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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管他什么来路，只要眼下能用来对付日本鬼子，那就是好来路。”王仲廉虽然如此说，却还是追问了句，“不知道军长他们那边有没有得到这些？”
“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高桂滋两手一摊，“你干脆自己问得了。”
“问是要问的，但现在要先顾眼前。”王仲廉将参谋长吴绍周叫过来吩咐道，“赶紧趁今夜把这些家伙搬一线阵地，再用水泥把他们固定牢实。这样，至少兄弟们赖以存身的工事会更可靠些！”
“4师的兄弟也一起行动。”高桂滋在一旁补充道。
这些水泥预制板都有预留的孔洞，可方便的用钢构件和螺栓加以联结、紧固。只要在与地面连接处及预制板间的缝隙用水泥封闭牢实，就可方便的构筑起一道防御工事。这样的工事，除了被飞机投弹或重炮直接命中外，一般枪弹或飞溅的弹片对工事内的守军威胁并不大。
有了高桂滋部带来的这些物资，尽管时间仓促，但当十几个小时后，日军向南口一线发起攻击时，面对的却是与原来完全不一样的防御工事。
王、高两人并不清楚，阎锡山此时正在南京开会，陆近礼此番拿出这么多水泥预制板和水泥等物资支援也并非出于阎锡山授意，而是赵振中通过贾景德所为。
在没有阎锡山首肯下，贾景德虽然是阎“永久的秘长”，可也不敢乱来。但在西北答应向晋绥军提供10万顶钢盔，以及所耗费的水泥、钢筋由西北补足的情况下，贾景德考虑到此番山西只相当于做了个中间人，并未吃亏，况且，也不能因这点小事恶了与西北之间的关系，也就同意下来。
在通过陆近礼向高桂滋拨付一应物资后，去保德接受西北物资的贾景德忍不住心中疑惑，向负责与其交接物资的人民军后勤部副部长简谦明问道：“你们赵主席究竟为何要暗助南口？”
简谦明先是笑了笑，随即正色说道：“我们和南京是不对付，我们也奉行独立自主，但不管怎样那是我们中国人之间的事。而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者之间的仇恨却是我们所有真正中国人的事！”
“那贵党为何不自己出面？那样不是更能得到各界的拥护？”贾景德仍有些不解。
“我们西北现在面临苏联和英国人的压力，加自己也要为抗战准备，能为前线做的也不多，就不要大张旗鼓了。”简谦明随即略带戏谑地笑道，“若是山西方面不需要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倒可以将那些物资全部送往前线。”
尽管知道简谦明是在说笑，可贾景德仍忍不住心中一跳，忙讪笑道：“山西眼下正在建设晋西南抗战基地，可离不开贵党的大力支持。我也就是随便问问而已。”
为了建设晋西南抗战基地，不但阎锡山花了大力气，西北方面也出力不小。除了前后提供了足够装备5个防空团的武器，并有3万多人正在河套接受人民军训练外，西北还通过保德所留存的钢铁厂、水泥厂在半年时间内向山西方面提供了近万吨的建材，还有两百多台施工机械。
若是因向南口提供的那点物资，就中断了来自保德等地的援助，那阎锡山回来非跳脚不可。这也是贾景德敢于在阎锡山不在的时候私做主张的原因所在。
第十章 ：义利之间（三）（）
就在南口一线大战即将爆发的时候，老蒋和阎锡山几人却在南京商讨冀、察局势。按照原定安排，老蒋召集的国防军事会议将在第二天召开，而此时蒋、阎等人的座谈则是提前交流一下各自对局势的认识，以便对会议可能提到的问题提前在心中有个数。
谈到冀、察问题，就关系到南京当局对整个华北的考量，自然就离不开在阎锡山掌控之下的晋、绥，也就回避不了西北那让老蒋头疼的两大症结：民众党和**。
自黄埔以来，老蒋先是和**共事，后又翻脸并互相攻伐，眼下又迫于国内抗战形势而坐到谈判桌前。虽然老蒋仍将**看作生死大敌，可现在却因民众党崛起于西北，人民军又接连击败苏联人和英国人，民众党对南京当局的威胁已然超过**，跃居首位。
由于此前双方打了十多年的交道，老蒋对**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也准备了一些后手对其打压。但对于崛起西北才几年，却发展迅速并连败强敌的民众党和人民军，老蒋和南京当局的要员们却没有个清楚认识，总有一种雾里看花般朦胧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疑窦和困惑。既然闹不清楚西北现在实力究竟如何，南京当局也就难以拿出什么有效方式对民众党和人民军进行制约。眼看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老蒋也急于通过阎锡山摸清西北的真实意图。毕竟，阎锡山可是南京当局中绝无仅有的同西北有过正式接触中央大员，人民军又占据晋西北，老蒋从阎锡山处获得的消息也更可靠些。
“百川兄，你是见过那个赵振中的，你说他怎么就能在西北成了气候呢？”老蒋半是感慨，半是疑惑地问道，“西北地域广阔，可也过于偏僻和贫瘠，人口又少，民国以来立足西北者不乏其人，可为何单单让赵振中成了事呢？”
阎锡山心中一跳，以为老蒋要翻旧帐。虽然赵振中所领导的民众党、人民军是从甘、宁起家，可赵振中等人最早却是借助华美公司名义在晋西北立足。尽管阎锡山当时因战败下野而对华美产业的设立不负什么责任，可他复出后却创办西北实业公司并与华美打得火热却是不争的事实。而所蒋所谓“民国以来立足西北者不乏其人”，又包括冯玉祥，以及与冯玉祥联手的阎锡山。从这些方面来说，阎锡山至少也要担个“失察”的罪名。
“钧座，我与那赵振中确实见过几次，但当时都是为了救助晋、绥灾民或为了修建铁路、创办产业的事情。没有洞察赵振中所包藏的祸心，百川确有失察之过。”阎锡山谅老蒋也不会真能把自己如何，干脆以退为进，先把责任挑到明处。
“让华美在山西立足是我和启予的责任。”参加座谈的徐永昌插话解释道，“民国十九年冬，阎公已然离开山西，是我和启予在负责晋省善后。当时物价飞涨，灾民、难民遍地，而赵振中又偕华美公司适时提出以工代赈，为了改善民生，我和启予也就想法周旋，促成了同蒲铁路开工和华美产业兴办等事项。其后，启予又离开了山西。因此，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最大。”
“百川兄和次宸误会了，没有问你们责任的意思。我只是心中感慨，又有疑惑不解罢了。”老蒋摆了摆手，又和言说道，“百川兄距离西北近，和晋西北也有正常往来，我只是想从你这里多了解些情况而已。依百川兄之见，西北实力究竟如何？在这举国抗战中又能起多大作用？中央究竟有没有与民众党和平解决的可能？”
老蒋确实心有疑惑，也确实想听听阎锡山对西北的分析和判断，但老蒋通过戴笠等人的调查，对赵振中的发家史却并非一无所知。尽管力行社难以渗透到西北，可对华美公司以及四海实业的调查，却也让老蒋得到不少有用信息。
比如说，四海学校及青岛大学从25年到34年，前后共送到美国留学的人员就接近6千人，加华美前后招收到南洋和澳洲做工的10多万人，而这些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在回国后大多去了西北。这也多少解开了老蒋对西北为何能建设起工业体系，为何会有高水平战机的困惑。不过，旧的困惑去了，新的困惑又来了：赵振中到底从哪里得到的充足资金来发展高水平工业？西北工业现在究竟有多大实力？又能不能为南京当局在抗战中所用？
明白老蒋的用意后，阎锡山的心反倒安稳下来。他沉思了一会儿，便斟酌着回答道：“说实话，我对西北也有过猜测。原本以为赵振中是接受外国扶持的，可从他们的表现看，西北应该是自成一路。”
西北眼下把苏、英、日三国给得罪了个遍，而美国现在又奉行中立，这些都不可能是西北的支持者。至于由海外华人组建的兰芳，当他们复国时，民众党和人民军已在此前几年就崛起西北。况且，致公党和民众党在政治主张也有一定差异，两者应该并非一路。这些方面，老蒋等人也有判断。
“我对赵振中是怎样做到眼下一切的，也有许多不解。只听人说，他原本和华美在晋西北立足，在救助绥远、陕西、甘肃等地灾民时，目睹当地种种不堪，才有了起事的念头。至于真相如何，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阎锡山苦笑了一声，又接着说道，“关于钧座的那三个问题，我只能说西北实力莫测，在抗战中应能发挥较大作用，可中央却没有与其和平解决的可能。”
老蒋皱了皱眉头，催促道：“百川兄仔细说说你的看法。”
阎锡山自然不会说自己到西北的见闻，只以道听途说来的或是能放在明面的消息应付老蒋。
西北实力莫测，除了其短短几年内崛起西北却连败强敌外，阎锡山又提到了西北在甘肃、宁夏等地兴建的铁路、公路交通体系，以及坚实的工业基础。当然，也没忘了提及绥远抗战中西北赠送的那火力凶猛的36辆装甲汽车。
西北有足够的实力，又宣布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已然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而日本方面也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敢于对其挑衅的中国势力，双方今后必然有大战要打。不论胜败如何，日军碰西北都肯定要磕掉几颗大牙下来，这对中国抗战形势的改观都有益处。
“对外方面，西北先后抗击苏联、英国，并收复失地，在国家、民族大义确实令人难以挑剔。但西北对先总理和钧座成见颇深，在国内政见又有根本不同，他们又奉行所谓的‘独立自主’，且无求于中央，是很难和平解决的。”说到这里，阎锡山叹了口气，“除非西北或中央在根本问题能有一个改弦更张，否则，和平解决断无希望。”
阎锡山没有说根本问题究竟为何，可老蒋和在座的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傅作义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所谓的根本问题，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等重大利益在内的问题，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西北想获得国家政权并借以推行其一系列政策，而老蒋等人则要通过国家政权来维护自身团体利益，也就是所谓“党国”利益。
老蒋心中一沉，还以为阎锡山又想借机逼宫，便试探道：“那依百川兄看，若我下野，西北问题有无和平解决之希望？”
“这与钧座个人无关。”阎锡山连忙解释道，“从西北此前言论看，其意图是想瓦解自先总理以来的整个‘党国’体系，不是钧座下野他们就能罢休的。”
“这个赵振中也太狂妄了？！”陈诚愤然作色道，“一介竖子，何德何能竟敢破坏先总理遗留至今的法统？！”
“辞修，莫要无理。”劝说陈诚后，老蒋颓然叹道，“百川兄看得透彻啊。”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老毛说的，可老蒋对此却一直都是身体力行的。因过于迷信武力，老蒋在政治理论也就并无象样的建树。当年在中原大战时，老蒋就先在论战中输给阎锡山，后在战场凭借武力找回场子的。
而阎锡山尽管一向给人以山西土老财的印象，但他在有关理论方面却颇有研究。从早年组织人力翻译并研究马列，到后来研究**，阎锡山都下过一番功夫。甚至为了应对西北及**推行的土地政策，阎锡山还向南京进言要推行“井田制”，实行土地村公有。
“看来抗战之中我们可以不用担心西北，可抗战之后恐怕就要见个高下了。”老蒋也是心思剔透之人，尽管此前认识稍有不足，但被阎锡山一点之后也就明白过来。涉及到国家政权和“党国”根本利益，西北和南京之间确实难以和平解决。
**与南京之间在将来同样会存在国家政权之争的问题，但其与西北相比，存在很大不同。**现在只有区区数万几乎什么都缺的兵马，又局促在陕北一隅，为了缓和局势并借机发展壮大，这才答应拥蒋抗日。也就是说，他们是有求于老蒋，是想拿着南京给的正式编制和粮饷装备在抗日名义下发展自身。若**现在有西北那般实力，肯定不会接受南京的番号和改编，而是自行领导抗日。
俗话说“无欲则刚”，西北自身实力比南京当局要强得多，根本就没把老蒋的编制和钱粮物资看在眼里。对此，老蒋还真个就无计可施。你要抨击民众党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人民军却先后从苏联人、英国人控制下收复失地；你要指责民众党惘顾民生，西北却一直实行低税率，其治下民众也是国内生活最为安逸的，并且西北还大量救助、收留灾民和难民；你要说民众党不抗日，西北却已向日本宣战了。
至于不服中央的话，那连提都要提。不服南京当局的可太多了，远的不说，就说眼下29军的宋哲元、刘汝明，就先后将老蒋的中央军阻拦在外，致使平津、察省局势恶化。老蒋既然囿于局势，不能把宋、刘两人如何，那就更奈何不了处于敌对状态的西北了。
对西北这个大刺头，南京当局现在是打又打不过，舆论攻击又找不到口实，实在让人为难。当然，你可以抨击西北现在没战场去和日本人见个真章，可中央军不也至今尚未与日军开打？况且，中央军都先后被宋哲元、刘汝明所阻，若人民军现在出动却又受阻于地方军阀，那势必会给南京当局带来更大的被动。而且，老蒋也担心西北借机再度扩张。万一真被人民军打几场胜仗，那南京当局就不仅是脸无光了，被人民军占据的地盘也肯定保不住。因此，西北眼下不出动也不见得全是坏事。
“百川兄，既然西北能在绥远抗战中向你部提供军火物资，平时山西方面和晋西北等地又有正常物资往来，那你能不能想法再从西北那边多弄来些物资、装备？这样也好添补我军不足。”何应钦建议道。
阎锡山当然不会透露自己已从西北获得大批物资装备，便故作为难道：“按照与西北之间的停战协定，晋省从保德那边获得了一些水泥、钢材，可要想从西北获得武器装备那就没把握了。虽然我们停战，可并未解除敌对状态。绥远抗战时能得到部分军火，并不等于眼下也能得到。”
“百川兄就勉为其难，试试看。”老蒋劝说了一句后，又问道，“山西的西北实业，也该有成果了？我怎么听说这半年西北实业在向晋西南搬迁？这却是为何？莫非百川兄以为太原守不住？”
“太原人多眼杂，人民军又在汾河游修建了一个大型水库，将太原的一些工厂搬迁到晋西南原本是为了免遭不测，同时也能加强对河西**的防范。但在卢沟桥事变后，又增加了日军空袭的可能。工厂企业也就向晋西南搬迁的多了些。”阎锡山自有一套说辞，“至于生产方面，因现在忙着搬迁，基本都处于停产状态。要想恢复，至少得几个月后。”
阎锡山自动忽略了太原能否守住的问题，转而省起一事，便提醒道：“我国现有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全面战争爆发后，相关区域都在日军攻击范围之内，钧座宜早做准备，最好能将全部工业搬迁到内地。”
“还是百川兄有远见，没想到晋省拆迁工厂却走到中央的前头。”老蒋感叹了一句后，又道，“内迁工厂的事情，千头万绪，太过复杂，中央已有考虑。现在看，工作确实要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