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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毫无区别，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与李善长的关系又递进了一步。在两人的包办之下，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结为了夫妻。如此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为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善长的旧部也是得心应手。
大概也因为这层姻亲关系，使得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这一年的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缺着。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是他为人谨慎，又加上常年带兵在外，政务方面也是只占位置不问事。如此一来，右丞相胡惟庸就变成了真正的独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让人如此『迷』恋。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为亲家，胡惟庸的风头无人可及。随着权势的增大，胡惟庸渐渐忘乎所以，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
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家的刘基。这时候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刘基怕遭致政治灾祸，隐居山中，不再过问朝政。每天以喝酒下棋为乐，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绝口不提自己的功劳。
刘基想要逃避现实，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风波仍是将其卷入其中。
胡惟庸上位之后，尤其是在获悉刘基曾经在皇帝面前说过他的坏话，说他不具备丞相的资格。当日，朱元璋和刘基君臣私下论相本来是极为机密的，如今却发展到举朝皆知的地步。
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朱元璋派检校故意放出去的风声。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集团的死对头，单就此次论相而言，就足以使胡惟庸与刘基之间心生仇隙。
在丞相的人选问题上，刘基出于公心劝导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他多次找机会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自己就很难在朝廷施展手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道：“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是最不合适做丞相的，就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导致翻车事故。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入不了刘基的法眼，就故意试探刘基：“我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吾之相，诚无逾先生）。”
刘基看穿了皇帝的心思，推托道：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哪里会找不到人才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并不合适。
时隔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这让刘基备感失落。他不免在一些故交好友面前感叹：“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就是希望自己评价胡惟庸的那句话不要得到应验，那样的话就是天下百姓之福，大明王朝之福。
刘基于洪武四年（1371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居于老家浙江青田，过着布衣粗食的生活。虽然远离帝国权力的核心地带，但是刘基表现得依然谨小慎微。他知道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警惕，而他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布下的眼睛和耳朵也在死死地盯着自己。为了与帝国权力阶层撇清关系，也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完全放弃权力，回乡的刘基从来不与当地的官员见面。
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拜见他，二人相谈甚欢。分别之时，这个知县才透『露』自己的身份，并表达了对刘基的仰慕之情。刘基听后当即下跪，口称小民，从此闭门不见客。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即便刘基如此小心谨慎，可还是没有跳出帝国权力规则的羁绊。
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那里长期被盐枭所占据。由于当地的盐枭不服管制，埋下了诸多不安定因素。此处离刘基的家乡很近，刘基就向朱元璋奏请在此处设立巡检司进行管制。刘基就这件事写了一份奏章，并派大儿子刘琏带到南京，直接越过中书省，送达朱元璋。
之所以让这份奏章越过中书省，刘基有自己的一番考虑。他知道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往下走，胡惟庸不会拿自己太当回事，这也就意味着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这份奏章落到胡惟庸的手里，肯定会被截留于中书省。
胡惟庸很快就知道刘琏进京面圣这件事，对于刚刚主政中书省的胡惟庸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说过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想等自己死后把墓建在这里。由于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
胡惟庸的这一招不是一般的毒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等待着刘基的将会是：谋反大罪，诛灭九族。
王气只能是皇帝才能够具备的气场，做臣子的如果想得到王气，那就必须造反成功。在封建宗族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后人对于祖宗坟地的位置选择非常讲究，它甚至将后世子孙的祸福吉凶都压在了这件事上。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不是轻易就会被别人忽悠的。
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按谋反罪逮捕刘基，当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就势剥夺了刘基的朝廷俸禄。朱元璋对这件事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史料上的原文是这样记录的“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
朱元璋究竟为何心动？难道正如胡惟庸所言，刘基为自己选了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吗？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朱元璋也明白，凭借刘基在帝国权力场上的能量和个人气场远远达不到称王称帝的地步。
那么朱元璋究竟在担心什么？那就是刘基的才能，这才是朱元璋最为忌惮之处。江山初定，如果像刘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才心生异志，或另投他人，对于朱元璋和他的帝国来说，都是令人头疼的大事。
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朱元璋剥夺刘基俸禄的心“动”之举是故意做出来的，做给胡惟庸看的。但是朱元璋的态度使得刘基再也坐不住了，他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赴南京城，准备向朱元璋当面陈清事实。
刘基重返京城等于是羊入虎口，想要挣脱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表明心迹，他留京不归。
刘基在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而且是一病多年。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就此放过他。史料记载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出的『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情加重。
第13章 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3）（）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派人护送刘基返乡养病。临行之前，他写了一道密文交予刘基，在这篇密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君王的无情：“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刘基刚返回故里，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基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死在了浙江青田故里。关于他的死，历史在这里打了好几个弯弯绕。
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把刘基死亡的责任一古脑儿都推到胡惟庸的身上，当然这是发生在刘基死了十几年以后的事。这时候的帝国权力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是独相胡惟庸被杀，震动帝国上下；二是朱元璋试图将胡惟庸的党羽扩大化，那样的话就可以将其党羽剔除干净，并且借着胡惟庸案大肆杀戮功臣。
史料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对刘基的次子说过这样几段话：“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结党，结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们）的蛊。”
又说：“你休道你父亲吃了他们的蛊，其实你父亲心里是有分晓的，他们便忌恨于他。若是那无分晓的，他们也不会忌恨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的，终不会亏待了你父亲的好名声。”
朱元璋还对其他大臣们说：“刘伯温活着的时候，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后来胡家结党，加害于刘伯温。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他儿子来问，他儿子说（肚子）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的鳖鳖的，人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的迹象。”
其实在这件事上，胡惟庸极有可能是背了黑锅的。胡惟庸“谋逆案”本身就是一件不靠谱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冤案。帝国丞相之死需要给天下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而谋逆是最好的选择。在朱元璋的一手『操』作之下，胡惟庸死后很多年，那些要命的黑材料还在一条一条往他的档案袋里塞。其中胡惟庸下『药』毒死刘基，也就成为其中一条罪状。
胡惟庸接过李善长淮人集团的衣钵，有心将刘基『逼』向绝境。此时的刘基已经对他构不成威胁，他不会为了一个老病将死，离开朝堂之人去冒这个险。话说回来，就算真是胡惟庸毒死刘基，那么真正的幕后主使又是谁呢？
其实朱元璋、胡惟庸（淮西派）在这里玩了一出无间道式的权力博弈游戏。朱元璋很好地利用了帝国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将刘基之死与胡惟庸谋反案捆绑在一起。
朱元璋除掉刘基的决心已定，却不想亲自动手，免得背上千古骂名，眼见胡惟庸如此急不可耐地要置刘基于死地，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借刀杀人。
他也不用说什么，只需要做几个冷漠与怀疑的表情，以胡惟庸的精明又怎能不领会皇帝的意思。更何况此时的胡、刘二人势力过分悬殊，一个是把持威权的独相，一个是被皇帝抛弃的过气老臣。君臣相互利用，但终是朱元璋更胜一筹，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等到多年以后，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扫『荡』了帝国官场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满朝皆党，只有刘基不从。这等于是在为胡惟庸案的扩大化制造舆论，就算刘基真是一个能掐会算的半仙，也算不出来，自己在死了以后，还能够成为朱元璋手里一颗有用的棋子。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基在临死之际布下的一场权力弈局，而布下这场局的目的就是为了瓦解李善长、胡惟庸的淮西集团。
如果上面的说法有一个成立，那么刘基之死，就更具有一种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
但无论怎样，刘基与李党之争，是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势在握的庞大党群相抗，这无疑是以卵击石，注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命运走向。
在刘基与淮西集团博弈的过程中，朱元璋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胡惟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朱元璋看来和一个官场小丑没什么两样，无所掣肘的相权是可怕的。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动作非得有人祭血才行。
胡惟庸做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章都是有的，但靠这些鸡零狗碎的罪名将一个丞相定罪，显然分量还不够。
洪武九年（1376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待了三年时间。
朱元璋仿佛娇宠一个放肆的小孩，任其为所欲为。也许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这一年，中央『政府』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缺，位置此前可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书省负责。
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是级别最高的，其下分别为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职位，中书省就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位置，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
权力机构的改革使得胡惟庸在中书省，甚至在帝国的整个官僚集团，都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
第14章 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1）（）
随着元朝势力一路向北败退，天下大局逐渐趋于稳定。
朱元璋认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他动手的时候了。当然促使着他手起刀落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形势『逼』人紧。新朝建制，那些手握重权的开国功臣们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不该去的地方，这让朱元璋无法忍受。
朱元璋决定出手，而且准备出重拳。他将目标直接指向相权，他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各项权力夺回到手中，对帝国的权力系统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件让朱元璋很头痛的事，也是开国君主遇到的最大难题。那些在帝国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食物，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擅自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稳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他在内心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下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皇帝不就有可能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了吗？
虽然说，德厚不足以止『乱』，威势却可以禁暴。对于古代官家集团而言，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的约束，只是单纯地以儒治国，想要使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自如，也是难以想象的事。
古代官家的统治观念一边高举旗帜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边又要求权力集团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适当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按照社会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原则活动。一句话说透了，就是要上应天意，下如民愿。
从表面上看，国家机器是在上天与民众之间搞伦理调和，实质上是在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间搞利益调和。上层统治力量要努力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寻求一个合适的借口，披上一件让大多数人无可争辩、无话可说的伦理外衣。
从政治运作和伦理观念这两个角度来讲，朱元璋要从几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就必须采取一种合适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让天下人觉得这事干得顺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