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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政治人物，不要看动机而是要看结果，就像『药』品不要看广告而是要看疗效。邓小平都说过，制度好，坏人也得办好事；制度出了问题，好人也经常办坏事。
先摆事实后讲道理，不要先讲道理后摆事实，拿道理来统领事实。所以，真比善、比美更重要，有真相才有真理。没有真相，真理就严重不靠谱，不要轻易相信先验的真理，同样，也不要轻易相信无端的诋毁和指责。
东晋到了安帝时代，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或势力，已经没有“x与马共天下”的兴致了，司马家已经臭大街了。政治权威都是一点点丧失的，过了临界点，就是一副空架子，只要有人敢打捅，就有土崩瓦解之结果。
桓玄只是不具备开创新王朝的能力，而并不是不具备推翻司马王朝的资格。司马王朝已经从里到外烂透了，南渡之初，尚有“民族主义”的旗号可打，及到司马道子父子时期，司马家排斥了“士族共和”的模板，也就等于自绝于历史。
孙恩暴动和桓玄篡夺终结了东晋，同时，他们也为刘裕上位清除了障碍。
第77章 老板也要看员工的脸色（）
安皇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
刘裕从徐、兖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入朝。玄谓王谧曰：“裕风骨不常，盖人杰也。”每游集，必引接殷勤，赠赐甚厚。玄后刘氏，有智鉴，谓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
桓玄登基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并没有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当时他认为：天下英雄唯胖墩与寄奴耳！胖墩是自己，寄奴是刘裕。
登基前，桓玄派自己的叔伯哥哥也就是堂兄桓谦悄悄地征求刘裕的意见。桓谦说：“楚王勋德隆重，四海归怀。朝廷之情，咸谓宜有揖让，卿意以为何如？”桓玄称帝前称楚王，曹家称魏王做了魏国的皇帝，司马家称晋王做了晋国的皇帝，桓玄学习魏晋好榜样，亦步亦趋攀比着来了。
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说孙权这小子要把我放在烧烤架上，桓玄自己主动上了烧烤架，刘裕这厢当然不能扫桓玄的兴，刘裕斩钉截铁地回答：“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你们桓家勋德盖世，他们司马家民望久移，历史的规律是乘运禅代，刘裕表态很坚决：楚王做皇帝，我们很欢喜。
桓谦一听，喜出望外：“卿谓可尔，便当是真可尔。”刘裕这一票很关键，你说行我就行，那我就登基做皇帝啰。
皇帝的位置，有的是硬桥硬马打下来的，即使这样，也得让天下四方上表拥戴一番；有的则是连骗带抢糊弄来的，那就更需要把推举拥戴的工作做扎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看来应该有两种解释：一是太祖爷自己带着开国元勋打江山，自己拿着枪杆子，这个政权出得根正苗红，纯度极高；另一解释就是一定要握着枪杆子的人说“可尔”，拿枪的人说“可尔”，才是真“可尔”。即在现代，好多国家的文职『政府』也必须得军方的支持才能运行。
桓玄上台前必须要咨问刘裕。刘邦、刘秀不必问，曹『操』也不必问，司马家的司马昭曾经有问，他派贾充问诸葛诞：“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以为何如？”但这一问问得相当自信，其实是一种火力侦察。但是桓玄这一问，就颇有争取选票的意味，还是缺乏当之无愧的自信。
近代之袁世凯做大总统不必问，但是要做皇帝心下惴惴，所以也得问。袁世凯就称帝问过冯国璋的态度，不过问得很巧妙：“他们让我做皇帝，其实我感觉大总统和皇帝没啥子区别，除非为了儿孙打算，而我的儿子一个是瘸子一个是书呆子，总之我是不做皇帝的。”
冯国璋『逼』了一句：“要是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呢？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世凯连连摇头：“no，no，no……”
冯国璋当面没有表态，却把和袁的对话告诉了梁启超，梁启超又把这番话透给了记者，于是媒体上拿出冯国璋为袁世凯“辟谣”的消息，这也等于替冯国璋巧妙地表了态。
老板也要看员工的脸『色』，大佬也会有求于部下，这是权力游戏的一部分。桓玄要做皇帝，必须得到有实力的势力集团认可，如果他不能独裁一切的话。
北府兵和北洋军一样，是一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军队，它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借国家的名义成立的、实际上又是私人把持的军队，内部的传承有其特殊『性』，继承人讲究资格和军功，更看中对本集团的贡献。因为是“以国家名义”，所以一般并不认可父子相传的伦理，袁世凯的儿子不能继续领导北洋军，北洋将领也只效忠袁世凯一世，然后就在内部推举大家公认的领袖，甚至一些黑社会集团也是这么办，这个现象值得历史学家好好研究。
北府兵的老军头是刘牢之，因为他首鼠n端，后来等于被团体抛弃了。刘牢之『自杀』的事史书讲得很潦草，理由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刘牢之是因为误听到儿子刘敬宣被杀，进而绝望『自杀』。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之前的一系列行为，为团体内部不满，他被刘裕等『逼』死也有可能。
桓玄对王导的孙子王谧说：“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
桓玄的老婆——当然应该正儿八经的皇后了——也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
这个道理，打小就对权力场有观察的桓玄岂能不懂，但是桓玄知道自己消灭不了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所以只能先选择拉拢，以后再找机会。桓玄天天拉着刘裕公款消费，“赠赐甚厚”。
刘裕既已心存异志，当然也就难以收买。
第78章 佛教兴盛是谁的本事？（）
安皇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秦王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又命罗什翻译西域《经》、《论》三百余卷，大营塔寺，沙门坐禅者常以千数。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公元4、5世纪交替之时，中国当时大约有十数国并存。列国并存，战火频仍，倒血霉的是老百姓，但是帝王公卿日子也不那么安稳，社会生活无序，个人命运无常，上上下下无助，宗教日益红火当其时也。
鸠摩罗什是当时也是后世公认的宗教家，也是传说中的高僧。金庸《天龙八部》里的高僧叫鸠摩智，金庸为他小说中的人物起这个名，怕是有所本的。
根据百度介绍，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精通汉语，当然也精通梵语，双语人才什么时候都吃香。鸠摩罗什是最早的译经家，他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中国人对形而下的东西最擅体会，什么洋车洋酒等一用就能尽知其中三昧，而对于形而上的诸如教义或者主义之类东西，包括民主宪政之类的好东西，往往要打量许久，争议半天，而且再过若干年以后，又要翻烧饼式地折腾一遍，美其名曰“拨『乱』反正”、“重新认识”。
外来的主义要靠翻译家解释，若干年后，不适合当权者的口味了，那就要“解放思想”再取真经。《西游记》的故事就是取真经的故事，敢情以前中土的和尚们念的经都是假经，所以要派唐三藏去取一套原产地在天竺（像达芬奇家具那样从深圳出口再转上海报关进口的不算）、经过佛祖如来亲自质检认证的、再经过唐僧亲自主持翻译的经书，这才叫真经。大家都熟悉星爷的《大话西游》，这部电影有一个小玄机，就是把所谓“真经”改成了“西经”，里面那位啰里啰唆的唐僧口口声声要取的不是“真经”而是“西经”了，刚开始以为这是无厘头的一部分，现在越琢磨越觉得这一字改得很妙，也很体现香港文化。“西经”是中『性』的，是市民化的，也是中产阶级的；“真经”则不同，有一种绝对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霸气，谁敢反对我就把谁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真理或真经拿出来一祭，其他人都闭上鸟嘴，这种霸气，皇上喜欢，独裁者喜欢，自以为正义在手的民粹分子也喜欢。
由此看来，真理往往是为塞民之口的超级武器，这样的真理，最好和《指环王》里的魔戒一样，把它丢进厄运火山口销毁掉。
『毛』泽东晚年感慨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套用『毛』泽东的逻辑，中国历代真懂佛教或佛经的恐怕也不多。代有强大的译经家出没，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古代，梵语可能是一种隔膜，难懂的文言文（特别是佛经译文）也可能是一种隔膜，这都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佛教的真理。据说，敦煌藏有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变文。用白话传播佛经中的故事，这个对真理的传播很给力。
对于佛教而言，后世僧侣们老有“取真经”的冲动，大概的原因是佛教的教义源流太多，太过庞杂，相较而言中央编译局真是幸运，只要翻译四位革命导师的著作就行了。在藏传佛教中，有一种“辩经”的仪式或活动，鼓励喇嘛们辩论和争论（邓大人提倡“不争论”是多么英明神武），看来在藏传佛教那里，佛教首先是佛学，还有讨论的余地。
中国人的思维是本于一的，百家要归于一家，一家之内（比如佛教），如果来源纷杂，内部派系林立，也要想办法钦定一部真经，围绕一个核心，紧跟一条路线，团结在一个真懂真经的领袖周围。但是因为本于一，所以中国也就没有一；因为要皈依权力这个一，所以没有宗教的一，也没有学术的一。
中国代有国师，鸠摩罗什也是国师。国之师，有国才有师，国是皮，师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部真经，“真懂”了为当下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国师也就赫然而出焉，“真经”也就煌然而出焉，真理的光辉就会照耀着我们继续向前。
自东汉末年以来，皇权解钮，社会失范，意识形态也表现为独尊儒术的式微，是社会混『乱』激发百家争鸣，还是学术自由导致社会混『乱』，在学理上的辩白往往很苍白。独尊儒术的时候对应着的是社会稳定时期，学术争鸣包括其他宗教兴盛对应的是混『乱』时期，所以要稳定就要闭嘴，言论自由会导致社会动『乱』。这个逻辑已经深深嵌入国人的心智当中，当然cctv在这方面也是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每每都会导入这个逻辑。
鸠摩罗什先后和先秦的苻坚、后凉的吕光、后秦的姚兴等诸位国家领导人打过交道，而且先后被吕光和姚兴强迫破戒娶妻。姚兴的强迫出于好意，他主要是想把鸠摩罗什的优秀基因传续下来；吕光大概是出于好奇心，你丫既然把戒律讲得这么神圣不可侵犯，爷就让你亲自侵犯一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权力对于宗教的凌辱大概莫过于此。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和尚遇见兵，私生活说不清。由此想到那位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著名演唱家的地方官，如果他当了皇上，也会强令和尚娶亲的，粗鄙才是中国人文化精神的内核。
“事佛者十室而九”，恐怕不是鸠摩罗什这位国师的功劳，星爷的另一部电影说，丐帮兴盛不是丐帮帮主的能耐，是皇上的能耐。同理，事佛者众，不是国师的本事，是皇帝们的本事。从积极的层面讲，佛教在这个时候兴盛，和佛教繁复的教义无关，只和一个主张有关，那就是止杀，就是劝拿刀的人不要妄开杀戒，珍惜生命。
宗教本来就是一种积累的常识，和常识一样简单易懂，把常识弄成“真懂的不多”，多半是出于别有用心。宗教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小区门口负责任的保安关心的一样：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第79章 唱红歌是谁的喜好？（）
安皇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令复职。
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言于刘裕，请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给，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
刘裕把桓玄打得带上皇帝跑了，离开建康跑到上游的江陵，刘裕追着打败了桓玄，又把皇帝给抢回来了。皇上要坐天下，不能没有玉玺，大臣要号令天下，不能没有皇上——当然是傀儡牌的。
尚书殷仲文是桓玄的姐夫——东晋一朝政局反复，株连较少，算是一个亮点——侧身新的团队，不能不有所贡献。殷仲文想到了精神文明建设，他敏锐地发现了“朝廷音乐未备”这个严重的问题。
刘裕对殷仲文的建议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发展是中心任务，这个已经让大家忙得无暇他顾，唱红歌这事儿先不急吧，何况我是个乐盲啊！”
殷仲文坚持说：“音乐这事儿，只要你喜欢，自然就懂了。”
刘裕笑了：“正因为我知道一接触就会喜欢，所以我故意不接触这个东东。”
荒『淫』的皇帝之所以荒『淫』，主要的症状就是喜欢歌舞音乐，纯喝酒纯泡妞不是显得没文化了嘛，所以一定要歌舞升平。在公开的明规则里，明君贤臣都反对宫廷娱乐，起码反对过度娱乐。刘裕不论以贤臣自况，还是以君主自况，都乐见“朝廷音乐未备”的状况继续下去，其实这里的“朝廷音乐”应该是属于“礼乐”，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和娱乐的界限很容易打通，刘裕防微杜渐，不惜扩大封杀的范围，以防止精神污染。
最近在《南方周末》看到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文章，主要讲市场规则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宗教伦理对人心的改善。他引用了一副楹联，是在山西榆次一个古县衙门口发现的：
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门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是原心（根据人的心理动机判断人），还是原迹（依据人的行为来评价人），这副对联的意思是“善以心论，恶以行断”，应该说颇合人情世故。
绕这么一个圈子我想说的是，刘裕既然以为音乐是恶的东西，所以就干脆一点也不沾，也不给自己找借口。因为不管喝酒泡妞，还是铺张浪费，都很容易为自己找到理由，这类事情有的出于自知，有的出于无知，自知则在事前找理由，无知则在事后找借口。史书称商纣王“智足以文过饰非，辨足以拒谏塞议”，包括后来的隋炀帝也是这样，凡是“英明领袖”莫不熟谙这一套。
从这件事看，第一，刘裕是个很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一个对人『性』有了解的人，他知道有些东西，对一般人来说，一接触就会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