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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议礼之后，一批支持嘉靖皇帝的权力投机者如张璁，桂萼等中下级官员进入内阁。这批人的权力运行之道，就是以绝对服从皇帝的权威为天职。在大议礼事件中，与皇帝与议礼派苦斗三年的文官集团，在新的权力结构面前分崩离析。此后，帝国虽然也出现过海瑞这样直言犯上的人物，但就整个文官集团而言，却再没有了制衡皇权的心气。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幼主万历继位，文官们才算稍稍恢复元气。
正德和嘉靖两位皇帝在自己执政期间都遇到了直面百官哭求的状况，万般无奈之下他们都动用了廷杖。但两人得到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即便动用了廷杖，也没能完成自己的政治主张，依旧屈从于官员集团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后者打出了威风，成了真正的胜利者。
如果从『性』格上分析明朝的16个皇帝，他们中间的一半以上都偏于温和。相比较而言，朱元璋、朱棣和朱厚璁是他们中间行事最为果决，对大臣也是最酷烈的三个皇帝。嘉靖皇帝在初登大宝时，他所拥有的政治经验和手段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大议礼事件的爆发，使一个懵懂的少年迅速脱胎换骨为老辣的政治家，并最终使其成为明朝最懂得控制权力的皇帝之一，尤其对于文官集团的控制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此后他的历届首辅，从张璁、夏言、严嵩，一直到徐阶都是他整个棋盘上的一个个棋子。明朝在宣德之后皇权就逐渐降低，以致于出现了杨廷和那样强势的内阁首辅。
嘉靖皇帝最擅长的手段就是利用官员来掣肘官员，他在任期间使得皇帝的权威『性』得到大幅度提升，内阁的权力有了进一步的下降（当然太监的权力降的更低）。他后来的那些继任者们再没有学习到他身上的权力谋略之术，由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强势皇权也很快走向衰落，阁权迎来了再次壮大的机会。等到万历执政时期，皇帝已经已经很难撼动高官的地位，到了天启的时候皇权更需要借助于宦官的力量来和文官集团一较高下。明王朝的政治斗争就是这样在权力与权力的攻守平衡中，一路踉踉跄跄走向危途。
第57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1）（）
嘉靖在位期间，内阁首辅的权力已经大到除了皇帝，就无人可以约束的地步。正因为如此，文官们争夺首辅之位的斗争也就愈演愈烈。明世宗将内阁办公的地点设在了午门之内，这样就与从前内阁所在翰林院和文渊阁区别开来。
时人在谈起内阁的时候，不再简而化之地将这几个机构混为一谈。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嘉靖皇帝在制度上将内阁大学士定位为文官之首，并且将那些既忠心又听话的文官选入内阁，赋予他们干预六部事务的权力。
其实内阁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国文官集团的一场权力演变。
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筹建内阁的目的在于辅政，就是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是绝对不可以参与朝政，手中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实权。说白了，内阁就是『政府』的秘书机构。到了永乐时期，内阁大学士可以参与军国大事，大学士俨然成为皇帝最为亲信之人。大学士可以兼任其他部门的领导，有的还兼领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等高级别官衔，权力地位有了质的飞跃。虽然他们还不能到兼职的各部门去担任实职，名义上还是皇帝的高级秘书，但是他们在帝国事务中，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处置权。
后来由于明朝皇帝的体弱多病或年幼无知，大学士们权力逐渐增大，他们被赋予“票拟”的特权。正是“票拟”权的产生，直接将内阁大学士送上了权力的制高点。帝国权力系统的各个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全在内阁大学士的掌控之中。为了使内阁成员之间保持平衡防止专断，一度废止了内阁首辅之位，但在明世宗时内阁首辅保留了下来，并且日益重要，成为争夺之焦点。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嘉靖皇帝对宦官控制很严，动不动就将将那些犯错误的宦官往死里整。嘉靖执政时期，宦官的势力在帝国的权力分润中并没占到多少股份。宦官的权力收到局限，这就使首辅的争夺成为帝国权力争夺的最大焦点。明世宗时期先后就任首辅之人多达十几人，频率之高，人数之多，都创造了一个时代之最。
嘉靖初年，杨廷和执政，独揽票拟之权。嘉靖皇帝因为“大议礼”事件而移情专宠张璁，使其平步青云，以火箭般的蹿升速度坐上了首辅的宝座。随着时间的推移，嘉靖皇帝感觉到张璁这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有些耍滑头，恃宠不让。于是朱厚熜就想找一个人来制衡他，目标很快就锁定在了夏言的身上。
在君臣猛烈交火的大礼仪事件中，夏言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这时候夏言上疏建议请嘉靖皇帝亲耕南郊，让其生母蒋皇后亲蚕北郊，“为天下倡”。夏言这么做既表明了自己力挺皇帝的决心，以此博取了对方的信任。同时这么做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没有将自己完全暴『露』于帝国官员内耗的火力网中，引起反对派的憎恨。由此可见，夏言是一个政治手腕高明的文官。
嘉靖七年（1528），夏言又上了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这道疏文写得相当有水平，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疏中的观点与世宗的想法不谋而合。皇帝龙心大悦，自然少不了一番嘉奖。嘉靖皇帝将其调入翰林院，为侍读学士，也就是专门陪皇帝讲读经史。
夏言是个外形俊朗，气度不凡之人，极具个人魅力。作为一名侍读学士，他讲读经史声音洪亮，一口标准的官话（北京方言）。嘉靖皇帝喜欢听他讲读经史，每次授课结束，皇帝都会赐其茶饭，神情之中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
夏言的表现与前面张璁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两人都是揣摩皇帝心思的高手，知道如何投其所好。
“大议礼”事件的爆发，使得嘉靖皇帝与廷臣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大议礼”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但明世宗对此仍耿耿于怀。他急于想在礼仪制度改革这件事上再做些文章，为自己纠结于此找到一条合法的通道。也就在这时，夏言上疏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嘉靖皇帝在接到夏言的奏疏时，内心也是激动万分。
其实改变祖制这种事，历来就是讨好新君，惹怒旧臣的事。新君为了标新立异，证明自己是个有两把刷子的君主，往往会在旧瓶子里装一些新酒，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新究竟是新在何处。夏言的这道奏疏虽然赢得了世宗的欢心，却引起了朝中诸多大臣的反对。而在众多的反对者中就有“大礼议”事件中的先锋派人物，此时的内阁首辅张璁。
张璁是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的政治盟友，可在“天、地分祀”这件事，他却和皇帝唱了反调。当初在“大礼议”事件中结盟皇帝，是为了能够跻身权力高层；如今与皇帝唱反调，张璁是担心夏言借着“天、地分祀”这件事上位，以达到权力分润的目的。
张璁无法接受夏言与嘉靖皇帝在这件事上一个鼻孔出气，他将夏言视为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张璁决定出手，他指使詹事霍韬找机会诋毁夏言，使其在皇帝面前失去信任。
第58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2）（）
嘉靖十年1531七月的一天，行人司长官司正薛侃突然造访太常寺卿彭泽的府邸。在这次不请自来的造访中，薛侃交给彭泽一份文稿。因为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薛侃才会主动上门请教。这份文稿是他准备上疏给皇帝的，其中内容涉及到明朝皇帝的禁区——继嗣问题。
疏中的内容就是劝嘉靖皇帝早日确立皇位接班人，要知道此时嘉靖还没有一个皇子。嘉靖皇帝本人就是皇家继嗣问题的受益者，先帝明武宗断子绝孙才轮上他来当这个皇帝。
当彭泽看完这份文稿的时候，，他从中捕捉到了置夏言于死地的杀机。薛侃、彭泽和夏言是同榜举人，薛侃是夏言的死党，而彭泽却是张璁的幕后同党。只要薛侃罪名成立，作为死党的夏言就难脱干系。
彭泽带着这份文稿找到了张璁，经过一番密谋。张璁将抄录薛侃的文稿交到嘉靖皇帝的手中，并直指，这份文稿是夏言指使薛侃所写。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薛侃收监，命中央司法机关严肃查处此事，从重治罪。经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细致『摸』排，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他自己所写，彭泽指认夏言幕后所为，纯属栽赃诬陷（泽诬以言所引）。
查明事情真相后，皇帝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其四品官服和俸禄，用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其官职也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如此一来，夏言与张璁这两大宠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那些在“大议礼”事件中敢怒不敢言的官员也趁机在这时候站出来弹劾张璁，张璁在朝中混不下去，只好打着提前退休（致仕）的旗号离开岗位。张璁并不甘心，虽然他后来又多次回朝想挽回败局，可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夏言在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地位与日俱增，已形成取代张璁之势。夏言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地位与声誉双丰收，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由于“大议礼”事件，官场的士大夫讨厌张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希望能够借夏言之手，向张璁讨回“大议礼”事件的欠债；另一方面，夏言谨慎低调的个人处事风格为自己赢得了市场。
嘉靖十七年（1538），夏言不出意外地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为帝国的新任首辅。
夏言是个权力场上的明白人，也懂得如何揣摩皇帝的心思。在其担任内阁首辅之后，夏言还算是一个兢兢业业，随时为皇帝排忧解难的人。但这个人有个大『毛』病，这个『毛』病是有才之人的通病，那就是待人接物有一股傲气，这种人在官场上容易得罪人。就连在皇帝面前，夏言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傲慢姿态。当时在大臣中就颇有微词，有“不睹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之语。
嘉靖本来也是一个极要面子的强势之人，这样就为君臣之间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而此时，夏言在权力生涯中的真正对手，已经在黑暗处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施以致命一击。这个人就是明朝的重要权臣，擅专国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严嵩。
嘉靖时期，帝国先后涌现了四名内阁首辅，其中夏言和严嵩两人的任期时长相加起来足有20多年，整整占据了嘉靖在位45年的半数以上时间。由此可见，两人在明中叶的帝国官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两人都是江西人，年龄也接近，夏言只比严嵩小了两岁。
两人虽然都是帝国的文官领袖，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并非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夏言的籍贯是江西贵溪，隶军藉，祖上是靠军功博取功名。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隶匠籍，祖祖辈辈都是靠手艺吃饭的匠人。
严嵩的家族谱系与权力沾上亲，还要追溯到他的高祖父。其高祖父曾经做过省部级高官（四川布政使），只可惜后来家道中落。夏言的父亲夏鼎因为投奔在京城任军职的兄弟，才有机会留在京城读书，最后通过个人的努力捞取到进士的资格，派驻地方为官。夏言在京城一直长到十四岁才跟随父亲到地方，所以在他成人之后，能够说一口漂亮的京腔。
两人混迹官场都具备相当高的天份，就出身而言，严嵩的起步显然要比夏言略占优势。严嵩二十岁的时候就通过乡荐（举人），几年后又考中进士，而且还是第二甲第二名（即第五名）。因此被朝廷以庶吉士的身份选拔进翰林院做编修。明代的翰林院实际上就是内阁的署衙，内中网罗了天下的许多科举人才，是朝廷的智囊团和书记处。在馆阁的日子里，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在馆试中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每每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
夏言二十八岁中举，不久入国子监读书。一直到三十五才拿到进士资格。他的科举成绩考得并不理想，只能达到第三甲的水平。所以夏言刚进入官场只能在中央行政机关行人司当个办事员，后来才转到兵科给事中的职位。
第59章 非暴力者不合作的交锋（3）（）
与夏言所走的『性』格路线不同，严嵩的傲气是深藏不『露』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人相当低调。在外人看来，严嵩完全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老好人，甚至透着三分谄媚，七分奴颜。
就在严嵩怀揣着政治理想准备在官场上好好打拼一番的时候，他忽然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返回原籍养病。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带着为皇帝祝寿的旗号重返北京。嘉靖皇帝诚挚地邀请严嵩留在京师，严嵩没做丝毫犹豫就爽快地留下了。严嵩留在京师之地，也就此拉开了严嵩混迹帝国权力中枢的序幕。
在严嵩退出权力核心地带，返乡养病的十年时间，正赶上大宦官刘瑾权倾帝国之时。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扫『荡』后，严嵩北上顺天，才算正式宣告复出。在其复出的十多年之中，他先后供职于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而当时他的同乡，内阁次辅夏言已经成为嘉靖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
虽然严嵩在年龄和科举资历都要超过夏言，但是在夏言面前，重返权力场的他还是摆出了一副后进晚学的姿态。在严嵩所著的诗集里，有不少诗句就是专门献给夏言的马屁颂。其中一句“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尽显严嵩向夏言讨好献媚的嘴脸。不过也由此可以反映出，在严嵩权力爬坡的过程中，夏言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夏言当时虽为次辅，但是他在帝国权力高层的影响力早已超过首辅，为嘉靖皇帝所信任和倚重。严嵩是个明眼人，怎能不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正因为经过一番利害权衡，所以说他选择抱紧夏言的大腿也算是明智之举。
严嵩要想在帝国官场一飞冲天，就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借势上位的机会，何况这个有势之人还是自己的老乡。其他人就是想攀这个高枝，还没有机会。
有一次，严嵩过生日，他向刚刚荣升首辅的夏言发出邀请。夏言却退回请柬，不想出席。严嵩便长跪于夏府门前，将请柬举过头顶，口中『吟』诵内文。可见严嵩当时的攀附之情是何等的炽烈。尽管如此，夏言还是没有赏脸，严嵩只好怏怏而回。开席之际，严嵩毕恭毕敬地跪在为夏言预留的席位前，为没有赏脸而来的首辅献酒。
这件事传到夏言耳中，夏言颇为受用。但这件事对于严嵩来说，恐怕又是另一番心境。
对于正在权力爬坡阶段的严嵩来说，除了要摆平首辅这个官僚集团的带头大哥，更要俘获皇帝的心，投其所好。严嵩在58岁时撰成了《庆云赋》和《大礼告成赋》词藻华美，气势恢宏，用诗赋来讨好嘉靖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