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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惯例。
司马睿还有一个政策，就是侨置州县，在南方划出一些地方，以北方沦陷的州郡命名，表面似乎是不忘故国，志在恢复，实际上等于是偏安于“微缩全国”。侨置还给我们后世的读史人添加了好些麻烦，经常看到某人“都督某州诸军事”，以为他在北方，其实是在南方遥领此州，管辖的是“微缩某州”。
老蒋到台湾后，没有明显的侨置省县，但是坚持台湾设省，另外搞了“侨置国大代表”，也叫“万年国代”，就是让迁台的原国大代表，一直代表其在大陆的选区选民，至死方休。
蒋介石死后，暂厝（cuo）不葬，蒋经国也一样厝而不葬，父子灵柩停在台湾，原是宣示“反攻大陆”之誓死决心的，现在反而成了大陆方面稀缺的统战资源，为两蒋选坟造墓成了大陆乐为之事。在台湾的“万年国代”恐怕也已凋零殆尽，和“中华民国”管辖地盘一样大的“台湾省”也让李登辉给废了。
世事沧桑，统合分离，国人大一统的观念已深入骨髓，所以对古往今来的分分合合都有鲜明的是非判断。
第10章 驸马爷王敦（）
中宗元皇帝大兴三年（公元320年）
帝之始镇江东也，敦与从弟导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后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强盛，稍益骄恣，帝畏而恶之。乃引刘隗、刁协等以为腹心，稍抑损王氏之权，导亦渐见疏外。
中书郎孔愉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宜加委任；帝出愉为司徒左长史。导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皆称其善处兴废。而敦益怀不平，遂构嫌隙。
晋室南渡，史称“中兴”。但是这个中兴的政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重重难解的矛盾、冲突之中。
汉胡矛盾当然是一个主要矛盾，但是怎么对待胡人，又引发了汉人内部的分裂，那就是“北伐派”和“偏安派”的矛盾。要不要恢复故土、挥师北伐一直是东晋朝廷争论的话题，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也为此展开。
南人与北人的矛盾，也是伏线千里，绵绵不绝。司马睿政权是“外来政权”，有政治上高压强势的一面，也有社会基础薄弱的一面；南方士族有服从妥协的一面，也有对抗和冷漠的一面。
皇帝（主张君权归一的刘隗、刁协）、北方大士族（王敦、王导）、相对来说的北方寒族（祖逖、温峤）、愿意合作的南方士族（贺循、顾荣、纪瞻等）、不愿意合作的（周玘等），还有地方实力派（如河西张寔、被排挤到广州的陶侃等）……政治光谱『色』彩斑驳，在不同的问题上，因利益和立场随时组合成不同的阵营，然后展开博弈和斗争。
矛盾最激烈，最无法妥协的，也是最先化脓揭盅的是王与马。在中国古代，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坚持国强民弱的经济路线，坚持权贵专制的独裁体制，坚持皇帝一人的绝对领导。必须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国家才能维稳，而最核心的就是皇帝掌权、皇帝独裁、皇帝乾纲独断，皇帝不掌实权不能独裁，维稳是很困难的。
“敦总征讨，导专机政”，这等于严重分削了皇帝司马睿的权力，“共和”这俩字，在专制中国是从来不存在的。君主和权臣，必须有一方是绝对主导，要么君主是傀儡，要么臣子是肱股，如果双方都想主导权力，那必须得动武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个矛盾必先解决，然后才能言其他。
王敦，字处仲，他爹叫王基，他爷爷叫王览，他大爷爷叫王祥，他亲伯伯叫王裁，他堂弟叫王导。
王敦还有一个绝对牛的身份，他乃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也就是戏文里让傻小子们最羡慕的驸马爷。
王敦『性』格天生一个“忍”字，《晋书·王敦传》载：
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王敦与王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驱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导还，叹曰：“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
王恺是个没人『性』的浑蛋，王敦则是超冷血的忍者乌龟，『性』格字典里没有“不忍心”这三个字，打悲情牌对他永远没用。
战『乱』以来，族兄王衍提拔他为青州刺史，司马越后来又任他为扬州刺史。南渡后，司马睿召为安东将军和军咨祭酒，后来又复任扬州刺史。时有蜀人杜彛鳌郝摇唬醵匾郧仔哦教召⒅芊玫忍侄牛艔｜灭后，王敦势力大长，为江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
魏晋间，有“都督一州或数州诸军事”之职，等于二战期间中国的战区司令，后来，都督一州和数州都不过瘾，遂有“都督中外诸军事”，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正规军预备役，包括土八路民兵都归俺领导指挥了。中国一直是皇政、军政不分，军权含金量最高，如果军职跨越行政区域，那么此间的地方官就等于降格为军需官了。
王敦都督数州，相当于军委常务副『主席』，世有诸胡，遂使王敦称雄，想来王敦王处仲是不愿意北伐的，外面有军事威胁，我即可心拥兵自重。祖逖也好，王敦也罢，抛除个人的理想信念，现实帮他们算出的利害损益就是这个样子的。
从王敦的成长史就可以看出，他有今天的地位是天经地义的，司马睿提拔他，在他看来不是施恩而是报恩，不是奖掖而是酬谢，而且是报恩报得不够、酬谢谢得不足。
王导心里有君臣名分，所以只要掌握实权，天天给司马睿打卡上班是愿意的；王敦心里没有领导，老想着改选董事会，把司马家的股份摊薄再摊薄——把司马氏直接踢出去，他又没这个胆，王敦有实力却没有胆略，最后让他纠结不已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11章 妄人王敦（）
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戊辰，敦举兵于武昌，上疏罪状刘隗，称：“隗佞邪谗贼，威福自由，妄兴事役，劳扰士民，赋役烦重，怨声盈路。臣备位宰辅，不可坐视成败，辄进军致讨。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乂（yi）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敦以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帝大怒，乙亥，诏曰：“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敦兄光录勋含乘轻舟逃归于敦。
史书称，王敦举兵前，最忌惮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熟悉的祖逖，另一个叫周访，说只要他们俩活着一个，王敦都不敢有小动作。其实王敦忌惮的不止他们俩，继周访任梁州刺史的甘卓，被排挤到广州的陶侃，还有被司马睿特意安排到湘州（今长沙）的宗室司马承，周边有兵的州郡，都有可能奉命勤王，如果能协调行动，绝对够王敦喝一壶。
但是，甘卓首鼠两端，司马承虽然慷慨，但湘州疲弊，司马承经营的时间又短，也没有多大实力，司马睿在方镇中能靠上的，只有从合肥调回来的戴渊（任司州刺史驻合肥）和刘隗（时任青州刺史驻淮阴），在朝中可以依赖的是尚书令刁协和尚书左仆『射』周。
王敦举兵，居然派人邀请甘卓、司马承一起行动：“同去同去！”这是一石二鸟之计：如果能裹挟上他们最好；如果不能，主动通知他们我王敦进军建康，以“清君侧”之名扫除反抗者，也颇有震撼效果，免得两个人从侧后面进攻或『骚』扰。
王敦举兵犯上，最关键的是师出无名，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站在王敦同志的立场，从王敦同志的利益出发，我们替他想到的只能是：
一、打到建康去，建立新中国，推翻司马氏，自己做皇帝。
二、清除和压制皇帝身边的所有力量，像董卓、曹『操』或司马氏一样，控制朝廷，待以时机。
三、反弹皇帝的排挤行为，但继续以司马氏为核心，确保“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不受挑战，确保王氏家族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
王敦在后来临死前的政治遗嘱里，他是这么给世子王应（王敦哥哥王含的儿子）、亲信钱凤、沈充等交代的：
“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亦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计之下也。”
其实，王敦潜意识里的真正目标，只是“保全门户”，这一点是他快要死了才琢磨过来的，这是人之将死，其志也明，人总到死的时候才明白什么是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上策；割据武昌，且“贡献不废”，这是和司马家撕破脸以后，既要武装独立保护自己，又想承认皇上的领导，妄想妥协共存，这种情形即使存在也难持久；“万一侥幸”在王敦看来是“计之下也”，改朝换代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在战略首位。
事情调过来看，我们替王敦同志搞清楚了，他是想达到上述第三的目标，但是他的行动，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只能解读为以目标一或二的叛逆造反行为。
太子中庶子温峤问周：“王大将军此举疑似是要清除刘、刁等，不会还有别的什么活思想吧？”
周回答：“我们老板不是什么尧、舜之类的圣君，怎么能没有过失？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怎么能够稀释老板的股份，要把老板赶出公司？这样的行为，不是造反是什么？唉，王处仲同志心里没有领导，他的野心鬼知道有多大！”
司马睿既称“中兴”，又喜欢《韩非》，肯定不能长期容忍“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这种状态不是皇帝专制的正常状态，司马睿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变，这是他本身利益决定的，也是秦始皇创立的帝国体制的内在要求，要坚持一帝独裁的基本原则，司马睿就必须这么做。
王敦要么做打工仔或小股东，要么造反做新公司的创始人。皇帝和大臣，即使是再牛的士族，也不可能做到半斤八两相互制约肝胆相照长期共存，就是现在的民主国家，两个政党也只是轮着上庄，不能混在一起共同掌权，我们可以想象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选出那么七八个常委长期领导美国吗？
王敦带着兵“保全门户”，想拿着刀做稳奴才，这在中国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想做稳奴才就只能屈膝摇尾。
吕思勉评价王敦是个“妄人”，妄人就是胆子特大但脑瓜子进水，野心特大但蒙了层地沟油，不管天高地厚，不计投入产出，为争一口闲气，置家国亲友不顾，以酿滔天之祸。
第12章 谁逼反了王敦？（）
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帝征戴渊、刘隗入卫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帻（zé）大言，意气自若。及入见，与刁协劝帝尽诛王氏；帝不许，隗始有惧『色』。
后世评说司马睿，批评他重用刘隗、刁协，用事急躁，激反或『逼』反了王敦。中国历史总是找“小人”做替罪羊，千错万错，小人的错。能把皇上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就厚着脸皮鼓吹，实在不行，也要来瓶“洁尔阴”把皇上洗干净，洗洗更健康——体制永远是健康的。
“七王之『乱』”的时候，倒霉蛋是晁错，名字里有个“错”字，他不错谁错；王敦造『乱』，倒霉蛋是刘隗和刁协，一个名里有鬼，一个偏偏姓刁——根据样板戏姓名学，姓刁的不仅够坏而且是阴坏。
刘隗和刁协虽然都是官宦后代，刘隗还是汉宗室，但是他们和琅邪王氏比起来，“干部子弟”身份只是一个入门资格，要做大官还得靠自己的本事，没后台的更拥护皇帝。
历朝历代，要破除官场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集团，皇帝必须联络和重用新晋的下层官吏甚至太监，这是皇帝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既得利益集团不敢明着和皇帝掰扯，就把怨气恨气和一肚子腌臜气全部倾泻在皇帝身边的红人身上，轻者是“激进”，重者是“『奸』险”，一朝天子一朝臣，相互攻讦没完没了。
前面讲到刘隗好弹劾同僚，和谁都能拉下脸来，这类人光讲原则，头上长角，浑身长刺，所以得罪人太多。这种人往往下场不妙，卸磨杀驴是经常的事，被人找后账更是难免。
刘隗对王敦的威胁见机较早，所以建议司马睿“出腹心以镇方隅”，谯王司马承镇湘州就是他的主意，还有戴渊出镇合肥。司马睿也没什么可靠的人，最后连刘隗也派出去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都是侨置州郡）。
刁协是熟吏，行政能力很强，对典章制度也很熟悉，建康草创，规章制度皆出于刁协。刁协有一个政策得罪巨室最甚，《资治通鉴》只记了这么短短一句，大兴四年（321年）五月，“诏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童客者，以备征役。尚书令刁协之谋也，由是众益怨之”。
所谓童客者，就是丧失自由的奴隶。北方有权有势的士族南渡，继续有权有势，北方不愿意接受民族压迫的爱国老百姓南渡，继续没有工作没有房子，连原来的自由民身份都没了，只好到巨室之家做奴隶。刁协建议把他们解放出来补充军队，我不知道奴隶们乐不乐意，反正奴隶主是坚决反对。
王敦『逼』近建康，元帝司马睿任刁协总督六军。但打仗不是刁协的强项，王敦又从最薄弱的石头进攻，石头的守将是周札，周札是江南第一士族周处的儿子。我们说朝廷和江南士族有斗争，黑脸都让刘隗、刁协出面唱了，同时也有合作，红黑主要是王导领衔主演。周札内心倾向王敦、王导，所以开门揖敦。
石头在建康西北，当是建康城的要塞，石头一失，建康也就没有防守意义了。
王敦的军队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胜利，刘隗、刁协失败而归，司马睿拉着他俩的手，流涕呜咽，劝他们逃出去避祸。
结果，刁协因为年纪大，平常也不团结群众，也没人跟随，出城即为人杀害，并将首级献给了王敦，要说司马睿也还真够意思，“密捕送协首者而诛之”；刘隗跑到了石勒那里，官至太子太傅而卒。
平灭王敦后，一起和王敦作斗争并牺牲『性』命的戴渊、周“皆被显赠”，后人也有官做。
刁协是“出逃”『性』质，所以既没法平反，子女也享受不了应有待遇。后来有人上书给成帝司马衍和实际当权的外戚庾亮，这才算是落实政策，不过还是“留了尾巴”。成帝的诏书说：
“正是因为刁协做得不好，所以让王敦找到了借口，进而让元帝蒙羞。看在刁协同志生前勤勤恳恳为国工作，所以按原来职务的标准享受祭奠吧。”
刁协的子孙后来也做官，但不拘名行，也就是不爱惜名声，专心致志地做生意，有田万顷，奴婢千人。想想老刁当年一心想着朝廷一力主张解放奴隶不惜得罪巨室，后代人算是活明白了。
第13章 这个皇帝够哥们儿（）
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敦拥兵不朝，放士卒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