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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社会早期，墓中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喜欢和使用过的物品，包括陶器皿、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等。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墓葬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如在汶口文化晚期10号墓中，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象牙器和近百件精美的陶器。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王和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青铜器、玉石器、漆木器、骨角器鲁等。商代还流行人殉制度；人殉是用活人来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人殉在西周前期仍很普遍，中期以后稍减少。从战国开始，用木俑和陶俑随葬的风俗已盛，这可以看作是人殉的替代。
从西汉中期以后，随葬品中增添了各种专为随葬而作的陶质明器，包括仓、灶、井、磨、楼阁等模型和猪、狗、鸡等模型。到了东汉，明器的种类和数量愈多。这是中国古代墓葬在随葬品方面的一次大变革。魏晋南北朝时期，随葬品主要是陶瓷、器皿、陶制模型、陶俑和镇墓兽。隋唐五代时期，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陶俑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宋至明代，随葬品以实用物品和珍宝为主，包括陶瓷器、金银器和玉器等。
坟墓雏形为封土
大约从殷末周初，在墓上开始出现了封土坟头。春秋战国以后，坟头封土越来越大，形状好似山丘。特别是帝王陵墓的封土，工程大，发展变化明显。
封土，既俗称的坟头《礼记·檀弓》上说：“土之高者曰坟，葬而无坟谓之墓。”在墓『穴』的上面培土垒坟、种树，大约是从周代的春秋前后开始的，据《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文献记载，东周以前的墓葬是没有封土的。
古人自从『迷』信灵魂以后，凡事都要先向祖先祈祷，在庙堂祷告总不如直接到墓前祷告好，为了更方便的辨认出祖先墓『穴』的位置，他们就在墓『穴』的上面垒坟或种树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垒坟和种树的作用。孔子是春秋时人，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孔子成人后，想去祭祀父亲时，却找不到墓地，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费尽工夫才找到了。孔子是一个很“重礼”的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经常方便的前来祭祀、悼念祖先，于是他就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在墓『穴』的上面垒坟可能在孔子以前就有了，但引用这段故事作为封土的起源，还是比较合理的。
在墓『穴』的表面垒坟种树，开始是为了辩识墓『穴』的位置，方便祭祀，但后来就变成了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周礼》记载：“以爵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就是说，按照官位的等级来定坟头的大小高度和种植树木的种类、数量。《白虎通·崩薨（hong）》明白地说明了封土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天子坟高三仞（周代一仞为八尺；西汉为七尺；东汉为五尺六寸），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一种落叶乔木，又叫灯笼树）；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扬柳。”虽然如此，敢于奢侈逾制者也大有人在，如东汉明帝时，桑民枞阳侯因坟冢“过制”就被处以“髡（kun）削”（剃光头）之刑。
随着墓葬封土的普及与发展，封土堆逐渐变的高大起来，形状好似山丘，因此墓葬的名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各类墓葬统称为“墓”，到了战国时出现了“陵”、“冢”、“坟”、“丘”等多种名称。“陵”的原意是高大的土山，这时用作了帝王墓葬的专用词，“冢”和“丘”也都指高起如山的土堆，《方言》说：“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记·冢宰》说：“山顶曰冢。”用“丘”来作墓葬名称的有如春秋时吴国国君阖闾的虎丘，战国时赵武灵王的灵丘，楚昭王的昭丘。历史上最早将坟墓称“陵”的是战国时七雄之一的赵国国君赵绁（xiè）（公元前349—326年）。《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赵绁）十五年（公元前339年）起寿陵。”
帝王陵的封土，主要有三种形式：
垒土为陵。是早期帝王陵墓封土的一种，叫做方上，就是在帝王的墓『穴』之上用层夯筑，使它成为一个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就像倒扣着的一个斗，因为它的上部是方形平顶，没有尖部，所以叫“方上”，也称“覆斗”。如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就是迄今为止封土最大的一座垒土陵墓，它高115米，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顶部东西长24米，南北长10米，看上去像一座小山，它的形式就是方上。汉代帝王陵墓的封土也都是方上形式，现在在陕西西安附近还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方上帝王坟头。汉代封土的等级不仅表现在封土的高低大小上，同时还表现在封土的形状上。皇帝的陵墓封土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覆斗式。高级贵族和大官僚的封土多呈正方形。封土以方形为贵。
第3章 话说盗墓源起（2）（）
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山的丘峰作为陵墓的坟头。秦始皇陵是用了38年的时间建造的，动用劳动力最多时达70万人，当时，秦国人口有2000万人，劳动力只有400万，这就是说，有六分之一的劳动力每年要从事建陵工作。象秦始皇陵这样大的封土（秦始皇陵的封土体积达11241375立方米），用工之多（仅土方工程就用了170130000多万个工日），工程之大，不是一般的帝王所能办到的，而且高土垒筑也不安全，容易被盗掘，于是就出现了以山为陵的形式，如唐代帝王陵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这种形式，安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选择了长安西北礼泉县海拔1188米的九嵕（zong）山为坟，凿山建造。据说这一葬法是长孙皇后提出的，她在临终前对李世民说：“为了节俭，要薄葬，请因山而葬，勿需起坟”。这实际上是李世民自己的主张，借长孙皇后之名提出的，他在为长孙皇后撰写的碑文上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及为己有，今因九嵕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贼盗息心，存没无累”。虽说是如此，实际上李世民并非薄葬，而是非常的厚葬。以山为陵，不过是利用人工难以造成的山岳雄伟的气势，以体现帝王气魄宏大，而且还可以达到防止盗掘的目的。以唐代帝王以山为陵的方式来看，唐代帝王陵墓的雄伟气势，连秦始皇硕大的封土也难相比。至于防止盗掘，唐太宗的昭陵却没有能逃过，唐亡时被军阀温韬所掘。而高宗武后合葬的乾陵至今没有开掘过，这与山石坚固、巨石铅水封固是有很大关系的。其实，这种以山为陵的方式，也不是从唐代开始的，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如陕西西安白鹿原上西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河北保定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等，就是开山凿洞建成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只不过没有唐代帝王的雄伟宏大罢了。
宝城宝顶。自秦汉时期帝王陵盛行的方上形封土，一直延续到宋代。但是经过唐代的以山为陵后，帝王们对方上和以山为陵的形式有所触动，因为方上形土丘的尖棱很容易被雨刷风蚀，成为圆钝，山形也很难如方形。因此在唐末五代时期不少的帝王陵封土出现了园形（即馒头形）。如南京五代时南唐李升、李景两个帝王的钦陵和顺陵，四川成都前蜀王王建的永陵，都采用了园形封土。王建墓为了保护封土的流失，在封土的脚下还砌筑了条石基础，这种形式在以后的一般墓葬坟头上也被广泛采用。
北宋时的帝王陵墓虽然又恢复了秦汉旧制的方上坟头（宋时称陵台），但是规模已经小的多了，并且发展为重层方上的形式，如山东曲阜宋代建筑的少昊陵全部是用石板砌成的方上形式，与埃及的金字塔如同一辙，可谓巧合。到了元代，却又回到了远古时期墓而不坟的古制上去了，地面上没有任何封土标志，直到现在，元代帝王陵墓只知记载在起辇谷，确切位置至今没有找到。从明清时期起，帝王陵的封土完全改变了方上之制，两个朝代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封土都采用了宝城、宝顶的形式，这种建筑形式是在墓『穴』上面砌筑一个高大的砖城，然后在砖城内填土，使土高出城墙形成一个圆顶，在城墙上面设置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这种城墙就叫做“宝城”，高出城墙的圆顶叫做“宝顶”。宝城的形式有圆形和长圆形两种，明朝帝王陵一般为圆形，清朝帝王陵多采用长圆形。在宝城的前面还有一个向前突出的方形城台，台上建一个方形明楼，叫做“方城明楼”，楼内竖立着死者的谥号碑，方城明楼是和宝城、宝顶一起联体建筑的。这种宝城、宝顶和方城明楼构成的坟头，在建筑构造上比以前的方上复杂多了，它不仅突出了陵墓的庄严气氛，也增加了建筑的艺术『性』，明清时期的陵墓封土算是达到了高峰。
墓葬盛行坟包起
中国墓葬，是伴随华夏文明诞生而同步发展的。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的南北两处的公共墓地；从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会葬式的嬗变，到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红山文化遗存，大规模制度严明的石冢出现，华夏远古的先民们在创造华夏文明的同时，也在谱写着中国墓葬文化史。
中国墓葬的起源与发展，是随着当时人们对生命终结思维方式变化而变化的。许多人认为：最初的墓葬，是出于先民们的灵魂不死观念而产生。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在中国，墓葬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世代。这一时期，还处于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但那时的人们便将死去的同伴埋藏在洞中，并在尸体的周围洒上赤铁矿粉，以表达对死者的哀思。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墓葬，而那殷红的赤铁矿粉，则是人类最早、最朴素的随葬品。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众所周知，商朝时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
商王陵墓区中的墓葬多经历代盗掘。王陵的浩大规模以及零星精美随葬品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推知当时葬事的豪华。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是甲骨文发现100年以来，殷墟考古发掘70年来所发现的唯一一座尚未经历盗掘的王室贵族墓，也是迄今唯一能与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的一座商代王室贵族墓。该墓五米多长，约四米宽，七米多深，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据说享堂原是商王武丁为祭祀妻子『妇』好而修建的宗庙建筑，尊其庙号为“辛”。
墓主『妇』好，就是乙辛周祭卜辞中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bi）辛。殷墟5号墓中出土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种以及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司母辛”组铜器数量虽然有限，但是非常重要，例如其中的2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司母戊”大鼎。2件四足觥的形制也极其别致罕见。此外，还出土石雕卧牛1件，上有“司辛”2字，可能是“司母辛”的省文。墓中出土器物共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种类器形齐全，几乎包括了以往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品种，制作精致，纹饰华美，造型凝重。随葬玉器755件，工艺水平极高。又有绿晶，绿松石，孔雀石和玛瑙珠47件，水晶制品2件。珍贵的象牙雕刻品等，也显示出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奢贵。
『妇』好虽然是王室贵族，但是与商王还是有地位尊卑高下的差异。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西周时，是中国丧葬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