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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日俄战争时投靠了俄军，期间也同不少土匪结下交情。战争结束后在海参崴混日子的时候，又遇到同盟会到海参崴招兵买马，张宗昌就伙同拐骗来的一众土匪偷渡到上海参加革命军，并且他还当上了光复军的骑兵团长，由此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
在讨袁战争中被冯国璋打败后，张宗昌就率部投降，并在冯部中当了中将师长。冯国璋死后，张宗昌又投奔了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宗昌在山东战败，率领残部几百人逃回奉天。其后，张宗昌又趁机收留了从苏联逃出的大批沙俄溃兵以及众多土匪，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很快，张宗昌的队伍就壮大起来。
由于队伍中充斥着白俄溃兵以及土匪等亡命之徒，加上张宗昌所部除了白俄士兵足额双饷外，其他部下经常被克扣军饷，张宗昌又肆意纵容部下抢掠，其部军纪是奉军之中最为败坏的。张作霖也曾因张宗昌所部的纪律问题而一度想将其裁撤，但最终因其战斗力在奉系各支队伍之中相对比较凶悍而将其留下。
1923年奉军秋季大演习时，张作霖便想趁机解散张宗昌所属部队。演习之前，张作霖曾对军事演习校阅委员张学良、李景林、郭松龄等人说：“每年花一百多万军费，却养着这帮队伍去种鸦片烟，实在太不成话了。这次演习，要是看着他们不行，就把他们解决，遣散好了。”
张作霖想遣散张宗昌的队伍，一是因为张宗昌的军队成立较晚，匪性未除，甚至让张作霖这样的老土匪也看不惯，其部纪律的败坏程度也就可见一斑。另外，张作霖痛恨种大烟，而张宗昌所部因为军饷缺乏，正是通过种植烟土作为筹集军饷的主要手段。再加上杨宇霆也反对张宗昌这伙溃兵、土匪，欲除之而后快。张作霖在演习前说出那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
只不过，张宗昌所部尽为亡命之徒，其部在演习中所表现出来的悍不畏死的作风和较为强悍的战斗力又让张作霖打消了将及遣散的想法。
在这次派遣兵力进入江苏、安徽境内与孙传芳所指挥的联军作战时，张宗昌所部行经之处，打架斗殴、强行买卖、拦路抢劫、入室行窃、调戏乃至奸污妇女等种种恶行，时有发生。
兖州镇守使张培荣部下中就不乏因自己家人受到张宗昌所部士兵的祸害而请求其主持公道者。张培荣出面与作恶的白俄军交涉，却惹了一肚子气回去。眼见张宗昌大军过境，张培荣惹不起，只好安抚部下，让他们暂且忍耐。
当张培荣得知前方大军战败，自己曾经的老上司施从滨战败被俘给孙传芳杀害的消息后，心中虽有兔死狐悲的感伤，却也有些轻松。原因很简单，那些军纪最为败坏的老毛子这次连同铁甲列车在内可说是全军覆没，加上又打了败仗，这回这帮兵痞应该不会有脸再弄出大军出征时那种军纪败坏的情景了吧？
结果却让张培荣更为难堪。这次虽然没有老毛子肆虐，可那些出身于关外土匪的败兵们竟比上次过境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还理直气壮的声称什么“打了胜仗抢对方的，打了败仗自然要抢自己人的”，差点没把张培荣鼻子给气歪了。
也正是因为张宗昌所部纪律败坏，在途经兖州一带时大肆抢掠，使得其后张培荣在下一次大战中，反戈一击，率部宣告讨奉。
同样不满张宗昌所部军纪败坏，肆虐地方的还有驻扎在大运河附近方振武率领的第二十四师所部。
方振武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参加了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入尚武学校学习军事。19l7年回国到广州，任中华民**政府海军陆战队司令。1921年孙中山举兵北伐，方振武率部随许崇智出师北江，旋因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方振武率部打着北伐旗号，由江西进入皖南，陷入困境。在无奈情况下，准备赴浙江投奔卢永祥，但在浙西开化队伍被卢永祥缴械遣散。
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方振武再次投奔卢永祥，被委为别动队司令。卢失败下野后，方到天津投奔奉军第二军军长张宗昌，被委任为奉军先遣第二支队少将司令。
1925年5月，方振武率部开往苏北、山东，被张宗昌扩编为山东陆军第六旅。同年秋，方振武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治兵有方，军纪严明，是张宗昌队伍中的另类。为了控制方振武这支队伍，张宗昌派来一些心腹担任要职，处处掣肘。张的一些部下如程国瑞等人对方歧视、排挤，自视是张的嫡系，看不起方的“半路出家”。方振武则更看不惯他们那种土匪、兵痞作风。
这次见到张宗昌所部途经之处鸡犬不宁、一片被兵痞肆虐后的惨状后，再加上平日里受到张宗昌嫡系匪部的排挤、掣肘，方振武憋了一肚子的怨气、火气，他公开对苏致臣、阮玄武、郑植等几个心腹将领说道：“我方某革命了多年，跟随孙先生多年，今天却处身在这样的土匪部队里，实在他娘的无法忍受下去。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张宗昌身为山东人却纵容那些从关外来的土匪、兵痞如此祸害，实在是半分乡土情谊也无啊。”
其部下的苏致臣等人劝道：“师座，现在我们四围都是张宗昌的匪兵，可不是轻举妄动的时候，还是暂且忍耐些时日，等有机会再说吧。”
方振武默然，一肚子的愤懑也只好暂且按捺下去，心中却已经存了找到时机脱离张宗昌所部的念头。
身在石桥一带忙碌工厂生产以及民众救助、新人训练的赵振中虽然知道张宗昌所部军纪败坏，却也没想到竟然是如此恶劣。
张宗昌部下中除了第五师等原来山东部队以外，其他的队伍中许多是其从关外和山东各地招收的大小土匪。本来就匪性未去，加上这次战败没有在南面捞到好处，这些溃兵们便在返回到山东内地的路途中变本加厉的肆虐起来，所过之处简直如同蝗虫过境。
在得到侦察人员传回来张宗昌所部在新泰、莱芜、蒙阴等地进行的掳掠、烧、杀、奸污妇女等禽兽行为的消息之后，赵振中一边命令几个连队严密警戒，防止小股溃兵进入自己队伍的活动区域之内，一边派出小股兵力到莱芜、新泰、蒙阴等地收留因灾害、兵祸、匪祸而沦为孤儿的众多少年儿童。
第九章 ：连番兵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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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昌部下中除了从关外带来的由白俄雇佣军和土匪组成的骨干力量外，其余大部分是其就任山东督办以来所招收的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土匪和一些地痞无赖。到浙奉战争爆发的时候，张宗昌手下已经有了10多万人马。
只是这些大量扩招的人马有不少士兵从入伍起就从未见过军饷，加上军纪涣散、匪性不改，战斗力也就高不到哪去。这样的队伍在战场上打打顺风仗还可以，但要是一旦吃了败仗，其后果基本上就是溃散四方。
除了军饷、军纪问题，张宗昌部下间存在的派别之争更进一步削弱了其部的战斗力。从关外跟随张宗昌一路征战的那些白俄雇佣军和经年老匪以嫡系自居，时常排挤后来加入者。象前面提到过的方振武所部以及原山东第五师所部就同在被排挤之列。其中第五师孙宗先所部就时常向驻地附近的民众表明自己是山东第五师，不是奉军，并向民众申明自己所部不抢掠，不索要给养，以示与奉军严格区别。
在11月初，浙奉之战败退后，张宗昌在江苏、安徽一带收留人马在战后几乎逃散一空，有的回了老家；有的进山当了土匪，做起了无本买卖；还有的干脆投靠了孙传芳。而一些老家在关外的溃兵则在后撤途中大肆抢掠，除了不少逃散和作土匪的外，倒是把各队伍的编制基本保持下来。不过，留下来的这些人不经过一番整顿显然是无法再投入战场的。
张宗昌所部刚刚败退回山东不久，正一肚子火气的时候，就遇上了跑到山东上门来趁火打劫的。
趁火打劫的占据河南的国民二军岳维峻所部。
1925年4月，原国民军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突发疔疮去世。根据胡景翼的遗嘱，原国民军二军第二师师长岳维峻署理河南军务督办兼河南省长的职务，并就任军长。岳维峻能力和威望均不及胡景翼，但其扩大手中地盘和兵马的心思却因此番升迁而膨胀起来。岳维峻上任后短短半年时间，就将原来只有4万多人的国民二军扩充为20万人，扩充速度之迅猛，令同样在山东大肆扩张军队的张宗昌甘拜下风。兵马得到扩张后，岳维峻急切想向外扩张地盘。而在浙奉战争力量被大幅度削弱却仍占据山东的张宗昌自然就成了岳维峻趁火打劫的第一目标。
1925年11月初，张宗昌在同孙传芳的“浙奉战争”中大败而归。岳维峻认为张宗昌新败之后，兵力空虚，正是抢夺山东地盘的大好时机。11月11日，国民军二军由徐州附近北上，向鲁南发起了进攻。担任进攻的主力部队是收编不久的原属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田维勤、王维蔚、陈文钊等部。刚刚被孙传芳打得丢盔弃甲的张宗昌，见势不妙，不得不硬着头皮，赶往鲁南前线指挥作战。然而士气低落的奉军抵挡不住，很快就丢失了临城。岳维峻见旗开得胜，便派他的亲信李纪才率部由河南兰封和归德向鲁西发起进攻，企图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将奉军聚而歼之。
11月15日，岳维峻到徐州同孙传芳商议对张宗昌联合作战的问题，并要求孙传芳支援国民军二军。
刚刚收获了东南五省的孙传芳急于消化浙奉之战的成果，加上此战损耗巨大，一时无力继续北上山东。在会晤岳维峻后，孙传芳摸透了岳维峻的心思，便有心利用岳维峻来替自己消灭张宗昌，自己好坐收渔人之利。于是孙传芳答应放开从河南经徐州北上山东的通道，以示支持。岳维峻得到孙传芳提供的便利后，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投入兵力，增强对张宗昌的攻击力度。
就在张宗昌疲于应付，与岳维峻所部打生打死的时候，直奉战败后败逃湖北的吴佩孚也来凑热闹了。他任命靳云鹗为攻鲁总司令，向岳维峻提出借道河南的要求。
岳维峻还没糊涂到家，看出了吴佩孚想借此吞并河南的用心，可又不想惹恼这个昔日叱咤风云的吴大帅，便对吴佩孚的代表施以“拖”字诀。孙传芳得知吴、岳之间的分歧后便出面调停。最终，吴佩孚不再坚持借道河南，而岳维峻则必须将田维勤、王维蔚、陈文钊等部交给靳云鹗指挥。这样，岳维峻与张宗昌之间的鲁豫战争就成了岳吴两家合伙对张宗昌的打劫。
岳、吴暂时联手后，形势对张宗昌更为不利。
就在这时，曹州镇守使吴长植和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大军压境以及不堪忍受张宗昌纵兵劫掠的情况下，各自宣告“独立”，参加讨奉。李纪才又趁机收买了驻扎济宁的山东陆军第五师一部。一时之间，张宗昌是雪上加霜，大有众叛亲离的趋势。
张宗昌现在焦头烂额，一边赶紧将主力部队向泰安收缩，一边又病急乱投医向段祺瑞发电报，吁请段出面调停。可作为奉系扶持的傀儡，段祺瑞根本没有左右时局的力量，而连番得手的岳维峻和吴佩孚也绝不肯就此罢休。无奈之下，张宗昌孤注一掷，派重兵死死守住泰安，阻挡岳吴联军的北上。岳吴联军要夺取济南，必须打通泰安这个要地。就这样，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泰安一带展开了。
12月1日，张宗昌亲自带领卫队一团和五个旅的部队向刚刚占领泰安大金口和崔洼的田维勤部发起进攻，却遭到田部的顽强抵抗。张宗昌见所部数次冲锋，均未得手，又派出仅存的500多白俄雇佣军助战。可这些号称能征善战的老毛子们同样被打得抱头鼠窜。在田部的三次冲锋下，张宗昌的部队被迫溃退。
见情形不妙，张宗昌赶紧命褚玉璞率部前来增援，随后又在津浦线界首车站附近布置防线，与李纪才部展开激战。褚玉璞率领援军乘坐铁甲列车赶到后，利用铁甲车上的火力在铁路上疯狂地向周围敌军扫射。李继才部的士兵在密集的弹雨下，损失惨重，暂时停下攻势。而奉军尽管暂时挡住了李继才部的攻势，可是也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李纪才见正面强攻一时难以凑效，便放弃正面进攻，决定趁济南空虚的机会，派部队绕过泰安从泰山以东取山间小道迂回直捣济南。他派第一梯队司令吴长纯率三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经大津口、牛栏口和高而庄奇袭济南。靳云鹗也率部向济南急速行进，企图抢先占领济南。
就在李、靳二部沿山路向济南行进之时，被张宗昌任命为泰安县知事的手下得到吴、岳联军从山间迂回攻击济南的消息后，屁滚尿流地跑到济南向张宗昌报告。张宗昌得到消息后心顿时悬了起来，眼下整个济南及周边只有一个师另一个旅的防卫力量，正是兵力空虚的时候。他急忙把济南所有的部队调集起来，由程国瑞、黄凤岐率领，向城南堵击，同时又命令两人在千佛山、白马山一带占据制高点，进行布防。
当晚9时，李、靳二部的先头部队到达济南城南的八里洼，满以为可以一举攻下济南城。可这时张宗昌已经作了一定程度的防守，其部下已经在东、西两面依山设防，中间构筑了简易的掩体。李、靳二部的前卫部队一到，就受到了猛烈迎击，几次冲击，都被击退。正面进攻受到了重创。一计不成，再生一计，豫军将作战方针调整为从侧面进攻。李部进攻白马山，靳部则进攻千佛山。但奉军的两翼阵地仍岿然不动。豫军的士气受挫。
此时，济南城内的张宗昌也是满嘴燎泡，心内惶惶。面对豫军强大的攻势，城内的奉军将领也是意见不一。林宪祖等人曾劝张宗昌撤到黄河北岸，而军需总监祝仞千则坚决反对，要求亲自带兵出征。
“他奶奶的，大不了人死卵朝天！”张宗昌的赌徒的狂性上来了，咬牙切齿地对祝仞千说道：“老张我现在手头没别的兵力给你，你只能用你手中那三个团的运输部队了。需要什么你尽管取用！”
祝仞千也答应一声便忙碌去了。
当天半夜时分，祝仞千率领三个团的运输部队，经右翼白马山阵地绕道仲宫，迂回到左翼豫军的背后，发动突然进攻。在措不及防的火炮攻击之下，靳云鹗的部队被打乱。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靳部终于被击溃，一部向东逃去，一部就地被俘。而靳云鹗、邓天一等高级将领均被俘。右翼的李部见东线溃败，也迅速向白马山以南方向逃去，奉军紧追不舍，一直追过泰安城。李纪才也以失败告终。
靳云鹗被俘后，受到了张宗昌的热情招待。张宗昌向靳云鹗提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主张，并希望能通过靳云鹗向吴佩孚转达自己的善意。
靳云鹗被释放后，感激张宗昌的不杀之恩，又得到吴佩孚的暗示，于是按兵不动，不再重攻鲁之事。李纪才虽曾想组织军队再战，无奈势单力薄，只好作罢，1925年年底由泰安向大汶口一带撤退。鲁豫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随后，张宗昌在一应幕僚的参谋下，并在奉系张作霖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缓和与吴佩孚之间的关系，并进而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北面的冯玉祥以及山东境内的国民军所部。
也就在这一时期，张宗昌宣布“鲁省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