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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八年（1385年），山西人李皋来到溧阳县做知县（县长）。上任时间不长，李县长就和衙门里的差役潘富勾结起来盘剥老百姓，巧立名目，大肆科敛。潘富是个很善于和领导搞关系的人，李皋到任不到一个月，潘富就用搜刮来的钱财买了一名苏州女子贿赂他。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送给县长当“二『奶』”的女子被安顿在潘富家中。李皋私底下幽会过几次之后，潘富竟然舍不得这个做了县长“二『奶』”的女子，而是将其纳为小妾，据为己有了。李皋虽然心里老大地不痛快，可他也无可奈何。既然捞不到美人，那就捞些真金白银。在潘富等胥吏们的教唆下，李皋下令科敛荆杖（拐棍）。也就是要求溧阳县的所有百姓，都要向官府缴纳一根拐棍。百姓们把拐棍送来，潘富们又借口质量不合格，拒绝收纳，甚至对其拳打脚踢。
不合格怎么办？潘富们想出了一个点子。那就是要求老百姓把拐棍“折换”成银钱直接交上来。拐棍是幌子，榨老百姓的钱才是真正目的。
像潘富这样的胥吏在官场上几乎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另外在经济上，他们也没有国家法定的、正常的工资收入。按照明代惯例，州县胥吏的报酬只有微不足道的“工食银”。这种“工食银”一直到康熙元年1662）才被取消。在这种窘困的情况下，胥吏的收入主要是依靠“灰『色』收入”，也称为“陋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官府衙门这棵摇钱树岂能有饿着的时候。就拿征收赋税来说，经办的胥吏就有按比例向纳税人抽头的“陋规”；民间买卖房产、田产、奴婢，契约必须加盖官印，而胥吏就要抽取“心红银”；民间起诉要向书吏缴“挂号费”，当事人呈递诉状也要付上一“传呈费”，打官司时要交“纸笔费”，如果不愿打官司，想私下和解，那就要交“出结费”，等等。只有想不到的费，没有交不了的费。万历时期，清官海瑞担任浙江淳安县知县时，就曾经革除六房书吏的“常例陋规”共计68项。
正因为胥吏可以赚这些“外快”，还可以像潘富那样打着衙门的旗号做些欺压良善、捞取黑钱的勾当。也就是说，不占国家正式编制的胥吏虽然没有什么法定的正式收入，但依然是热门职业。绝大多数州县衙门的“经制吏”都要托关系、花银子才能捞到手。这些不在编的吏员和普通的临时工还是有区别的，官员往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地方官员如果不能揪住把柄将其治罪就不能轻易开除或者撤换。编制外的非经制吏以及胥吏的助手如“贴书”、“帮差”、“清书”之类角『色』，也往往需要花钱去买。
这些依附在地方官府衙门的胥吏基本上都是当地人，他们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像潘富这样的胥吏就像吸附在权力结构底部的一只巨型蜘蛛，他们能够在地方上织成一张由亲属、邻居、朋友构成的关系网。相比而言，那些官府选派的州县官员却是外乡客，往往连当地话也听不懂；而胥吏对于本地衙门各种惯例、成案都烂熟于心。而外乡来的官员虽然手握正式权力，可往往两眼一抹黑，面对积压的陈年档案卷宗，即使有兴趣也没精力全部翻阅，他们只好将这些让人看上去都头大的事务都推给胥吏们。胥吏与地方势力往往盘根错节，他们的权力是世代递延，而官员们则任满后就拎包走人，正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表面上看，官员才是衙门里的主人，可权力往往是『操』纵于胥吏之手。
潘富打着知县李皋的旗号，疯狂敲诈地方老百姓。就算知县是个有几分清明之人，也没办法阻止潘富们这么做。更何况李皋这个知县，还是个贪图钱财美『色』的腐官。
无奈之下，当地有个叫黄鲁的百姓就跑到京城去告御状。因为这个案子涉及的主犯是知县（县长）李皋，老百姓没有“旁入公门”自发捉拿的权力，只能通过越级上访。上访还算顺利，朱元璋获悉情况后，下旨严查属实，并派人去捉拿潘富。谁知道走漏了风声，潘富提前开溜了，成了一名在逃犯。
潘富还是具备在逃犯基本素质的，他在没有任何先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一口气就跑到了千里之外。先是溧阳本地的儒士蒋士鲁等13家秘密把潘富递送到乐邻境的广德县。不久潘富又流窜到建平县，缉捕的差役们跟踪到建平，当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将其递送回了溧阳，溧阳百姓朱子荣又将其暗地里递送到宜兴县。一次又一次，就这样，经过数次你递我送之后，潘富被秘密护送到了崇德县。
崇德县的豪民赵真家财万贯，蓄养了许多无业游民做贩卖私盐的勾当，常常来往的朋党多达数百人，潘富就藏匿在赵真家中。缉捕的衙役随后赶来，赵真将潘富暗地里递送到千乘乡的一座寺庙里。庙里的和尚们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富的差役们团团包围，直至杀伤人命才散去。
这件事越闹越大，最后不得不再次上报到朱元璋那里。朱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传令，将赵真及其同伙的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凡是参与围攻办案人员的，一律诛戮；沿途窝藏潘富，帮助其逃跑的107户人家，全部枭首示众，家产也一并抄没。
一个小县里的小小污吏，在皇帝签发了缉捕诏书之后，竟然能够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连环大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这真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一件事。
本来该死的只有潘富一人而已，结果就像滚雪球似得累积，最后因为这件事掉脑袋的人却接近上千人。一个小小的胥吏，能够在八个不同的县里都有自己的死党和势力范围，豪门大户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与皇帝对着干。这样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感到胆战心惊。由此也不难看出，明朝开国初年依然受到元代重胥吏而轻官员这一传统的流弊毒害。也难怪朱元璋会三番五次地在官员们面前强调元代亡于胥吏，看来这绝不是小题大做。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治理污吏这个问题上，朱元璋要发动朱寿六这样的群众代表。因为朱元璋明白，胥吏们的社会关系在民间已经错综复杂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单凭他这个皇帝和各级官僚的力量，已经没办法完全摆平胥吏集团。一个小县里的小小污吏潘富，就能搅动的四方为之奔忙，官府奈何不得。朱元璋来之于民间，也了解民间的力量有多大。
朱元璋从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就在琢磨，如何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每一寸角落。客观地说，朱元璋是这么想的，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可以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老百姓的个人日常生活干涉得最深入的一个皇帝。
第27章 来自民间的总动员（3）（）
在《大诰续编》里，朱元璋第一次提出了让老百姓“互相知丁”。从章程颁布之日起，市井村镇中的老百姓要对自己的左邻右舍做到知根知底。也就是知道他们平日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做到知道邻居家里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必须知道他所教的学生都是谁。不能像今天，我们住在一栋楼里，门对门都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朱元璋对老百姓们日常生活的细节『性』干涉，不可能得出什么正面的结论。因为这么搞下去，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环境，而且这个社会还极其缺乏活力，因为老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想跳槽都不可能。
这种弊端，朱元璋不可能想不到。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延伸自己的“权力触角”。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到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连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就连街衢之上，也满布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做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只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
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知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
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
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作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
在《大诰续编》中，朱元璋反复强调他在注释《道德经》中的话：“吾为政愈严，犯法者愈众。”于是他不无遗憾地指出：“朕如宽厚行仁，人将谓朕不明于事；朕如加严，人又指之为暴矣。”从这样一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他的严刑峻法也是有些悔意的。重刑并不能完全把人民吓得不敢去做错事。因此到了这个时候，他敏锐地意识到他的权力再大也是有局限『性』的。
朱元璋有他自己的考虑，因为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而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应该在这四个领域，各守其道，各尽其职。唯有如此，天下才能实现真正的太平。而那些不在“四业”范围内的谋生者，大多数走的都是犯罪道路。“知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他们大多是游手好闲的“逸夫”。那时候谁要想当个自由职业者，就要做好被官府抓捕的准备。在朱元璋看来，这些自由职业者只懂得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官家社会的毒瘤。“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老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一级级地向上申报。这种天罗地网似的人口『摸』排，使得潘富那样的在逃犯无所遁形。
为了杜绝类似潘富千里大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一千多人受到株连的案件再度发生。朱元璋又做出了最为严酷的补充：如果《大诰》颁布下去，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话，“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第28章 来自民间的总动员（4）（）
不可否认的是，陈寿六是个特例。和陈寿六这样幸运的成功者比起来，那些积极响应朱元璋号召，动不动就闯入那道“旁入公门”的门教训一通胥吏，最后因为这个被砍了脑袋的农民，在数量上也很可观。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也例举出了一些这方面的案例。朱元璋在这件事上表现得也非常纠结，他一边在大肆宣扬陈寿六的榜样示范作用；一边又在提醒乡民们，想当陈寿六这样的明星是需要运气的，也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很可能是生命的代价。当然如果让老百姓用自己的一条命来换另一条命，这里就涉及到利益的交换边界。在封建官家制度里，官吏们手中握有对老百姓的伤害权，平民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就要通过自己的劳役或者交纳赋税来寻求生存权的赎买，这样就形成了交易关系。官吏的伤害权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对官家制度形成了一种约束。如果官吏越过这个边界，一味地榨取赎金，造成伤害。这种伤害的程度越深，老百姓的反作用力就会越大。等到被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赎金勒得无法活命，反正总归一死，反抗就成为唯一的路径。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一分钱田租。潘俊二见对方想要赖账，于是就上门索讨。欠账还钱，天经地义。谁知道金方倒打一耙，将潘俊二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给绑了起来。潘俊二又被勒索了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这还不算完，做事做绝。金方又突发奇想，继续诬陷潘俊二是祸害百姓的豪强，然后学习陈寿六也将其捆绑解送至京城。
这种现象在当时很具有普遍『性』，既然有“旁入公门”的门，那索『性』就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有人索『性』干起了趁火打劫的勾当。
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就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豪民”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金方和余仁三也是咎由自取，他们将朱元璋打开的这扇应急状态下启用的“公门”，当做了可以滥用的“私门”。他们的伎俩还是被识破了，朱元璋作为斗争经验丰富的老手，这一切又怎能逃过他的眼睛。金方和余仁三两人都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也同样是在《大诰三编》里，下面这个案例显然更让人有嚼头。
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自己的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15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就把顾匡给放了回去。
顾匡回家之后，就开始精神抑郁了，因为他担心事情早晚会败『露』。顾匡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过后，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那就是去京城自首。曹贵五听说后，也担心自己是劝和人，有可能会因此受到牵连。于是他找到顾匡，要求和他一同去自首。就在二人准备上路之际，周官二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在这四个人当中，沈显二是最后一个得到消息的。听说其他三人已经上路了，沈显二日夜兼程，终于在淳化镇赶上三人。沈显二也主动提出一同去自首，对不起名额已满。顾、周、曹三人设计将沈显二捆绑起来，决定把他当作祸害老百姓的地方豪绅押往京城。
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就在四个人进了京城，押解害民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