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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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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大明如何跑偏了?皇帝不靠谱儿,大臣很变态,太监很强大!彻底颠覆了你对权力游戏的一切想象!明朝皇帝不靠谱——成祖朱棣能夷灭他人“十族”;正德皇帝不爱当皇帝却爱当大将军;嘉靖皇帝一天到晚想着如何“成仙儿”;天启皇帝整天鼓捣木工活儿……大臣很变态——内阁首辅给皇帝看色情图书;御史们没事骂骂皇帝,惹得龙颜大怒,屁股挨顿臭揍;太监很强大——司礼监能够代替皇帝处理公文;东厂特务让举朝上下闻风丧胆,一些太监居然还能带兵打仗;满朝公卿争着喊他们“干爹”。最要命的太监干政甚至成为一种制度,得到朝廷的认可。这是一个跑偏的帝国。它让一切关于君臣关系不可能的想象成为现实,颠覆了人们对中国古代王朝权力运行的一般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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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自序() 
十五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说句实话,那次阅读体验并没有给我带来愉悦,只读得昏头涨脑,磕磕绊绊。也正是那次阅读,严重挫伤了自己对于历史书籍的阅读积极『性』。因为当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对于历史知识的认知度,还是源于教科书上那些没心没肺的文字干货。书没有读透只好暂时放下,谁知道一放就放了十年。等到我再度拾起这本书的时候,人已经过了而立之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曾经让自己『迷』恋的那些历史幻象或者真相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已经不具有吸引力了。历史的真实度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唯有人心的真实才是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

    诚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中所说,“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一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真相值得我们去追根溯源?黄仁宇先生让我懂得了,历史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也是可以这样读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并不是几个概念,几个观点堆砌起来的历史。近年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这本书也不例外,我再一次将目光锁定在了明朝的官场上。

    明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代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其中的每一场局都是一个长期持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官场游戏贯穿始终,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就像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在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前,有一次他在听说自己的对手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这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皇帝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言下之意,老子天天像防贼一样防着这些官员,还是被当成冤大头忽悠。

    这句话为三百年的帝国官场奠定了一个基调,那就是皇帝与官员的权力博弈成为明王朝的主旋律。朱元璋扫平四方,他在自己的帝国布满了无所不在的特务网络,用铁血手段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尽管如此,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朱元璋大量诛杀官员的根本目的并不是真的想要净化帝国官场生态,而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拔刺”。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就决定了明朝的权力博弈不可能达到真正有效的“拨『乱』反正”结果。

    草根阶层出身的朱元璋创建了大明帝国,创业的艰辛是其他权贵出身的皇帝所不能体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份家业的继承和延续有着更为谨慎的布局。无论是他杀戮开国功臣,还是废除丞相,让诸藩王离京,还是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等。皇权的专制,被他运用到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明朝才会成为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和官场权力博弈的集大成者。可是整个大明政权机器,并没有按照开国者所预定的想法或轨迹往前发展,明朝真正完全控制朝政的皇帝只有洪武、永乐两代,尽管这趟帝国列车一再跑偏,可它却能够保持不脱轨,延续276年国祚,这让人实在难以理解。其实仔细分析起来,朱元璋从一开始布下的局,已经为后来的文官斗权、阉党『乱』国埋下了伏笔,而每一场局都是帝国权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环环相扣,直到将帝国和他的末代皇帝崇祯扣成一道死亡结。

    宗承灏于淮南家中

    2011年11月30日

第2章 他来自江湖的最底层(1)() 
朱元璋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捞着,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野草的种子撒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落到哪里都会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的祖父时期,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中华大地正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这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一只蝼蚁好到那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

    在朱元璋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后来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里或多或少暗含着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八个小孩只存活下来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经是年过半百之人,也算得上老来再得子。只是这新生的孩子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改变这个家庭窘境的迹象,反而在一串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中又增加了一个负担而已。当然对于『乱』世中的社会底层人群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艰难世道这场轮盘赌中的一个筹码?

    对于生于封建时期的农耕民来说,他们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庇护,就会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成为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人群。

    元至正四年(1344),天灾流行,淮河流域一带也遭到了旱灾、蝗灾和瘟疫的祸害。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人祸,后来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他的嫂子带着孩子也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小哥哥相依为命,兄弟的生活根本无法继续下去。

    十六岁的朱元璋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连亲人病逝都无钱用来埋葬,可以说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丧失殆尽。由于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最讲究的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朱家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之时,也很少会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朱元璋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一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此人曾经在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手下当过亲兵。宋朝灭亡后,他做过巫师、画符念咒的风水师。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地会对自己的外甥产生影响。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被迫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的炎凉,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自己的方寸。这种处事态度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到庙里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主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到处去化缘乞讨。

    当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重新投入民间社会。这时候的他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

    那么从他迈出皇觉寺门槛的那一刻,朱元璋陷入到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可他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事。

    从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一场接一场的灾难,将他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会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也当他早已不存在,现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容于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在将他抛弃。学者王学泰曾经这样描述过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到皇觉寺。

    我们从朱元璋留下的那本《明太祖御制文集》中可以了解到,没有读过书的朱元璋居然会写一手还算过得去的文章。后来的戎马生涯,他应该没有太多的学习机会。他的学习机会更多应该来自于当和尚的那段相对来说还算稳定的时光,经文没有念进心里去,诗文却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当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种种世相才历练了他的多重『性』格。

    等到朱元璋晚年时期,他在回忆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时,也不无得意地感慨道: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也就是说,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识人的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道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让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适者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最近有人写了一部书叫做——权力野兽朱元璋,这个比喻很形象。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有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成为荒原上的狼图腾,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

    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史料记载,为了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生存下去,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因此,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第3章 他来自江湖的最底层(2)() 
就在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如一锅鼎沸的水闹腾开来。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这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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