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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从平面图上看，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与南北朝、辽代、唐代所绘制的“北斗七星”图是相同的。
明孝陵的后山还埋葬着一批明朝的开国功臣，有著名的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墓等。据传，朱元璋营建明孝陵时，曾说过他一人独居钟山之阳，功臣陪葬山阴。因此，在紫金山之阴就有了11座功臣墓。这又恰似群星朝“北斗”。风水学认为，朱元璋留存孙权墓并非像简单传说那样仅因孙权是好汉，而是因为孙权墓所在的梅花山孙陵岗还在古地貌学上是一个“近案”，通俗地说，就像一张茶几。这样一来，明孝陵背倚钟山，从整体上就又形成背有靠，前有案，东有青龙，西有白虎，北有玄武（龟蛇合体），南有朱雀的吉祥格局。也许，朱元璋这才称心如意。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建筑学教授刘叙杰说：“明孝陵代表着明初皇家建筑的艺术成就，是中国陵墓建筑和陵墓文化的缩影。”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地宫所在地的宝顶，纵深达2600多米，沿途分布着30多处不同风格、用途各异的建筑物和石雕艺术品，整体布局宏大有序，单体建筑厚重雄伟，细部装饰工艺精湛，凝聚了当时政治家、艺术家和建筑师们的才智。
明陵锁定天寿山
明长陵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成祖文皇帝朱棣（年号永乐）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在十三陵中建筑规模最大，营建时间最早，地面建筑也保存得最为完好。它是十三陵中的祖陵，也是陵区内最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明长陵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天寿山的明十三陵建筑群中。距离北京约50公里。
十三陵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明十三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面南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人们由大红门一路向内，可以领略到各陵建筑和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效果。
明长陵为十三陵之首，于永乐皇帝建北京皇宫的第三年（1409年）开始修建的“寿宫”。明长陵的修建工程浩繁，营建时日旷久，仅地下宫殿就历时四年。
长陵的陵宫建筑，占地约12万平方米。其平面布局呈前方后圆形状。其前面的方形部分，由前后相连的三进院落组成。第一进院落，前设陵门一座。其制为单檐歇山顶的宫门式建筑，面阔显五间，檐下额枋、飞子、檐椽及单昂三踩式斗拱均系琉璃构件；其下辟有三个红券门。陵门之前建有月台，左右建有随墙式角门（已拆除并封塞）。院内，明朝时建有神厨（居左）、神库（居右）各五间，神厨之前建有碑亭一座。神厨、神库均毁于清代中期，碑亭则保存至今。
第8章 “风水宝地”选址的玄机：盗墓与风水（3）（）
第二进院落，前面设殿门一座，名为祾恩门。据《太常续考》等文献记载，天寿山诸陵陵殿名为“祾恩殿”，殿门名之为“祾恩门”，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世宗朱厚熜（zong）亲易佳名。其中，“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之恩”意，长陵祾恩门，为单檐歇山顶形制，面阔五间（通阔31。44米），进深二间（通深14。37米），正脊顶部距地面高14。57米。檐下斗拱为单翘重昂七踩式，其平身科斗拱耍头的后尾作斜起的杆状，与宋清做法俱不相同。室内明间、次间各设板门一道，稍间封以墙体。其中明间板门之上安有华带式榜额，书“祾恩门”三金字。“棱”字系后世修葺时误写。门下承以旱白玉栏杆围绕的须弥座式台基。其栏杆形制，为龙凤雕饰的望柱，和宝瓶、三幅云式的栏板。台基四角及各栏杆望柱之下，各设有排水用的石雕螭首（龙头）。台基前后则各设有三出踏跺式台阶。其中路台阶间的御路石上雕刻的浅浮雕图案十分精美：下面是海水江牙云腾浪涌，海水中宝山矗立，两匹海马跃出水面凌波奔驰；上面是两条矫健的巨龙在云海中升降飞腾，追逐火珠，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雄伟景象。
祾恩门两侧还各有掖门一座，均作随墙式琉璃花门，门上的斗拱、额枋，门顶的瓦饰、椽飞均为黄绿琉璃件组装，在红墙的映衬下格外分明。院内，北面正中位置建有高大巍峨的祾恩殿。这座大殿在明清两代，是用于供奉帝后神牌（牌位）和举行上陵祭祀活动的地方。
第三进深院落大门为棂星门，门内有两柱牌楼门和石几筵。“后圆”即指永乐帝的陵墓，它由宝城、宝山、方城、明楼组成。宝城状如圆形城堡，宝城围起来的土山为宝山，宝山下为玄宫。宝城正前方建方城，方城之上为重檐歇山顶明楼。明楼是每座陵墓的标志，也是每座陵墓中轴线上的最高建筑原碑刻着朱棣原来的庙号“太宗”，后来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改太宗为成祖，但没能换石碑，只是用木雕镶在成祖的石碑上。明楼内立“圣号碑”碑首为“大明”，下刻“成祖文皇帝之陵”七个字。长陵陵园还辖有东、西井。东井在德陵馒头山的南面，西井在定陵西北。“井”内葬有被赐死的殉葬宫妃。
明成祖朱棣笃信风水相术，在其下决心“靖难”之前，谋士姚广孝（道衍）劝朱棣造反，朱棣犹豫不决。姚广孝向朱棣引见元末明初大风水相士袁珙：“道衍（姚广孝）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明成祖朱棣把建文帝赶下台后，他的一帮幕僚上疏劝他定都北京：“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天下，乃为成地万世之都”。朱棣听信了谋士之话，于是就迁都北京了。
永乐皇帝之所以选中现在的天寿山，也是经过不少周折的。“靖难之役”以后，朱棣在南京称帝，当时他为了政权的巩固，已经决定迁都北京了。在永乐五年的时候也就是1407年，朱棣的徐皇后去世，当时朱棣为了表示自己迁都北京的决心，就派礼部尚书和风水术士廖均卿等人前往北京选择“吉壤”。据说曾选了好几个地方。首先选中的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为皇帝姓朱，与“猪”同音，而“屠”是宰杀的意思，猪进了屠家肯定必死无疑，所以犯忌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猪和羊本能和睦相处，可是偏偏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旁有狼更危险，也不能用。后来又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音，也不吉利。因为古代的皇帝死亡，除了叫“驾崩”以外，也叫“晏驾”。潭柘寺的景观虽好，但山间幽深狭窄，不利于子孙万代的发展，也不宜采用。后来才来到了现在的天寿山。天寿山那时候叫做黄土山，永乐皇帝亲自视察以后，觉得非常满意，当时就下旨，定黄土山为他的“万年吉壤”。这一年也正是他五十大寿之年，所以封黄土山为“天寿山”。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建长陵，一直到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葬入思陵为止，明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230余年都不曾间断。
不吉之地明定陵
在明“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定陵位于大峪山东麓，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公元1563…1620年）及其两位皇后的合葬陵，建筑规模取法其祖父明世宗的永陵，规模稍次，其中埋葬着明代第十三代帝王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瑞、孝敬两位皇后。明定陵出土的凤冠定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皇后的陵墓。建于1584到1590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明楼檐下石榜刻有“定陵”二字，四角及台阶都用巨石拼砌而成。明楼内石碑上刻有“大明”和“神宗显皇帝之陵”。明楼的正后部是陵墓的主体——地宫。
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中唯一被开发的地下宫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有计划发掘的帝王陵墓。定陵地下宫殿在地下27米处，规模宏大，由五座石室组成。地上陵宫由宝城、明楼、祾恩殿（重檐7间）、祾恩门（5间）左右廊庑（各7间）及外罗城内外的宰牲亭、神厨、神库、碑亭组成，占地约18万平方米。地宫共出土各类文物3000多件，其中有四件国宝：金冠、凤冠、夜明珠和明三彩。
定陵的地宫全部用石砌成，多为青石，面积为1195平方米。内无梁架，为石拱券，相当高大。地宫中有7座4吨重的汉白玉石门，设计巧妙，开闭灵活。地宫中又分为正殿、配殿、前殿，和地上建筑完全一样。中殿原状陈列着祭器，那里三个汉白玉石座，座前各有一套黄『色』琉璃五供和一个青花大瓷缸，缸中原来盛满长明灯灯油，供点长明灯用。后殿的棺床上停放着朱翊钧和两个皇后的棺木，棺旁放着装满陪葬品的26个红漆木箱。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三百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定陵三百余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明神宗朱翊钧10岁登基继承大位。糊涂昏庸，好酗酒，每餐必饮，每饮必醉，还经常醉酒后杀人。在位之初，任用张居正等大臣辅政，采用了张居正的改革办法，使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张居正死后，万历竟然三十年不理朝政，并且广搜民脂民膏，派宦官到处搜掠珠宝，以勘矿、开矿为名广搜民财，导致民愤纷起，怨声载道。史书上说：“明之亡，亡于神宗”。
整个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就特别地讲究“风水”，他的子孙当然也就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美德。明神宗也是一位极其相信风水的天子，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只有21岁的朱翊钧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只是定陵在选址上，在当时看来就不是最好的地方，甚至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如今这块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费解之谜。
闰二月，神宗亲赴天寿山，又到东山口游览了圣迹亭，不久回到京城。神宗回京后，对钦天监提供的几处吉地不甚满意，八月，又令定国公徐文壁、大学士申时行、司礼监太监张宏同礼工二部官员再赴天寿山各处审视。视毕，徐、申二人认为，原择各处吉地，石门沟山坐南朝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似难取用”。形龙山主峰高耸，叠嶂层峦，上峦圆润秀丽，水绕山脉动如蛇游，错落有致，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大峪山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六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此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其余诸处位次参差，砂水倾倒，委不堪用。因此建议：用形龙山，陵园方向取乙山辛向，略偏卯酉二分；用大峪山，取辛山乙向，略偏戌辰一分。大臣的意见只能供皇帝参考。神宗于九月九日借秋祭之机，亲赴陵域审视了形龙山、大峪山两个地方，初步选定营陵地点为大峪山，但他还要请示母后最后定夺。万历十二年九月，神宗奉两宫圣母之命，率后、妃秋祭山陵，陵祭事毕，来到九龙池、神仙洞、清凉洞等处游览。最后，神宗与两宫圣母登望大峪山，决定就在该地建陵。当时的大峪山还叫小峪山，神宗命改称为大峪山，与父陵后山同名。
虽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认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动工过程中却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却出现了意外，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陵寝的地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称祖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此，朱翊钧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
明神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处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不吉利的地方建陵？按照明神宗自己的说法是：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这种说法似乎是出于无奈之举，因为昌平地区作为皇家陵区是明朝第二代皇帝永乐皇帝圈定的。但事实上，明朝自从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后，就一直受到外患的威胁，一直是采取守势，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不时地进犯明朝边塞，就是当时的京师北京也不例外，在明世宗时两次受到战争威胁，甚至不时有大臣提出迁都。在明中叶后，昌平还不时受到水患的侵袭，甚至发生了浸泡皇陵的现象。为什么明神宗还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选择这里？有人猜测说，明神宗顽固地坚持在这个大臣认为不好的地方建陵，是故意和群臣作对。神宗早期，正是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力有所增长，矛盾有所缓和，外患相对来说也还不太严重。张居正当政时对神宗管教比较严格，神宗也将张居正当作偶像。明神宗亲政后，发现张居正也有贪财受贿之举，心中崇高的偶像幻灭，按现在心理学来看，就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于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政策。这时被张居正所压制的小人就纷纷落井下石。但明神宗本身并不是傻子，而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他看穿了这班大臣居心叵测，觉得所有的大臣都是表面正经，实际是一心谋私，没有真正的爱国之人，也就是没有对自己尽忠之人。极端的失望导致神宗走向极端，后30年，神宗基本上不上朝理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