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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李高成回答，张华彬就已经说了起来：
“他们说买棉花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银行和其它人为的关系，致使贷款迟迟不能到位，所以就造成了价格高、棉花次的情况，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使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像这样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要不是及时制定对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说到这儿，张华彬根本就没有问他说的对不对，话头一转，便直接开始反驳：
“根本就没有的事，完全是在撒谎。这种说法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到处散布了，无非是想把问题的责任和工人们的愤怒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不怨我们，是金融系统和有关部门的腐败造成了我们的损失。他们逼着让我们给他们送东西，逼着让我们请客，这家送了还得送那家，那家请了还得请这家。你们当工人的怎么能知道这些，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现在的社会能坏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些人这些部门我们根本就不敢得罪，别说反映告发了，就是连说也不能说，一旦惹了人家，咱们这个公司就再也别想有好日子过了。一句话，这一切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而是由于腐败造成的。”
李高成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张华彬的说话声不高，语气也始终非常温和，但却再次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颤。张华彬的话太有道理了，也太有普遍性了。如今我们总说这腐败那腐败，腐败得像得了晚期癌症，不治还可以多活几年，一治立刻就完。干什么也得送钱送东西，升学得送，分配得送，看病得送，住房得送，调动得送，打官司得送，尤其是升官提拔更得送！似乎腐败得已经再不能腐败了，连根都烂掉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我们并不否认腐败，也不否认有些领域腐败的严重性，但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有某些传闻所讲的那么可怕和厉害吗？而且这些传闻又都是从哪儿来的，老百姓又是如何知道的？就像这提拔升官，就像这大中型企业的资金周转问题，其实最知底细的往往只有领导们，如果要传出什么新闻的话，那也只能是从某些领导的嘴里传出来的，看来只有某些领导们才是始作确者！是他们在制造着社会的仇恨，同时也在煽动着社会的仇恨！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领导，其实比败家子更坏，比蛀虫更具危害性，人人都应起而诛之！
张华彬似乎并没有理会到李高成的情绪，继续不动声色地说着：
“其实这一切根本就是他们有意识的想象出来的，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只要稍一调查就立刻会清清楚楚。1995年的贷款，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一笔救命款，是国家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硬性给拨划出来的，像这样的贷款，就等于是一条高压线，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在上面做手脚的。省长、省委书记，都在批件上做了最强硬的批示。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而且你也一样在上面做过批示。尤其是这笔贷款也得到了国家银行的同意，也同样是符合当时国家的政策的。试想，又有谁敢把这样的一笔贷款拖延几个月才批下来？据我们了解，这笔贷款是在1995年的8月25号批下来的，真正到位，也就是说，公司真正拥有使用权的时间是在1995年的9月10号左右，当时全国范围的新棉根本就还没有上市，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资金不到、合同作废的问题。我们这会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是在给你撒谎。其实也用不着多说，这个问题只要一查就清楚。还有一点你大概并不清楚，在这笔款已经到位后的两个月里，也就是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最最关键的两个月里，中纺的领导当时在岗的只有副总经理冯敏杰一人，其余的主要领导，有一个去了新疆，参加一个什么大型企业市场理论研讨会，然而却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来后又去了敦煌，去了兰州，而且还带着自己的老婆。另外的几个领导，一个由总经理郭中姚带队，去了美国；一个由公司党委书记带队，去了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而且都借机让自己的老婆也跟着出了国，除了郭中姚没有老婆外，没有一个领导的老婆没出过国的。他们给你汇报时可能会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着自己的老婆一块儿出过国，这正是他们玩弄的一个小花招。是，他们并没有自己带着自己的老婆出去过，实际情况是，这个领导出国时带着那个领导的老婆，那个领导出国时，带着这个领导的老婆。比如，陈永明他们出国时，人员里头就有副总经理吴铭德的老婆；而陈永明的老婆则跟着郭中姚和吴铭德一块儿出了国。他们欺骗上级、欺骗群众，尤其是对国家的这样大的一个大型企业毫不负责，而如今却把这一切全都推在了别人身上。你让人问问他们，1995年9月份、10月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到全国各地采购棉花去了？正因为他们一个个地出国的出国，游玩的游玩，才延误了棉花的采购期，直到他们一个个回来后，才匆匆作出决定，加紧时间采购棉花。但那时棉花已经大幅度涨价，而且各地的棉花也已经被采购一空。唯一可以说自己采购过棉花的就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他当时并没有出国，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订购棉花。据他给别人说，他不能负这个责任，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能一个人作出决定，这能成其为理由吗？所以有人就说了，在这件事情上，冯敏杰的问题更大。第一他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第二他是留守的最高领导，第三他当时完全有权力进行决断的，但他却什么也没做。唯一做了的就是让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从几乎不产棉花的江西的一个县份买口了一千多吨劣质棉花。也许这一切正是冯敏杰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说不出他什么来。是你们出国去了，凭什么怨我一个。其实那一次真正出国考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公司现任的总工程师高双良。”
李高成原来还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听到后来，就渐渐地僵在了那里。
怎么会是这样！这件事情应该是一查就会清楚的，他感到张华彬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给他说假话。但如果张华彬说的是真的，或者最终查清这确确实实都是真的，那么昨天他所有的感觉就都是错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司的领导们彻头彻尾地欺骗了自己！怪不得昨天在汇报这个问题时，是由冯敏杰来汇报的，其他的人，包括总经理郭中姚对这件事全都在保持沉默。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大概是立刻就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1995年的9月、10月份，公司的绝大多数领导都在国外，都在旅游和观光！而且全都拐弯抹角地把自己的老婆闹了出去，却一个个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从来没有带自己的老婆外出过！他们真会干！
稍稍轻松了一些的心情不禁又沉重了起来。昨天听了公司领导的汇报，多多少少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当时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中纺的领导班子至少在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只要在经济上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其它的问题就都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会陷到国家政府正在不断严厉打击的对立面去，他们同工人们的矛盾，也就不可能成为敌我矛盾。在市场经济里，人们最难过的恰恰就是经济和金钱这一关。
“李市长，还有一件事，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们呀。”现任总工程师高双良这时轻轻地对他说道。
“什么事？”李高成好像有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声。
高双良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却戴着一副宽大的深度近视镜。他说话声音压得不高不低，脸上也看不出任何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极为谨慎小心的人。听到李高成问他，赶忙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他们说的那些搞什么合资的事，以我个人的看法，都只能是个设想。截至目前，他们吵吵的要同尼日尔、尼日利亚进行合作，这些我都清楚，根本都是没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这么说，这也同样是个骗局。他们的目的，我觉得无非就是想靠这个稳定人心，无非是为他们的出国找借口，或者想以此向领导和群众表白他们出国确实是为了公司，而且也可以以此把中纺找不到出路的责任推到银行身上。他们也确实同银行谈过同外方合资的事情，银行也确实不同意他们的方案，其实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那是你们不同意并不是我们找不到办法，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可其实所谓合资的事，根本就没存在过。他们到美国考察，去的是纽约和芝加哥；他们到英国法国，去的是伦敦和巴黎；他们到澳大利亚，去的是悉尼。想想在这些地方能找到什么？找外方的投资吗？人家怎么会把自己的钱投给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投到这么一个无底洞里来？这本来就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但他们还是一趟一趟地往外跑。一直跑得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花掉的外汇越来越多，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无法交待了，这才派我和我妻子等几个人到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跑了一回。他们派我去以前，公司曾接待过一个尼日尔籍的黑人客商，据说是尼日尔一家公司委派的代理人，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合作的项目就是搞棉花加工。这个外商代理人我们也详细调查过，他确实是尼日尔国籍，也确实是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当然也确实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公司里十分隆重地接待了这位客人，住高级宾馆，每日酒宴相待。人家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后，说他要回去同他们的董事长汇报后再同他们联系。但此人走后就再无下文，虽然曾来过几份电传，但并无实质性的内容。鉴于这种情况，公司便决定派我们去了一趟尼日尔。我们找到了那个地址，那个公司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公司老板同我们谈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他们说他们派出去的代理人，是想让我们在他们那儿建一个棉花纺织厂。而且一切都由我们投资，他们将来只保证棉花的供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优惠，也没有任何保证和承诺。没办法，我们又到尼日利亚跑了一趟，也同样没有跑出任何结果。不要说八字不见一撇了，纯粹连个影子也没有。但公司的领导却四处宣扬，说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一家外方公司，要同我们进行合作，已经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其实这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是最清楚的，所谓的意向书，其实只是双方各自给对方提供的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材料。然而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嚷嚷这件事，甚至还连着几次煞有介事地同银行谈判，希望银行能同意他们的条件。”
“按你所说，他们出国那么多次，唯有你这一次才是实质性的？”李高成有些难以相信似地又问了这么一句。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高双良想了想说，“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出国就没有一点儿为公司着想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也确实是想给公司找一个合作伙伴。如果确实找到了，合资成功了，他们也就解脱了。但这只是他们很多意思中的一个意思，或者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且不只是我，包括他们在内也肯定会觉得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可能会有哪家外方公司，愿意同一个欠债将近六亿的亏损企业进行合作。除非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让国家和银行把所有的债务全都承担起来，这才有可能引来外资和合作伙伴。但国家会答应吗？银行会答应吗？就是我也绝不会答应。国家建设起来的公司，公司又欠着国家的债务，如今却要把国家的公司同外方合资。以他们的说法，认为推开债务其实是个无关紧要并不存在的条件，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一个条件，怎么能说无关紧要，又怎么能说并不存在？一旦合资，这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产权属于两家共有，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内属于两家共有，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损失将近一半的情况下，债务又全部推给了国家，国家受害，却让外商赚钱，这岂不是在卖国、在坑害人民吗？又有谁会答应这样的事情，又有谁敢答应这样的事情？”
李高成只觉得额头上的汗珠都快渗了出来，他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总工程师的话几乎就是冲他而来的。昨天他几乎都给迷惑了，还觉得他们说的是那样的有道理，甚至还觉得应该同意他们的想法。好像什么都想到了，却恰恰没有想到这一层，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么深！连下边的人都想到了，你这个当市长的却没能想到，就算感情左右了你，那么连立场也能丧失了？你是国家的一个执政者，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自己却被一种下意识的感情包裹着，被一种嘴上不承认、实际上却无法挣脱的昔日情结紧拖着，竟几乎完全丧失了责任和理智。看来真应该认真地检讨检讨自己了。你是一个市长，这并不是一个小位置，也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的位置，很可能在你一时疏忽、一时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国家的几千万、几个亿，就会一下子全没了。而令人可悲的是，当你成了一个卖国者，或者干了一件卖国的勾当时，你却丝毫没能意识到你是在干什么！
李高成努力地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仍然也只是没有经过调查核实的一方之词。现在就对此事定性或者下结论，只怕还远远不到时候。他不禁又想到了昨天在公司小会议室里听汇报时的那种感觉，自己不也曾为他们的工作和努力而深受感动吗？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抱以理解和认可的态度吗？然而为什么一听到另一方面的言论时，自己的情绪和感觉一下子就会全变了，而且是变得这么彻底？是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或者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遇到这一方时，感到这一方全对；听到另一方时，又会感到另一方也没错。于是就觉得事情一定非常复杂，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情况和道理，所以也就和和稀泥、抹抹光墙，各打五十大板算了。谁也别闹了，谁也别争了，现在的事情，谁的事情也不好办、谁也有谁的道理。都市场经济了，还闹什么，争什么呀，也不看看什么年月了，还告个屁的状！于是该压的压一压，该说的说一说，最终还是个不了了之，一切照旧。老百姓买不买帐，工人们满意不满意，那也就顾不得了，由他们去吧！如果真的都成了这样，久而久之，我们还会有是非标准么？功罪如何评价，对错又如何区分？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能糊涂到这份上，那我们还有什么能力来管理好这个国家？如果一个领导，尤其是一个政府部门的高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时，那岂不等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突然想到了前天晚上在公司里遇到的情景，当时自己对公司领导的处境还极为不满，怎么会把干群关系闹得这么紧张！其实如果就照这么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你自己的处境也会同他们一模一样，等到有朝一日你的进进出出都要被工人和老百姓包围了的时候，你的处境也许还远远不如那些公司的领导们！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听这种重大问题的汇报时，竟会时不时的走神，想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他好半天不吭声的缘故，办公室里突然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当他猛然清醒过来的时候，才赶忙说：
（）
“说呀说呀，接着往下说，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照刚才说的那样就挺好。说吧说吧，继续往下说。”
“李市长，就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