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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指出：孙氏生前“民主”、“共和”口号喊得山响，但在其成立的政党内却要求自己的同志对其宣誓效忠，一副**面目孙氏身后却被冠以“国父”之称，更葬在皇陵，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生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身后却获如此哀荣，古今欺世盗名未见能有与孙氏并列者
评论完孙文，文章又继续列举了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的种种卖国行径，特别是对日屈膝献媚、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桩桩件件。从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不顾军中同袍被日军虐杀，到九？一八、一？二八、塘沽协定，再到眼下的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清楚的表明南京当局是一步步对日本妥协退让的过程。
这样一个靠暗杀起家，具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对日屈膝妥协的政党，以及该党****下的南京政府，还有领导这个政府的、在日本留过学认同日本超过认同中国、鼓吹“抗日亡国”的大员们，又如何会不计利害的真心抗日？
与其寄希望于卖国的南京政府改弦更张，有识之士不若团结起来广泛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众志成城，一起和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
……
西北人民政府的声明与这篇社论经广播电台重复播出后，国内各界就好似在滚烫的油锅中撒了一把盐，顿时就爆开了。
身在南京的老蒋听闻后，触动心中的隐秘，怒不可遏：“乱匪都是乱匪统统该杀”平息了下心中怒火之后，老蒋把复兴社书记酆悌给找了过来：“力余，西北民匪猖獗多年，复兴社有没有派人了解清楚那边的情况？”
“校长，去年之前我社一直以剿灭共匪为己任，加之人手有限，对西北关注的不多。不过，自寿山到陕甘一带后，我社至今向民匪控制区域派出过26人，但迄今却无人传递回消息。”酆悌有些神色不安的回答道。
凭现在复兴社的力量，在配合大部队将**驱离江西后，又进入川、贵，还要盯住华北日本人和各路军阀，还要在南京当局控制区内加强控制，能在不到两年时间向人民军控制的西北地区派出26名受过相关训练的精干人员已属不易。
听完酆悌所说，老蒋也知道这是实际情况。而且，酆悌是去年8月才出任复兴社第四任书记的，也就是说，向西北派去的26人基本上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也算是不错了。
“民匪可恨，不过，他们对中日间必有全面一战的看法却是值得注意的。”对酆悌点点头，老蒋沉吟片刻，又道，“将来不管是对日作战，还是平定国内匪患，都需要充足人员。人手不足，那就加紧训练。尽量多地训练大、中学生和有志青年。西北那边也要加紧。”
“是”得到老蒋对复兴社的扩充许可，酆悌神情振奋。
也就是从35年夏天开始，为了将来对日作战，也为了对付国内军阀和人民军等割据势力，酆悌在得到老蒋的许可之后，发起了全民军训。在此后的两三年内，复兴社共训练学生约60万人、民众约500万人，为南京当局在将来的抗战中打下了比较牢固的人力基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复兴社——也就是蓝衣社——成员先是发展到30万人左右，随后又壮大到50万。
老蒋在南京对人民军鞭长莫及，一时难以奈何，而与西北交界的太原当局、西安当局更是惊疑不定。
“这人民军想干什么？”刚同人民军暗同款曲的阎锡山在太原绥靖公署里咂摸着嘴，仔细品味着手下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西北声明和社论文稿，“抗日的态度倒是很明确，可这反的却不是老蒋，而是反的整个国民党啊。”
“阎公，今后是不是要加强对人民军的防备？免得为其所趁？”徐永昌轻声提醒道。
“样子做做可以，但不要激化。”阎锡山点头叹道，“一边是中央，一边是足以造成山西战乱的人民军，都不好得罪啊。”
虽然对阎锡山这种骑墙作风不感冒，不过这确实是有利于山西政局稳定，而徐永昌自己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也就点头答应下来。
“阎公，西边发的这篇社论，里面说的是真是假？”杨爱源有些好奇地问道。毕竟，在这篇社论中涉及从同盟会到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不少密闻，而阎锡山这个老同盟会员肯定清楚其中一些事件的究竟。
“先总理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我们还是要为尊者讳的。那些事情你们就不要掺和了。”阎锡山没有正面回答，但他这个回答却足以使杨爱源等人明白。
与阎锡山暗中同人民军接触心中有底不同，7月4日抵达西安的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却无法忽视人民军的这一表态。何况，人民军发布声明和社论的29日，又正在西安从27日到31日的举行的剿匪会议之间。这就更使与会人员无法回避。
在30日的会上，于学忠看了看在座的与会人员，开口问道：“我部初来乍到，地理人情都不熟悉，还望杨主任能够多给些建议。这人民军的战力究竟如何？”
虽然于学忠此前也听说过杨虎城和在座诸人和人民军交手的都没有好结果，现在当面问及对方败仗实在有些失礼，可这关系到东北军今后在西北的生死存亡，他也就顾不得冒昧了。
若是换别人来问，杨虎城肯定会着恼，不过，由一直从东北败到西北的东北军来问，杨虎城却并不如何难堪。在人民军手下吃败仗总好过东北军不抵抗丢了东三省吧？心里转着有些微妙的念头，杨虎城苦笑道：“蒙委员长信任，先前曾着我指挥围剿民匪，可先后几次却都是损失惨重。眼看着敌军壮大却无能为力，虎城实在惭愧。”
顿了下，杨虎城又道：“从上次作战来看，民匪在重火力、兵员作战素养、部队数量、士气等方面几乎都超过我方。该部实力不可小瞧，就连有第一师称誉的胡宗南部也曾在民匪手下吃过大亏。”
于学忠有些难以置信，看看与会人员，同属东北军的王以哲、张学良也很吃惊，而曾在人民军手下吃过败仗的庞炳勋、高桂滋、孙蔚如、马鸿逵、孙殿英等人却各自神色黯然，摇头叹息。
张学良现在是军委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此番到西安参加会议，只是不放心东北军而列席会议，并不决定具体事务。不过，现在听了杨虎城的话后，张学良却问道：“杨主任确定人民军和陕北共党没有联结一气？”
“这个基本上可以肯定。”杨虎城解释道，“从民匪占据陇东、陇中、陕北等地后，就在与我部交界处大力修筑工事，并将周围百姓迁移。这在延河以南、桥山以东、陇中吴山、陇南嶓冢山等地各制造了5到15里左右宽度的无人地带，完全隔绝了交通。而当共匪占据延河以南6县后，并未听说民匪解除隔离。”
“这样啊……”张学良听后点了点头，便又保持沉默。
在座诸人又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些军务，聊了些眼下国内局势，便暂且休会。
趁这功夫，张学良把于学忠、王以哲叫到一起，叮嘱道：“你们到了这边，凡事要多想想。丢了东三省让兄弟们有家难回，我已对不起大家，可不能再不顾兄弟们死活。”
于、王两人相互看看后，于学忠说道：“副总司令放心。既然人民军一时难以对付，我想我们不妨也在与其交界地带深沟高垒，加强防范。现在西北出现两个敌人，我们避免两处作战也有话说。另外，可能的话，暗中和人民军沟通一下也不是坏事。”
从东北到华中，再到西北，东北军丢了东三省后只能仰仗南京当局开支的粮饷，而剿匪中消耗的装备和人员却不见当局补充。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恐怕东北军很快便会烟消云散。
权衡利弊，张学良决定道：“有孝侯兄和鼎芳兄在，西北这边我没什么不放心的。就照孝侯兄的意思办好了。”
参加完西安举行的剿匪会议，张学良便在31日乘机飞回武汉，其他与会人员也各回各部。
南京、太原、西安这几处是消息灵通所在，对于人民军声明和社论几方也都做出了不同的应对。而其他地方，除了有收音机能收到西北广播的人外，因南京当局对抗日言论的压制，各大报刊基本上不敢转载。毕竟，《新生》周刊因5月份登载《闲话皇帝》而被停刊，在7月初总编杜重远更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不得上诉，立即送监执行。”
在这种高压之下，民众一时噤声是可能的，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想全面禁锢消息的传递却是办不到的。特别是在上海、天津等地外国租界中创设的报刊是当局封锁不到的地方，象上海的《字西林报》便以英文全文刊登了西北政府的声明和社论。
而随着私下里人们对消息的传递，加上一些报刊的突破，西北政府的声明和社论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西北的政治姿态也开始展露在国人面前。
不过，当8月份，有关西北的报道传到苏州时，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在读到有关内容后，却先是大笑后又大哭。
外边有人听到动静后，忙进来小心问道：“先生，您这是怎么了？”
“我笑，这社论骂得痛快，老友功绩尚有人不忘；我哭，老友竟丧生于同一阵营的黑枪之下”老者虽然岁数有些大，可形容于色，想来当年也是快意恩仇之人。
“没你的事，我一个人待会儿。”将来人打发出去后，沉吟半晌，老者心有不甘，咬牙暗道：“就是不知西北那边所说暗杀焕卿的人究竟是谁，一定要弄个清楚才是絸斋在北平，离得近，还是麻烦他跑一趟吧。”
当下，老者写了封信，叫人给寄到北平。而由这封信开始，西北今后却又多了一条另类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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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明修栈道（二）（）
第十八章：明修栈道（二）
因西北的这番表态而受到震动的不仅仅是当局和关注其中所披露的民初历史事件的人，还有国内各界有识之士，以及感受到西北强烈敌意的日本人。
从九？一八以来，南京当局连续丧师失地、退让妥协已使国人对其深深失望，国内其他势力虽也有喊抗日口号的，可福建事变后十九路军被老蒋彻底改编，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出行国外；而去年**又被老蒋逼离江西，开始四处转战；至今在南京当局重兵围剿之下仍屹立不倒的却只有西北的人民军了。
人民军在短短几年内不但在西北这个地广人稀、条件艰苦、各族情势复杂的地方站住了脚，还屡次击破南京当局的进剿，甚至至今仍在向新疆、青海等地进军。再想到长城抗战时西北的表态和从那里流传出来的振奋人心的歌曲，各界人士已开始正视西北这股力量。在当局妥协退让、卖国媚日、压制民众抗日呼声的情况下，或许，西北未来会是中国抗日的希望所在也说不定。
相隔两天，8月1日，**常驻苏联的王明等人，以**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称为“八一宣言”。不过，这个宣言是在国外发表，而且最早刊载于35年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第10期上，其历史地位和意义不过是**取得胜利后通过宣传扩大的，而在35年夏秋之际，这个宣言在国内却没有什么影响。
国人对西北的希望在增大，而日本人也开始将西北列入关注的目标。就眼下形势看，西北人民军可是当下中国国内**武装中的强力者，几次打败南京当局组织的进攻，又旗帜鲜明发出抗日号召，这是日方所不能坐视的。
8月3日，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抵达太原，拜访阎锡山。高桥坦到太原，原本只抱着拉拢阎锡山、鼓动其与日方联合，进而为日本全面控制华北做准备。但在起程之前，高桥坦得知了西北发布的声明和社论，便又多了另外一个目的：尽可能的搜集有关西北的相关情报，可能的话，派人深入其内部探察情报，为日后控制华北、挺进西北做准备。
在一番不着边际的场面话之后，高桥坦表明了此番来意。对于高桥坦所说的由日本人支持阎锡山在华北取得统治地位的说法，阎锡山虽然也有些意动，可想想后便打消了念头。
开玩笑，若是真答应了日本人，头上顶个汉奸帽子不说，这晋西北的人民军和南边刘经扶的中央军肯定都会出兵对付阎锡山。当然，明确拒绝日本人不是阎锡山的作风。当下，阎锡山便打哈哈道：“阁下真看得起我，不过，山西周边有多股势力，容不得我不小心哪。这样吧，只要阁下能说服山东的韩向方、平津的宋明轩同意，我也同意就是。”
6月底的时候，中央军、东北军等部队已经陆续撤离平津、河北等地，而日军指使的汉奸白坚武、潘毓桂等，纠集一帮人打起“正义自治军”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虽然这次事端很快被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调集兵力给平息下去，可中央军南撤，东北军也即将撤离完，这之后平津等地的防卫又该怎么办？
无兵可用之下，北平军分会只好同意29军第37师冯治安部进驻北平。而从这开始，29军便在实际上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这样一来，华北的势力中，除了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保定的商震外，又多了个实际掌控着29军的宋哲元。
不过，29军的掌门人宋哲元却因老蒋此前出尔反尔，在19日撤消宋察哈尔主席的职务而一怒去天津做起了寓公。当时，宋哲元郁愤之下，面对前来送行的张自忠等人曾公开宣称：“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混蛋”
宋的这番话传开后，老蒋自然是异常难堪。但当6月底29军进驻北平后，老蒋却发现自己在处理华北问题上处境有些尴尬。
当初，何应钦接到酒井隆6月9日送来的添加了其个人私货的通牒后，曾分别电告南京汪兆铭和老蒋。老蒋当时身在四川，但也立即回电，反对中央军南撤，并明确指出“应坚决拒绝，决难接受”。甚至，老蒋还分析了中央军南撤的个中利害：“不特不能消弭祸患，反增棘手之理由”，“两广更有辞可借”，“民众大失信仰”。
而南京的汪兆铭等人却在酒井隆的通牒面前乱了方寸，召开政治会议并研究后，认为只要日军不是摆明了进占平津，中央军南撤总比双方开战危害要轻。做出如此结论后，汪兆铭电告何应钦：中央军可以南撤。
面对老蒋和汪兆铭的内容相反的两份电报，何应钦思量之后，却选择了按照汪的电令行事。从这个方面看，何应钦后来因何梅协定被指卖国，不算太过冤枉。当然，中央军、东北军陆续南撤，华北兵力不足之下，让29军钻了空子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
而此前老蒋调29军南下的命令并未得到执行，现在29军又进驻平津等地，填补了中央军、东北军南撤后的空白，既稳定了当地的民心，又获得了各界的赞誉。现在中央军既无法重新北上，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又不比宋哲元更可靠，这个时候老蒋也只能把稳定华北的希望放在宋哲元身上。
可在天津做寓公的宋哲元却不愿答理老蒋通过某些渠道传递过来的橄榄枝。刚说过谁信老蒋谁就是傻瓜混蛋，总不能转眼就打自己的嘴巴吧？那样，宋大军长未免太没面子了。于是，他就在天津通过电报和老蒋玩起了欲拒还迎的把戏。最终，南京当局于8月28日任命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