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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不到的是，一身书卷气的朱允炆下手会这么狠，刚上台就要自己的叔叔们开刀。周王朱橚已经被拉下马，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作为诸藩之首，他是无论如何也躲不开这场劫难的。
回想起三个月前父皇朱元璋刚死时，文弱的朱允炆戒备森严，就连他们这些藩王叔叔回去奔丧都不让带军队，谁知道那份所谓的遗嘱是不是朱元璋钦定的。
朱棣无数次地在自己的内心做过算计，在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博弈中，可以说是步步惊心。如果真要与朱允炆撕破脸皮，也不是现在。抵抗中央，那就是造反，就是全民公敌。不光要具备一定的军事武力以外，还要出师有名，否则他朱棣就可能成为千夫所指的『乱』臣贼子。失道寡助，这仗还没等到开打就已经输了七分。更何况他的三个儿子这时候还在南京为朱元璋守孝，等于是留在朱允炆身边做人质。现在出兵，搞不好就赔了儿子又折兵。
朱允炆想借着周王之事激怒朱棣，这一切并没有逃过燕王朱棣狼一般犀利的眼睛。
正在朱棣如坐针毡之时，南京方面已经将周王的罪诏送到了他的手上。他读出了罪诏的弦外之音，每个字都像『插』在自己心头的一把刀。
朱棣酝酿了很长时间，决定以儒制儒。既然自己的侄皇帝任由一帮儒生摆布，动不动扛出儒家大旗，那自己索『性』就和他玩一场以儒制儒的好戏。
朱棣在给呈给建文帝的敕书中做出了这样的表态：“如果周王所作所为形迹暧昧，希望陛下能够念及亲情，将其饶恕，以此来成全骨肉之恩；如果周王造反之事已经坐实，先帝早已定下的祖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只希望陛下能够能够遵照祖制，识大体顾大局。（惟望陛下体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明太宗实录》卷1））
这句话显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建文帝看了这封敕书之后，念及骨肉亲情，竟然萌生了不再削藩的念头。
朱允炆的文弱个『性』又一次暴『露』无遗，他将治国当作三岁孩子过家家，想玩就玩，不想玩就不玩。要知道当时的政治斗争已经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只是对立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皮而已。一旦停下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帝国权力核心层已经摆明了削藩的态度，这时候忽然罢手，朱棣和其他藩王又怎能信服。他们只会认为这是缓兵之计，更大的风暴将会随之袭来。
在这个问题上，黄子澄和齐泰二人还是还是看得很通透。无论最后的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拉弓就没有回头的箭。他们反复地规劝建文帝：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建文帝『迷』『乱』的心又逐渐坚定起来，将削除不法藩王的行动进行到底，剪除藩王集团的势力。
建文朝廷投入无限的热情来对待削藩这件事，官员也纷纷找机会站出来告发诸藩王所犯下的不法之事。当然这些官员也不是满嘴跑火车，那些雄霸一方的藩王很多时候也的确过于嚣张。当年朱元璋为了保障自己后人的福利待遇，在帝国的体系中有要求：藩王的地位虽然皇帝和皇太子，却比那些帝国官员们的地位要高多了，也就是说这些帝国官员往往受制于藩王。
在如此高下悬殊的权力体制面前，帝国的权力枷锁对于藩王们来说，往往是形同虚设的。朱元璋如此袒护自己的子孙，那么官员们也不愿意没事给自己找事。藩王常常作出僭越帝国法度之事，所辖地区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如今建文帝“开门纳谏”，而且纳的都是检举藩王的谏言。官员们放下先前的心理负担，纷纷出来检举和揭发。
京官们忙着从地方收集情报，地方官员也没有闲着，整个大明权力系统弥漫着削藩前的紧张空气。于是有告齐王的，有告岷王的，还有告湘王的。湘王朱柏也是个文雅的读书人，『性』情收敛，并不招惹是非。这次也被人告发，一时又无法为自己澄清。觉得自己身为藩王，地位尊贵，哪里能够受得了狱史的羞辱。读书人犯起，思忖再三，关起家门自焚而死。
第41章 谁才是真正王牌（4）（）
在朱允炆看来，不管你是安分守己的藩王，还是包藏祸心的藩王，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帝国的一把手他所关心的只是分封制的存与废，只要分封制一日不根除，藩王们就有拥兵自重的资本。对于帝国中央权力集团来说，这样就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分封制的废除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旦发动起来，就要考虑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在建文帝削藩之前，至少他应该考虑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不是所有的藩王都要削废？第二，削废藩王如果分批进行，那么谁先谁后？第三，削废是一削到底，还是浅尝即止？
可是朱允炆的削藩却是『乱』拳打死老师傅，毫无套路可言。首先，最应该削的偏偏不敢碰；其次，赶上谁就削谁，毫无计划『性』；再有就是削与废同时进行。不止是削去军权，就连藩王本人也废为庶人。“庶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而在明朝时期，“庶人”专门指那些被废的皇族。藩王们本来都是朱元璋的皇室血脉，可建文帝却要削其权，夺其皇籍，直接将他们贬为“庶人”。周王被废，就叫“周庶人”；代王被废，就成了“代庶人”。
朱允炆就这样毫不客气地将自己的皇叔们都扫地出皇室，将他们从藩王直接贬为普通老百姓。这种做法显然是防卫过当，夺权本来就已经触动到了藩王们的利益底线，如今又加了一道削夺皇籍，更是让藩王们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之间，帝国上下满城风雨，人心思动。
这种做法最为直接的效果，就是把所有藩王的力量都推到了燕王朱棣那边去。
从建文帝上台后的第三个月削夺周王开始到建文元年六月岷王朱楩被废，在这短短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建文君臣使出连环杀招削夺五王。
建文朝的政治权柄虽然有“三驾马车”拖着前行，却也只是虚幻之象。此时的帝国人事结构存在着很大的漏洞，配置极不合理。无论是齐泰、黄子澄，还是后来的方孝孺，他们都不具备军事才能，用兵对他们来说只能是纸上谈兵。建文帝也是一个书生，四个书生合在一起，顶多是一群书生。
一帮书生对波诡云谲的帝国权力斗争不娴其道，最终只能任由别人牵着鼻子走。建文帝的软弱及其智囊决策层的偏激，让削藩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准星。面对多项选择，无论是建文帝还是他的智囊团都缺少真正理『性』而智慧的判断，原本主动的优势就这样转化为劣势。
建文君臣动手削藩的速度并不算太慢，在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建文帝就示意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此事并且付诸于行动了。但让人费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对于建文帝君臣来说，这本来是朱元璋在冥冥之中为他们创造的一个大好机会，可建文帝却轻易放过了这样的机会。
建文帝朱允炆明诏诸王不得来京奔丧，燕王朱棣走到淮安之地又折回了北京。建文集团白白流失了一个大好机会。
实际上，朱允炆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削夺他们的权力，主要是他的削藩思想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左半边脑考虑的是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右半边脑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皇家的脸面。这种纠结的心态贯穿了建文帝削藩的整个过程。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利用朱棣等人来京奔丧的机会，将各路藩王一举拿下，也就没有后来的征战杀伐，皇权易主。可建文帝朱允炆并不想惊动皇祖的陵寝，他更没有勇气去打破儒家信奉的那一套道德规范。再联系到建文帝后来讨伐燕王时所下的明令：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便会知道建文帝的主导思路是，削藩可以，但是要让我就此背负道德恶名则不可。
建文帝虽然有憾于藩王的权力之于中央集权的威胁，然而，他并不想使自己复古的思想流于叶公好龙的形式，他试图通过仁政和说教来掩盖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的铁血政策。
在武力削藩行动之前，建文集团存在着从谁身上先下手的问题。实事求是，齐泰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最终建文君臣还是认同了留下巨大后患的黄子澄方案——吃柿子专挑软的捏，首削最大敌人——燕王的弟弟。在发出信号后，并没有马上对朱棣动手，给予敌人以喘息的机会，终至灾难降临。这是建文朝削藩开始时两个最大的失误。
建文君臣怕朱棣，但又没办法绕过这道坎，一次次削夺朱棣的兄弟藩王，一次次地打草惊蛇，毒蛇在草丛里蛰伏着，也在暗中涌动着，建文帝与蛰伏的朱棣接着就要开始更多的较量了。
第42章 疯子用暗器（1）（）
其实在连续削废五藩时，建文君臣的主要心思一直都放在燕王朱棣的身上。当燕王朱棣为周王议罪书的“回答”上书送达南京时，建文君臣还为此展开了一番热烈地讨论。讨论其实并无新意，无非是揣测其有无不良居心。
依照齐、黄二人的意思，对燕王朱棣下手要立足于快，着眼于狠，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不然就会越来越难以应付。
建文帝并不是傻子，他当然也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骨子里的文弱和儒生的『性』格局限束缚了他的手脚。他与那些臣子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毕竟是向自己的亲叔叔动手。于情于理，都难以说服天下人心，他不能『操』之过急，要一步一步地慢慢来。
齐、黄毕竟年长于建文帝，社会阅历也相对丰富，所以他们不停地催促建文帝早早动手。
建文帝被催『逼』急了，也只能无可奈何道：“我一直叫人密切注意北平燕王的动态，可实在找不出任何破绽，我能够以什么罪名来削废他？”
齐、黄二人真是被自己的皇帝『逼』急了，都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还在那里不知进退。堂堂帝国的皇帝要给藩王按个罪名，是难事吗？显然不是。先帝朱元璋在这方面不是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吗？有样学样就可以了。
按照齐、黄二人的意思：拿燕王给周王议罪书的“回执”来做文章，虽说那份“回执”写得毫无破绽，可文字里还是透出了为周王求情的意思。既然周王有罪，为其求情的燕王又怎能独善其身？就以燕王与周王“连谋”的罪名将二人一并拿下。
在传统的专制社会里，对或者错并没有真正的标准与界限，话语权往往是掌控在那些嘴巴大、拳头硬的位高权重者手中。大臣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建文帝却还在犹豫之中。当齐、黄二人提出将燕王与周王一并拿下，朱允炆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
碰到建文帝这样优柔寡断的领导，就是上天赐予再好的机会也是白搭。事实上当时齐、黄的建议如果能够被建文帝立即采纳的话，局势对建文朝廷还是很有利的。当时朱棣正在“养病”，建文朝此时动手正好打得朱棣措手不及。
当齐、黄向建文帝建议发兵时，朱允炆是这样回答的：“燕王智勇双全，善于用兵，即使他现在在生病，恐怕朝廷也难以将其拿下（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
这真是猛虎虽病，也能吓退活猫。建文帝对燕王朱棣的忌惮到了令自己深感恐惧的程度。忌惮归忌惮，朱允炆还是对燕王大本营北平进行一系列防范『性』的布防。一是将其困在北京城动弹不得，二是想办法削弱朱棣的兵力。从军事层面上来看，建文君臣对燕王朱棣的防范做得还是很到位的，中央军将整个北平城里三层外三层都控制起来。同时建文君臣以帝国安全的名义，将燕王府的主要兵力抽调出去防范蒙古；按照正常推理，这时候燕王府的兵力是不足为虑的，三个多月后，燕王朱棣起兵的时候手里也只有区区八百人。
军事人才的严重匮乏，是削藩战争的最大问题。建文帝新任命的张昺、谢贵和张信三位封疆大吏中前两位无能，最后一个张信后来成了叛徒。建文帝对此人缺乏了解，只是听信大臣的推荐才重用于他。
经过洪武时期的血腥清洗，朱元璋留下的武将只有耿炳文和郭英两位侯爷。耿、郭二人戎马一生，能够在朱元璋的铁血酷律之下逃生，可见他们的忠诚度是值得信赖的。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在军事的人士安排与布防上多向两位侯爷请教，也许结果就会不一样。虽然朱棣起兵时只有800人，可等到他打出旗号，已经被朝廷调拨给别人指挥的原先他的部下纷纷阵前倒戈，燕王军队由800人直接就发展到几万。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军队的长期上下级隶属关系所积淀的“效应”，决非是一时军队人事调动所能奏效的。所以说，北平布防实际上是等于在向朱棣下宣战书。
朱棣见到建文帝对北平城进行层层布防，心中还是有所恐慌的。朱棣身边虽然没有“三驾马车”，却也笼络了一批高人。其中有和尚道衍（俗名姚广孝）、算命先生袁珙、金忠等。这些人的社会身份虽然都是来自于江湖，可他们的智谋却丝毫不逊『色』于建文帝身边那“三驾马车”。
北平城的局势对朱棣十分不利，城内城外全在朝廷的掌控之中。朱棣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可是双方实力上的悬殊，让他有想法却没办法。和尚道衍等人的建议是，先放下皇叔的架子，学会低调做人。对外规规矩矩遵纪守法，暗地里厉兵秣马伺机而动。
北京城里刀已出鞘马也上鞍，虽然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可生活在南京城里的建文皇帝还是知晓了一切。原因是有人告密。告密者是朱棣的小舅子，明朝开国大将中山王徐达的大儿子徐辉祖。徐辉祖以探亲的名义去过几趟北京城，他觉察出了燕王府里弥漫着的杀气。他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告诉了建文帝，并提醒皇帝要有防范之心，应对之策。
建文元年（1399）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来南京奏事。建文帝将其拉拢，并让他返回燕王身边作为朝廷的内应。建文帝加强对北平和燕王府的侦查、监视等类的谍报工作，内部有葛诚内应，外面又命刑部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人作为采访使分巡天下。
建文帝的间谍战和巡视，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燕王朱棣能够感觉到刀锋掠过脖颈的丝丝寒意，这种寒意让他不敢存有丝毫的懈怠。
这是一场紧张又激烈的政治场上的心理战和谍报战，谁将笑到最后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心理素质、个人『性』格和时间等诸多因素。
对于朱棣来说，从北京到南京，千里之外也挡不住权力路径之上的步步惊心，危险无处不在。他如果一味地采取守势，那么最后只能是坐以待毙。
考虑了很长时间，朱棣决定以攻为守。决定亲自前往南京一趟，『摸』『摸』对方的底细。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地方藩王在没有得到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是不能随便离开自己藩地的。朱元璋在他的遗嘱中曾经立下规定“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就连朱元璋驾鹤西去时，藩王们也不能前去送行，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尽孝举哀。
第43章 疯子用暗器（2）（）
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正式改元，各地藩王以此为由纷纷前往南京朝贺，朱棣也趁此机会随行前往。燕王府的文武官员们百般劝阻，认为燕王此去京师无异于狼入虎口。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