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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得批准。蓝玉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有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地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这样的话传至朱元璋的耳朵里，没有祸。
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报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私底下相互勾连，准备起事，欲劫皇上车驾。
朱元璋正愁找不到借口，便将其拿下，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据称蓝玉在受审时对他的叛逆罪供认不讳，同时在他的招供过程中，又把许多侯爵以及吏部尚书詹徽都牵扯进来。詹徽曾经主持审理过李善长案子，现在又奉旨受理蓝玉一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蓝玉的供词把詹徽也拉了进来。
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三月，蓝玉被公开肢解。蓝玉作为统帅部属众多，受株连的人数众多，而且最后下场都是族诛。也就是一人犯罪，或受株连，就按家按族屠戮。在蓝玉被清洗一案中，许多开国功臣都跟着成了刀下冤魂。这使得人们有理由猜测，朱元璋之所以要实行这种大清洗，就是要消除可能威胁皇位继承人的帝国权贵们。
事后，朱元璋为了辩明其行为的正确『性』，他想出了各种办法。胡惟庸党案以后，朱元璋搞了一个《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蓝玉案以后，朱元璋又搞了一个《逆臣録》，并且是朱元璋“手诏布告天下”，列名《逆臣録》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给蓝玉和胡惟庸两件清洗案做个了结，同时向帝国的权力集团和民间社会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两件大案是钦定的，谁也不准来翻这个案。
朱元璋掀起的这场权力“连环三击”前后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有五万人之多。效果是达到了，可天意民心却难以交代过去。
其中有些人的确属于罪大恶极，自取灭亡的。譬如永嘉侯朱亮祖仗着手中的威权，恶贯满盈。但更多的人死得实在是冤枉，理由给的也是不清不楚。朱元璋巧妙地借助了朝臣之间的矛盾，将诬陷栽赃运用到了极致，他先后以谋逆、谋反、通倭种种理由把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几大权力集团全部收拾干净，只杀得刀锋卷口。
“蓝玉案”发生一年后，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在上面打稻谷，声响远震数里。于是有仇家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将其召入京城，赐以酒食，冯胜毒发而死。颖国公傅有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被赐死。定远侯王弼躲在家里偷偷叹息：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结果被检校监听并告密，也被朱元璋赐死。
经过这么上上下下的一番折腾，帝国的开国功臣已经所剩无几。依然有幸存活于世的，一个个都远离权力核心地带，自己拢起袖子晒太阳去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没有因罪获刑，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是死在胡蓝大案之前，沐英镇守云南，天高皇帝远。只有汤和躲过了这一场接一场的血腥清洗，实在是不容易。要知道汤和同颖国公傅友德是儿女亲家。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的分权制衡体系就这样在血腥中建立起来了，那些潜在威胁朱明王朝统治的功臣们被一个个剔除，但事情还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虽然相权这时候被生生剥离出了权力系统，但由于朱元璋的血腥杀戮毫无节制，使得权力结构中的辅政系统损毁严重，最后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
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说在那个复式立体化的权力系统中，官家权力机构都变成了花瓶式的摆设，看上去很美，可中看不中用。官员事无巨细都要跑到朱元璋面前去请示汇报一番，朱元璋没有拍板的事，谁也定夺不了。这就好像在一个几十口人的封建大家庭里，大事让一家之长拿主意。如果一个人饿了喝碗牛肉汤，渴了泡壶龙井也要来个请示汇报，一次两次算是尊重长辈，天天如此，谁也受不了。一个家庭尚且有轻重缓急，运转一个诺大繁杂的帝国系统又岂是一个人能够忙得过来的活。
朱元璋虽然是劳模皇帝，可劳模皇帝毕竟是肉身凡胎不是神灵精怪。他面对的是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复杂政务，这让他陷入了身心俱疲的境地。
第20章 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3）（）
十七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个人权利造成最大伤害的却往往是国家权力，他认为人们若把财产交给专制君主来保护，便是无异于为了防止狐狸的『骚』扰而甘愿为狮子吞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君主政体下『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为了防范『政府』超出人们对它的授权，更好地保护人们的权利，分权便是必要的了。
朱元璋进行的权力整顿运动可以说是官家制度的重大变革，这项以强化皇权为目的变革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与皇权较劲了一千五百多年的相权就这样在朱元璋手里化为无形，这也开启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官家权力新格局。
虽然废除宰相制度，让他的工作量翻了几番，他甚至感觉到了力不从心，但他从没有想过再度恢复宰相制度。前朝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朱元璋不能不有所警醒，每次皇权与相权博弈之后，当皇权取得主动，皇帝为了分流相权，往往会让自己的官家系统生出新的权力枝节，也就是新的辅政机构。这就形成了权力的恶『性』循环。在每一次循环过程中因为新的权力危机，不是宦官（太监）干政，就是皇亲国戚篡权。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历史上哪一次宦官专权不是由开国君主为了加强皇权引发了祸端，自己美滋滋得了现实利益，报应却落在后辈中的无能者身上。不是被宦官专权，就是引发朝纲混『乱』，权力易主。朱元璋对废相后面临的权力困境还是认识不够，可他并不愿意在历史的铁律面前乖乖就范。他要走出一条权力的新路，一条可以打响其个人品牌的道路。
既然要推倒一切重来来过，那就索『性』闹他个天翻地覆。
朱元璋以此为由头，对新帝国的官吏队伍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大清洗。除了朱元璋本人，谁也未曾料到这样的一场清洗方式会以如此暴烈的方式。
朱元璋在杀伐决断上绝对够得上一名快刀手，只要他感到不快或者不安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而且出手的频率是快如闪电的。快过小李飞刀的刀。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他在对待胡惟庸的问题上却是另外一番情形，纵容，再纵容。甚至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权力结构中都是一人独揽大权。即一个人当丞相，时称“独相”。但是对其他人朱元璋却缺乏足够的耐心，要知道在胡惟庸前面垮台的那些人中，常遇春、徐达、刘伯温诸人的地位与威望又有谁不曾超越胡惟庸？可这根本挡不住朱元璋清洗的脚步。
为什么说朱元璋这个快刀手对胡惟庸表现出了足够的忍耐，甚至是纵容。让我们拿李善长与其比较一下，李善长是朱元璋的“大管家”，和朱元璋有老乡和亲家的双层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地缘效应”的官僚体系中，朱元璋连他都不能够做到完全信任，又能信任谁？曾经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身边的萧何，是公认的大明王朝第一开国功臣，在军民中的声望可谓一时无两。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朱元璋在给予他崇高赞誉之后，偏偏不让他继续做丞相。
李善长在58岁时就被朱元璋强迫退休回家抱孙子，77岁时又被拉进胡惟庸『奸』党案。朱元璋一口气杀掉其全家70多口人，只赦免了他的女儿和女婿。赦免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驸马和公主。与李善长居于同等位置的还有刘伯温，刘伯温的才干、品『性』与威信也远在胡惟庸者流之上，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张良，朱元璋也同样不让他做丞相。朱元璋是铁了心要将那个可能会在宰相这个位置上折腾出动静的胡惟庸推向权力的前台。
朱元璋这么做，也就难怪会有人认为。他需要胡惟庸这样一个权欲熏心、并可能利令智昏的人物，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如消灭刘伯温。他还需要这个人闹出点大动静，为自己提供一个端掉丞相制度的理由。这个理由是给官僚集团和天下百姓看的，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这盘棋从一开始就完全落入了朱元璋个人独裁的掌控之中，不出手则已，出手则会要人的命。
废除丞相制度，朱元璋对帝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由六部和监察机关分食相权这块大蛋糕，皇帝总领全局。为了将这种制度延续下去，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留下一句极为酷烈的话：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
这种权力系统的设置与前朝的官僚体系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透明，透明是为了方便皇帝能够对庞大繁杂的权力结构一览无遗。所有的权力全部被皇帝划拉到口袋里，即所谓“大权一归朝廷”。朱元璋这么做就是『逼』着自己的子孙们不要偷懒，对待自己的家族企业要做到亲力亲为。此项制度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闪展腾挪，演变得面目全非，可以说大明官家制度表现出来的种种『乱』象，都与此有关。朱元璋的权力整顿运动，让人顿生矫枉过正之感，为明王朝的后世之『乱』埋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对于这时候的朱元璋来说，他所能体验到的只有两点：一是手中皇权的确够大，二是皇帝的工作负担也的确够重。
《明太祖实录》卷中记载说：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国共有1160件各种文书报告送到朱元璋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字数约20万字（一本书的容量），处理事务423件。这样的工作量，即便朱元璋五加二，白加黑，不吃不睡，一个小时也要阅读8000字以上，并在20多件国家事务上作出决断。
这种工作量就是放到今天，连我们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人也会感到畏惧，更别说快接近六十岁退休年龄的朱元璋了。就算皇帝个个龙筋虎体，就算他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无限的热爱，处身于那样一个岗位上也是形同苦役。朱元璋试图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解决皇帝工作负担过重问题，又能够使皇权不旁落。
在废除丞相制度之后，朱元璋先是设立了四辅官，称为春、夏、秋、冬四辅官。后来又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但这些人的工作能力与先前被杀的那几位丞相，是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由朱元璋一手营造出来的恐怖专政的政治氛围，也让这些人战战兢兢无心恋位，他们怕的是一觉醒来就赴了黄泉。
在朱元璋看来，在帝国的权力系统制造那些大案、要案并非常态，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他宁愿由自己来当这个罪人，为子孙“拔刺”，他希望帝国的车轮能够纳入正常法治的轨道。
无可否认的是朱元璋推行的权力整顿，带来了吏治清明，权力监督也较以往到位。但是如何设置皇帝辅政机构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只有无奈地把这个难题留给自己的后世子孙，而在这期间官家权力结构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嬗变过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按照他生前的安排，他的皇长孙朱允汶即位，是为建文帝。
第21章 空印案是一场小事故（1）（）
与历代帝王相比，朱元璋在治国治官方面都算是一个超级猛人。我们从他所制定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著作中可见其“以猛治国”的决心究竟猛到何种程度。
这种“猛”更多是体现在权力手段的运用上，洪武年间，那些透着血腥气的刑罚手段完全够得上人间地狱级，光是听名字就让人失魂散魄。比如说刷洗，就是将不断沸腾着的开水浇在活人身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剩下一具骨骼；秤竿，用铁钩将人心窝钩住后吊起示众，直到风干；抽肠，于肛门处将人的肠子抽出，直到掏空内脏；锡蛇游，将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直到灌满腹腔。此外，朱元璋还创造『性』地发明并推广了“剥皮实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将里面塞满草，然后再将其放置在官衙门的办公桌旁。据说，当时，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的官衙门前，都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挑贪官人头的长竿。让那些犯罪分子，还没走进衙门，首先心理防线就已经崩溃了。
其实当时很多动用酷刑的案子，如果按照《大明律》的尺度来量刑，很多人是罪不至此的，有的甚至只应该受到轻微的惩罚。比如说官吏隐漏文书不报的，按律应该只杖八十；收粮违限的，只杖一百。可是当朱元璋颁行《大诰》后，这些人居然全都用凌迟之刑；有司滥设官吏，按律应该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诰》里的要求却是族诛。
当然，这些让人听着就魂飞魄散的酷烈手段并不是专门用来对付平民老百姓的，更多时候是用在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身上。用刑者为了折磨罪犯，可以说是到了挖空心思，令人发指的地步。
就在朱元璋“以猛治国”大行其道的时候，中世纪基督徒也在动用各种非人道人段迫害异教徒和女巫。不同的国度却有一副相同的样子，不由让人感叹人『性』世界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东西方的智慧在这一点上是一脉相承。当时在这些酷烈手段下丧生的官吏并不在少数，据《大诰》所载，洪武年间受到凌迟、枭令、族诛的案件达到几千件，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件。
“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徐祯卿在他那本著名的《翦胜野闻》中记载：朱元璋是否想要大批量杀人，有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在朝堂之上，他把腰间的玉带按到肚皮底下，就预示着可能会有数目众多的官员人头落地；若他将玉带高系胸前，则大半会日暖风清。当时的许多官员，在临上朝之时都要与家人来一场简短的告别仪式，与自己的妻儿生死诀别，并安排好后事；如果能够留得一条命归来，举家庆贺，感谢上天的庇佑。
使用如此非人道的铁血手段来治理自己的国家，朱元璋对此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效法古人任用官吏，刚刚提拔起他们时，每一个人都忠诚且有原则，可是时间一长，他们就会变得又『奸』又贪。我只能严明法纪，予以惩处。结果是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几个，家破人亡的却有很多。
在朱元璋的整个肃贪生涯中，规模庞大的郭桓案，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整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朱元璋的道德制高点，也看到了他的愤慨与暴怒，可惜的是我们至始至终都没有看到一个帝王应有的理智。
发动良民治良民
郭桓案是因为纳粮而起的，粮食是维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