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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刚起事的时候,六军败绩,太子司马绍决定自己亲自率将士出征,结果被温峤拦下来了,要是不拦,司马绍在战火中演绎出“李世民前传”也未可知。王敦进了建康,本来想废掉他,可是保皇派很强大,王敦后来居然也没有坚持,王敦可能还没想好要不要把司马家连根拔掉。
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敦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推进,满足于在第二首都发号施令,但是他也没有像曹『操』和司马懿父子那样,对皇帝进行严格的控制,皇帝的诏令还能向各地发布。明帝联络了其他比较强势的地方官,如郗鉴、苏峻、刘遐、祖约(祖逖的弟弟)等。明帝联络了广州刺史陶侃,任他为交州刺史,旋即他又出于私情,让阮放去出任交州。如此反复,陶侃自然不爽,陶侃本来是王敦的对头,可惜没有用上。
可能是王敦由于政治经验不足放松了对明帝的控制,但更大的可能是王导在这段时间里,立场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王导肯定不会在王氏和司马氏的冷战中长期沉默,他不可能不思考这个结怎么打开,如果他判定王氏取代司马氏可能『性』极小,他也许会做出丢车保帅、断腕全身的决策。
王敦无子,这对野心家来说是个扫兴的事情,不过他的侄儿很多,大哥王含的儿子王应被收为嗣子,确定为自己的继承人。另一个兄弟王舒的儿子王允之聪明伶俐,王敦也带在身边。有一天,王敦和亲信钱凤喝酒,不离王敦左右的王允之很有眼『色』,看他们要商量大事,推辞说自己喝高了睡觉去了。王允之当时才十几岁,是为“总角”之年,头上还梳着两小鬏,但这不妨碍他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觉。
且说王敦和钱凤这一天一边喝着酒,一边商量怎么推翻司马氏“反动”政权。王允之小朋友听到了,然后假装醉酒,吐得一塌糊涂,骗过了正在密谋造反的王敦和钱凤。人在密谋的时候,肯定是十分警觉的,允之小朋友能骗过自己的伯伯,那是相当相当有才的。随后允之小朋友又说想爹了,于是跑回建康,向老爹王舒和老叔王导(也许是伯伯,实在搞不清楚)汇报了王敦的密谋,王导、王舒这时表现出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一起向明帝司马绍揭发了王敦篡党夺权的险恶阴谋。咱们中国一直把揭发和证明家人有罪视为大义灭亲,这叫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千好万好不如专制主义好。
听完王导和王舒(不知带没带直接证人王允之小朋友)一脸沉重地揭发完王敦,司马绍咬着牙强忍着总算没有笑出来,敢情你们家王敦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气死我爹全都是军事演习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王导这是在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要与王敦划清界限,这个还是很给力的。
也许王导从一开始就不赞成王敦这种鲁莽的做法,但是也可以肯定他没有全力制止,这个爱和稀泥的老油子,善于在动态中寻找安全软着陆的地方。王导的立场一旦鲜明,等于王敦完蛋了一多半。这么一来,有可能在明帝司马绍心里王导反而成了终结王敦之『乱』的首席功臣,所以此后仍然是王与马共天下。当然经此一番折腾,王氏的股比是大幅下降了。
司马绍如果能多活几年,君权或许能够得到强化,君弱臣强的局面能够改观,后来的内『乱』自可消弭于未发。专制就专制吧,要坚持专制八百年不动摇,就应该给老百姓弄个明君贤相,东晋时代的草民运气很差,明帝之后,不是差皇帝就是小皇帝,弄个专制也是个劣质专制。
王导先率众子弟为病重已久的王敦发丧,这等于缺席判处王敦死刑,“忠”字当前,“孝”字避让,这是符合官家主流价值观的,然后通过官方正式渠道公然讨伐叛逆首领钱凤——政治高手窘一下没关系,关键是要找好替死鬼。
第17章 一波刚平()
肃宗明皇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
丁亥,降遗诏。戊子,帝崩。帝明敏有机断,故能以弱制强,诛剪逆臣,克复大业。
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群臣进玺,司徒导以疾不至。卞壸(kun)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也!”导闻之,舆疾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庾后为皇太后。
王敦、王导没有成功克隆司马师、司马昭的光辉案例,画虎不成反类犬,后果很严重,教训很深刻,在我看来就是路线图有问题。
司马氏虽然也是高管干掉老板,但是他们对外征战是有业绩的,抗吴灭蜀,硬仗还是打过几场的,不是光在家里耍横,镇压内部的不同意见者,威望不是靠欺负老板建立起来的,是要靠业绩的。为王敦、王导计,他们应该积极组织北伐,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这样威望有了,干部队伍也有了,群众基础或选民支持率也有了,这时不用说话,自然会有人对姓司马的说:禅让吧禅让吧禅让吧……
王敦把皇上欺负得死了,杀了若干与自己意见不合感情不和的官员,然后就和亲信天天喝酒,喝高了然后畅想未来,这怎么可以呢?
明帝组织的自卫反击战,经过一番血流成河以后,终于获得了胜利。
王敦在关键的时候病重,没有好身板也没有儿子造什么反?纯粹是折自己的草料。
王敦临死把大权交给过继过来的侄子王应,王应知道老爷子留下的空白自己填充不了,于是秘不发丧,把老叔用席子卷起来,再用蜡做一个防腐喷涂封闭,在客厅挖个坑一埋,齐活。王应于是继续喝酒继续高乐。
王敦死了,王含、王应这对亲父子陷得比较深,只能流亡了。王应有两个叔叔都做州刺史——自家做皇上也不过如此——王彬任荆州,王舒任江州,爷儿俩商量去哪里避难比较合适。爹说:“你的法定亲爹王敦和你王彬叔不对劲,因为政见不合红过脸吵过架,你王舒叔界面很友好。”儿子说:“我王彬叔在我法定亲爹王敦强盛的时候,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不是一般的人哦,今天看到我们爷儿俩这么倒霉,反而会有恻隐之心。我王舒叔有笑脸没肩膀,怕是不敢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最后大爹做了主,爷儿俩逃到江州王舒那里。王舒早就准备好了,在江边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就着这个公开的仪式把这爷儿俩沉到江里了。荆州王彬也早就准备好了,也有场面,也有公开沉江的仪式,不过另备小船,准备将这爷儿俩安顿到一个秘密所在,大概与韦小宝用调包计智救茅十八差不多——将来写小说必须这么写。
史书称:“……王舒遣军迎之,沉含父子于江。王彬闻应当来,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为恨。”
看来还是小辈的王应看人要准一些。王舒大义灭亲,继续做官。
王敦之『乱』终于平了,在这期间,“司、豫、徐、兖之地,率皆入于后赵,以淮为境矣”。过去在祖逖祖大侠的努力下,是以黄河为境的。历史已经无数证明,自己内部折腾,占便宜的一定是外人。
政局震『荡』会产生波动效应,如果震源未去,压下去葫芦浮起来的就是传说中的瓢,在镇压一个叛『乱』分子的过程中,就会培养出另外一个叛『乱』分子。王敦灭,苏峻兴。
明帝司马绍早死,儿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司马衍才五岁,一个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要领导草民们开创伟大中兴的新局面。
“群臣以帝幼冲,奏请太后依汉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辞让数四,乃从之。”
中国的文化和体制就是这样,所有过去有bug和病毒感染的程序,都不能删除,只要相应的条件,这些程序就会被自然而然地点击激活。小朋友做皇帝,外戚秉政就来了,搭配销售。
庾太后临朝称制,“以司徒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壸参辅朝政,然事之大要皆决于亮”。
成年皇帝相对理『性』一点,像明帝司马绍,他会尊重和听从王导这样老臣的意见,这样的老臣也许不在乎是非,但能辨析利弊。而女人是感『性』的,尤其是庾太后这样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女人,她需要的是可信任,而不是足智多谋。王导主意办法再多太后也搞不明白,一个女人在什么都不明白的情况下,只能找可信任的人,这个人当然是自己娘家的亲哥亲弟。
庾亮(289—340),字元规,东晋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庾亮少时随父亲庾琛从北方南迁,其父曾任会稽太守。庾亮在元帝时就出仕,作为明帝的大舅哥自然得到重用,明帝死时,与王导等同为顾命大臣,时年三十六岁。
庾亮是汉代以来外戚专权史上特殊、另类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好外戚,这么说吧,国舅爷里面也不全是浑蛋和恶少,也有品德不错的人,庾亮算是其中的一个——锐圆哥哥一直避免从道德角度评价历史人物,但是处在一个助人为恶或『逼』人为恶的历史环境下,法律法规靠不住,天条天理也靠不住,希望只能寄托在位高权重的人还有一点点良心『操』守。
主少国疑,内外交困,庾亮之所以没有安享富贵,也与这恶劣的形势有关。
庾亮是弱势皇权的代表,在内他要和保守的士族继续斗争,等于继承了刘隗、刁协的思想路线,对外则更明确地坚持北伐恢复故国,内政外交,政治军事,相关的各种势力围绕这些焦点问题展开了新的博弈。年轻的庾亮起码是一个想做一点事的人,但是,想做事的人,往往是要先摔跟头的……
小朋友司马衍即位,大臣进玺,这么重要的仪式,djtv(大晋电视)是要现场直播的,但是王导却请了病假,尚书令卞壸“正『色』于朝曰”——庙堂之上同志们一向是和谐友好的,突然来个“正『色』”的家伙:“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殡,嗣皇未立,宁是人臣辞疾之时也!”
单位要整顿、要加强管理的时候,总是先从考勤抓起。
老王,这不是泡病假的时候!
第18章 王导和庾亮()
显宗成皇帝咸和元年(公元326年)
初,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颇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约,自以名辈不后郗、卞,而不豫顾命,又望开府复不得,及诸表请多不见许,遂怀怨望。及遗诏褒进大臣,又不及约与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删之。历阳内史苏峻,有功于国,威望渐著,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颇怀骄溢,有轻朝廷之志,招纳亡命,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相属,稍不如意,辄肆忿言。亮既疑峻、约,又畏侃之得众,八月,以丹杨尹温峤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镇武昌;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以广声援;又修石头以备之。
王导比庾亮大十三四岁,以现在的代际关系论,他们不能算两代人,只能算是两茬人。
王导和庾亮都有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经历,但他们的家世不同,仕途上的起点不同,立场观点就多有不同。
我们很多人和庾亮一样,年轻的时候对上一代上一茬的人有些看不惯,对单位的问题和弊端深恶痛绝,所以一旦有了机会,就会对看不惯的东西有下刀动手术的冲动。我们经常讲“兴利除弊”,对于庾亮这样年轻得志的领导干部来说,很可能把秩序变更成“除弊兴利”。
兴利大家都高兴,这叫增量改革,大家利益均沾,自然没意见,即使没得到更多好处,但利益没受损,起码不会公开反对,也不至于疯狂反扑;而除弊则调整利益格局,要直接触动甚至是搬动既得利益,这样的改革或调整,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扎实的权力基础,『操』作起来风险就会很大。
某天晚上在重庆和网友“计划飞机”一起喝茶,就聊到了这一点。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都必须花若干年的时间调整干部,等到上上下下都安排好自己的人,这样才能指挥若定,办成大事。但是事情就是这么矛盾,待得这些功课做完了,在自己身后也就形成新的利益集团了,也就失去了在野或在台下时纠正时弊的政治热情和勇气。
对于庾亮来说,长治久安的事情,必需得迫不及待地去做。他行事『操』切,不要说做什么具体的冲突了,单就行政风格而论,就和以前主政的王导格格不入,矛盾就此产生。
因为年轻,也可能自以为揣着一颗忠心,所以也就直奔主题,光想着锐意改革,忽略了处事圆滑,不能够细心照顾到各方面的严重关切。在主持起草明帝遗诏的时候,庾亮忽略了陶侃、祖约等实力派人士,没有把他们列入顾问委员会名单。中国的官场上,你把谁从名单上拉下,谁就把脸给你拉下。
如果庾亮要是在三十岁前和大家一样跟着锐圆哥哥的帖子走,兴许不会犯那些错误,可是他没这个机缘。呵呵!
唉,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留下usb接口,不能把前人的经验教训打小就拷贝到自己脑袋里,一切都要靠人生经历自我生成。有机会的时候不明白,等明白的时候没机会,所谓际遇,大抵如此。
因王敦的原因,本来就比较低调委婉的王导更加委婉低调,而在平灭王敦的战争中立有功劳的苏峻以及祖逖的弟弟祖约,则凭实力崛起。
苏峻,字子高,长广郡掖县(今山东莱州)人也。苏峻也是官宦子弟,永嘉之『乱』,苏峻率领本县子弟,组成民团之类的军事组织,先拥兵自卫,司马睿听说,发了个“安集将军”的任命书,苏峻就成了拥兵自重的将军了。天下一『乱』,『乱』民纠集,以当兵为职业,以厮杀为生活方式,于是又成了新的『乱』源,『乱』由『乱』生,不能穷已。这些自发的军事集团,或者独立割据,或者为更大的势力集团收编,但是他们既难为别人信任,他们也不能信任别人。在这样的环境下,苏峻必然是时时保持高度警觉,刀拿在手里,不会轻易相信他人,甚至朝廷。
祖约则是继承了祖逖的政治遗产,他的部属毫无疑问就是“祖家军”了。
对于这样的军事力量,皇帝是既要依赖,又要防范,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活儿。
突然想到,中国的皇帝专制体制,其实也是在不断地进化过程中,从初级阶段提升到高级阶段,尤其在党指挥枪这个关键问题上,也是不断地有经验积累。庾亮调苏峻入京,苏峻知道自己离开部队就像鱼儿离开水一样,所以宁可和朝廷翻脸也不就范,就是发二十四道金牌也不管用。
两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经过一次又一次大『乱』,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要想过安定的生活,必须紧密地团结在皇帝这个核心周围,皇帝的权力和权威必须加强再加强,体制上、思想文化上,都是这么加强建设的。所以经过岳飞再到曾国藩,虽然拥兵,但不再自重。
丹杨尹阮孚以太后临朝,政出舅族,对亲信们说:“今江东创业尚浅,主幼时艰,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乱』将作矣。”
庾亮是德信未孚『乱』作为,王导是德信已立不作为,年幼的成帝司马衍运气就这么差。
第19章 庾亮和苏峻()
显宗成皇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
庾亮以苏峻在历阳,终为祸『乱』,欲下诏征之,访于司徒导。导曰:“峻猜险,必不奉诏,不若且苞容之。”亮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