部条件，下边说怎么办，政府就答应怎么办；下边说要处理谁，政府就答应处理谁；下边说搞腐败的是谁，上边马上就大张旗鼓地查处谁。不闹不管，一闹就全管；不闹不给，一闹就全给。如果政府的形象成了这样，下边大大小小的企业都争相仿效，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政府可就真的要永无宁日了。这才真正是不利于深化改革，不利于社会稳定。
想想自己所考虑的这一切都是如此有道理，自己也确确实实是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但不知为什么，今天一面对着这些一脸憔悴、满腹沉重的干部职工代表，一面对着这两份厚厚的。沉甸甸的请愿上访材料，所有的这些道理便全都让他感到是这样的无地自容、羞面见人！
他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反差为什么会这么大，今天见了这个，情绪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冲动和激越；明天再见到那个，思想立刻又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是能力太差，还是太感情用事了？
平时的那些理智都到哪儿去了？假如中国所有的干部都像自己这样，那政府的事情岂不是全都乱套了？
他让自己冷静了一阵子，然后给中纺公司挂了个电话，让马上通知公司的总经理郭中姚和党委书记陈永明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想再见见这两个人。他想再次印证一下自己的感觉，究竟是自己错了，还是有什么人在欺骗瞒哄了自己。
不到半个小时，两个人便同时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两个人仍是那么一脸惶惑恭顺而又小心翼翼的神色，打招呼的声音他几乎都没有听得见。悄悄地进来，悄悄地坐下，又悄悄地眼巴巴地瞅着自己。那神态、那表情，就像两个孩子见到了严厉的父亲一样。
也就是这么一下，李高成的心里止不住地又颤了一颤。他突然觉得，自己眼下的这种感觉、这种情感，也真的就像老子见了儿子一样！
他禁不住地在心里责问自己，为什么一见到中纺的这些领导，自己脑子里生出来的第一个感觉就会是他们真的会变吗？真的会像人们反映的那样吗？真的会有那么坏吗？
总感到他们并不容易，总觉得他们还是像过去那样，总认为他们的本质很好，一句话，打心底里总是想护着他们，不想让他们受到伤害。
这便是你那个很难撕开的同事情结，那个永远也会绕在你心底里的战友情结。
也许，真不应该让自己来处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问题。既然是自己提拔起来的班子，那自己理应回避。否则，很可能让你陷入到一种两难境地，只会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
但你回避了就能跳出这个两难的境地吗？你越回避别人很可能越会怀疑你的态度和立场，你越回避别人很可能就越会认定你的暧昧。而一个市长态度、立场不明朗，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将有很多人不会表态，你暧昧他会比你更暧昧。这是你市长的领地，你没有态度，别人最终只会看你的哈哈笑。好了当然是你的荣誉，坏了、出了事那你也只能自作自受。反正应该是你的事情，连你也不想管，别人又何必好腿插上一脚泥？
这也一样会让你进退两难。
看来最终还得你管，与其这样，迟管不如早管，被动管不如主动管。何况你是一市之长，像这样大的问题也只能由你来拍板定夺，你想躲也躲不了，想避也避不开。
没有事情的时候，似乎什么人也当得了官，连老百姓也说了，你要是连个领导干部也当不了，那你还能于了啥！想想也没别的，无非就因为现在是和平时期。假若一旦有了事端，有了真正的大事端的时候，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可就真正到了考验你的时候了。能干还是不能干，将才还是庸才，真货还是假货，犹如真金见烈火，顷刻间就能显出你的原形来。
李高成想到这儿，便牢牢地盯着他俩，良久，才说了一句连他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的话：
“好啦，事到如今，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也不必再绕什么圈子弯子了。我今天把你们这么急急地叫过来，就只问你们一句话，一句实话，一句掏心窝的话，一句一点儿也不掺假的话。你们各回答各的，用不着商量，也不必解释，也不必担什么责任。我就只问你们，中纺究竟有没有问题，你们究竟有没有问题，中纺的班子究竟有没有问题？到底有没有？如果有，究竟有多大？属于违纪，还是属于违法？我说过了，不要解释，不要辩解，简简单单，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办公室里好一阵没有一点儿声息，寂静得就好像无人存在。
党委书记陈永明不断地向总经理郭中姚看了一眼又一眼，但郭中姚却好像陷入了一种旁若无人的沉思之中，好久好久，既没有看李高成一眼，也没有看陈永明一眼。从郭中姚的表情上好像什么也看不出来，既看不出紧张，也看不到压力，更看不到惊慌和害怕。郭中姚的这种沉思，就好像是一种一切都没有放在眼里，一切都不顾了的沉思。只是一种微微的伤感、一种微微的沉重、一种微微的沮丧、一种微微的绝望。然而正是这种微微的东西，却让李高成感到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自己的这些话是不是太让人无法接受、太让人感到伤心了？或者，是不是太让人感到屈辱、太让人感到难以回答了？
这真的很难回答么？
如果真的问心无愧，两个字就足够了：没有。
我没有把国家的钱装在自己的兜里，也没有占过国家和企业的便宜，更没有化公为私，把集体的财产据为己有。
这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干部，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作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里有着相当威望的一个名称：共产党人，这个问题真的应该很好回答。
除非你已经确实做了见不得人的、有愧于这个身分和名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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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回答吗？也就是说，一方面我并没有做过那些利令智昏、以权谋私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确实也干过那些见不得人的、有愧于这个身分和名称的事情。所以，这个看上去如此简单的问题，确实让人非常难于回答，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真的会有这样的回答吗？或者真的会有这样的答案吗？
李高成默默地瞅着眼前的这两个公司的主要领导，也一样好久好久一声不吭。他觉得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能说，也不应该说。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一说点什么，甚至一流露出点别的什么表情来，办公室里这种正颜厉色、栗栗危惧的气氛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他觉得有点顶不住心理上压力的好像不是眼前这两个下属，而恰恰是他自己。对一个始终漂泊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上的企业领导，你有什么理由让他一尘不染、冰清玉洁？
以你自己来说，你能吗？你做得到吗？你能很容易地拒绝一次非参加不可的极其丰盛的宴会吗？你能轻而易举地把从各个方面各个渠道接踵而至的钱财礼物全都一干二净地拒绝掉吗？你能同那些明知道有腐败行为却又找不出任何证据的干部和上级领导保持距离、不进行一切来往吗？你能对那些有着特殊身分、于某一项工作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和上级领导的嗜好与要求严加拒绝、不予理睬吗？
再算一算你自己，每年每月从你手里批示出去的带有贿赂性质的礼品礼物有多少？只要你愿意，堂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