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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前燕）皇帝慕容病重，他把太原王大司马慕容恪叫到身边，绝对诚恳地说：“哥哥我怕是不行了，现在你侄子景茂才十一岁，还小。现在秦、晋环视，国家多难，我想效法古人，把皇位传给兄弟你，以社稷相托，你看怎么样？”
慕容、慕容恪以及下面提到的慕容垂都是前燕王慕容皝的儿子，这哥几个都不含糊。慕容刚才提到的景茂是太子慕容，字景茂。
看二哥这么诚恳，四弟慕容恪也很诚恳地说：“太子虽然小，但绝对是我们全燕人民的小太阳，臣算什么人啊，敢有这样的野心！”
慕容以为慕容恪和自己一样，一脸诚恳是装出来的，于是大怒：“兄弟之间，说话怎么能如此不诚恳？”
慕容恪说：“现在的胸外科手术技术不过关，要不的话开胸把心给哥哥您瞧瞧。这么说吧，既然你觉得我能担当起皇帝的重任，难道我就担当不起辅佐太子的责任吗？”
慕容马上『露』出宽慰的笑容：“汝能为周公，吾复何忧！”
当了皇帝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忠心可靠的人。一个人忠于皇帝并不难，难的是皇帝死了，继续忠于小皇帝，很能干不篡位。慕容运气不错，让他给碰上了这么一个人。
慕容托少主于慕容恪、司空阳骛、司徒慕容评、领军将军慕舆根等，辅政团队成立。考虑到主少国疑，老皇上在任命辅政团队时，一般会平衡各方面的势力，让这个领导集体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但是这也就埋下了以后互相砍杀的伏笔。所以，辅政大臣要么相互砍杀，要么等少主长大了清洗，能得善终的下辈子都转世变熊猫了。
前面锐圆哥哥说道，当是时有三个半大英雄：秦之苻坚、王猛以及燕之慕容恪是三个，晋之桓温只能忝列半个。
鲜卑诸部，本来以慕容氏为最弱，段氏、拓跋氏为强，从慕容庳开始，慕容皝、慕容都算是英主，慕容庳这一辈有慕容仁，慕容皝这一辈有慕容翰，慕容这一辈有慕容恪、慕容垂（后改名慕容霸），弟兄皆是勇冠三军。三代下来，真可谓人才辈出，强弱一转换，鲜卑慕容崛起了。
慕容恪一生久经沙场，从他的战斗历程，也可以看出鲜卑慕容氏的崛起过程。
公元338年，慕容皝联合石虎夹攻鲜卑段氏段辽，慕容皝单独接受段辽投降，石虎遂攻慕容氏的首府棘城。慕容皝把守反击，慕容恪参加了追击石虎的战斗，以两千骑兵斩获敌人三万级。慕容恪一战成名。
次年，慕容恪镇平郭，屡破高句丽，“高句丽畏之，不敢入境”。
公元344年，慕容恪随父亲慕容皝攻宇文逸豆归，大破之。宇文逸豆归败逃，死于漠北。宇文氏从此散亡。
公元346年，慕容皝遣世子慕容率慕容恪进攻夫余（鲜卑北方的一个部落），“居中指授，军事皆以任恪”，“遂拔夫余，虏其王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
慕容皝临死嘱咐慕容：“恪智勇兼济，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
公元349年，新燕王慕容率部南下进攻赵石虎。慕容恪参与，鲜卑势力南侵至蓟州一带。
公元352年，冉闵灭赵，慕容恪与冉闵大战于河北，慕容恪大胜并俘获冉闵。
此后数年间，慕容恪在河北讨伐王午、苏林、李犊、吕护等地方势力以及鲜卑段氏之段龛，均获胜利。
公元357年，慕容氏燕国定都于邺城，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北方大部。
慕容死后，慕容恪虽然综大任，揽大权，但虚心待士，谦心辅幼，颇有周公的风范，为史家所称道。“是时新遭大丧，诛夷狼籍，内外恟惧，太宰恪举止如常，人不见其有忧『色』，每出入，一人步从。或说以宜自严备，恪曰：‘人情方惧，当安重以镇之，奈何复自惊扰，众将何仰！’由是人心稍定。”他每天只带着一个随从上下班，这种从容的态度，安定了整个国家。
说慕容恪是当时英雄，不光是征伐有功，当时这样能征善战的猛将很多，慕容恪的突出之处，在于辅佐少主慕容的时候，能够消弭内『乱』。当时燕国辅佐大臣太师慕舆根劝慕容恪废掉少主自立，慕容恪不听；慕舆根又到太后那里告密，说太宰慕容恪与太傅慕容评要谋反，太后和小皇帝慕容也没听。慕容恪与慕容评反戈一击，杀了慕舆根并其妻子党羽。
两晋南北朝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一样，除了战『乱』就是内『乱』，所以弥『乱』为天下第一要务。
春秋战国之『乱』，先止于秦始皇，复止于汉高祖；两晋南北朝之『乱』，先止于隋文帝，复止于唐太宗。其实在大『乱』的数百年间，一直有以止『乱』为务的人，慕容恪或是其一。
北方胡族固然能战，但也有不少胡族首领学习中国文化，试图通过文治武功恢复秩序，比如刘渊、石勒，包括慕容氏，当然还包括苻坚，也就是说在当时稳定天下，第一要能打，第二要有文化，深知治理。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和失败，最后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李世民，在这个维度上，慕容恪应该是先驱之一。
儒家文化强调忠是硬道理，约束贪权和野心，经过这两次大的动『乱』时期，儒家维系皇权稳定的价值被历史筛选了出来。不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没体会过皇权失范带来的社会灾难，是不会形成祈盼好皇帝的民族心理的。后来，不管皇帝是年幼无知或是昏庸暴戾，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成了臣民的第一选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于威权政治的依赖是历史形成的，也是一种共同心理，因为和专制相比，动『乱』战『乱』丧『乱』更让我们恐惧。
慕容死后，建康朝廷以为中原可图，桓温说：“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
公元367年，慕容恪卒，秦王苻坚闻之，“阴有图燕之计”。
慕容恪在，桓温、苻坚都不敢轻举妄动，大有惺惺相惜之意。
王夫之说，在“五胡旋起旋灭”的时代，好人没有好报，善人常遭屠戮，“其能有人之心而因以自全者，唯慕容恪乎”！
第50章 士族共同体（）
孝宗穆皇帝升平四年（公元360年）
谢安少有重名，前后征辟，皆不就，寓居会稽，以山水、文籍自娱。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士大夫至相谓曰：“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
安每游东山，常以『妓』女自随。司徒昱闻之，曰：“安石既与人同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安妻，刘惔之妹也，见家门贵盛而安独静退，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弟万废黜，安始有仕进之志，时已年四十余。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
谢安华丽出场。
江左的王、谢两大家族，都和“八王之『乱』”中的东海王司马越有关系。谢安的伯父谢鲲是司马越的相府参军，也跟着王敦混过，王、谢两家也是关系万千重。“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
谢家旧籍陈郡（今河南太康），渡江后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当时南迁的北方人有两个聚集处：一是往南到今天浙江，这是豪华团；一是在江淮间，这是经济团。王谢大族寓居浙江绍兴这一带，山清水秀，优哉游哉，时不时还有沙龙雅聚，传说中最牛散文暨书法作品《兰亭集序》就是在这样的优雅气氛中产生的。新亭对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故事了，现在的景况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司马和王氏、谢氏，构成了最核心的圈子，庾氏、郗氏以及正在兴旺状态的桓氏，是紧贴核心的圈子。有时候觉得司马氏也有一个优点，就是愿意分享权势，不搞一家独大，一个圈子比一姓更具稳定『性』，这是不是司马氏处在飘摇中却一直不倒的原因？
整个公元4世纪60年代，东晋更换了两个皇帝：公元361年，穆帝司马聃死去，年仅十八岁；继任者是成帝司马衍的儿子司马丕，成帝去世时，本来轮到他做皇帝，被庾氏排挤出局，同是庾后生的成帝的弟弟司马岳继任，是为康帝，康帝传穆帝，穆帝无子，皇权拐一弯又回到成帝儿子的手里。
司马丕上台时二十岁，但是这位老兄做了皇帝想升仙，对本职工作不太上心，而是追求长生不死，在普遍吃『药』的时代，皇帝的『药』可能更给力，结果很快因为『药』力发作不能理事，没几年就一命呜呼了。司马丕死，弟弟司马奕于公元365年继位，这哥哥干了六年，被桓温废了。
自明帝去世（325年）以后，东晋的君权等于虚置。东晋和西晋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只有开国首任皇帝君权落实到位，稍有些作为，此后全部是青少年甚至儿童婴儿担任君主，在汉代也有这样的情况。
在汉朝代替儿童君主行使最高权力的是外戚，在晋则是大士族，其中虽然也有外戚，比如庾亮一家，但是权力的分配不是以外戚家族为核心展开，而是以数个大士族为核心展开，权力一直有分享的状况，这是一种习惯也等于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给曹『操』、司马懿一类权臣篡党夺权造成了障碍。
王敦、苏峻以及桓温，到后来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控制了皇帝不等于控制所谓天下，因为权力平常是分散的，要把若干大士族全部清洗掉是有相当难度的。同时北方的胡族存在，也等于给司马家的君权买了一种保险，这边『乱』得过头了，最大的赢家则是胡人。
桓温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势，必须得让自己有正向的积累，比如北伐，比如恢复故土，甚至包括内部的善政。隆和二年（363年），朝廷颁布减收田租的法令；兴宁二年（364年），实行《庚戌制》，普查户口，废除侨置郡县，对寓居南方的北方侨民实行“土断”：现在在哪里住，就是哪里人；取消暂住证，发当地户口，同时就在哪里交税纳粮，承担义务。
“侨置”是政治正确，在形式上表明对北方坚持拥有主权，“土断”则恰好相反。实行“土断”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但是桓温一直主张迁都洛阳，一直坚持北伐，则正好对冲了这个风险。唯主战者方可以主和，唯北伐者方可以推行“偏安”的经济政策。
这种大士族共和的局面很有意思，起码对维护内部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中间即使出现政治强人，但是因为存在掣肘的力量，也只好选择和平共处。桓温得势时，对王、谢家族保持尊重，谢安得势的时候，对桓家也留有余地。这说明共同利益够大，共和体制（严格地讲是士族共同体）就能维持。
士族共同体内部有自己的平衡机制，当有一方权势过强时，就在圈子里寻找能够平衡的人物。过去大家把希望寄托在殷浩殷深源身上，“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现在则寄托在谢安谢安石身上，“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苍生”和“人民群众”一样，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广告牌。
君主虚位，士族共和，权力世袭，在小圈子里选拔优秀人才处置国家事务，同时相互之间公然防范和掣肘，扯皮是必需的，维稳更是必需的。
第51章 枋头大败（）
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
春，三月，大司马温请与徐、兖二州刺史郗愔（yin）、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
郗愔是郗鉴的儿子，郗鉴和王敦、苏峻、温峤、陶侃等是同时代人，与王导、卞壸同受明帝遗诏辅佐少主。郗鉴出身寒微，因平祖约、苏峻的军功晋升太尉，逐步跻身士族。郗鉴与琅邪王家联姻，将女儿嫁给王羲之。王羲之和他的小舅子郗愔都是很牛的书法家。
上回说到，南迁之北人，豪华团在建康及浙江，经济团“侨徐、兖、青三州”，也就是江淮之间，诸侨州治所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也称北府。自古守江必守淮，这一带是南北间的战略要冲，东晋时期，防御北方拱卫建康的军队都会将司令部设在这里，把北府理解为东晋的军事首都也未尝不可。另一个重镇就是中游之武昌。
当时，郗愔驻扎在北府，桓温常说“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所以一直想把郗愔排挤开。
今天的镇江有什么好酒？这倒要请教帖中的朋友，不过镇江“醋可食”确是不假。天下好醋在山西，镇江醋名列三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京口“兵好用”，那是因这里聚居着南迁的“中产阶级”，北人南迁，除了不愿意走的和走不了的，高层次的选择环境好远离前线的浙江会稽，其余的只能侨居在江淮之间原住民比较少（战事频仍之故）的地方，一边保卫皇上和士族，一边做着回家的梦，在这里招募的军人有爱国热情，有牺牲精神，所以说“兵好用”。
桓温邀请郗愔、桓冲、袁真等北上伐燕，郗愔兴致很高，马上回笺说“共奖王室”。郗愔的儿子郗超在桓温这里做参军，先看到老爹的回笺，阅后撕了个粉碎，于是模仿老爹的笔迹又写了一笺说：“我老了，不中用了，徐、兖二州的刺史是不是辛苦温兄代理一下？拜托安排我到山明水秀的会稽干两年吧。”
看来郗超的书法也是很高明的，更高明的是他揣摩透了桓温的心思，桓温得笺大喜，哪找这么可心的同僚。
桓温帅五万大军开始他的第三次北伐。
自三国以来，不论北攻南或南攻北，最关键的一条是军需保障。北往南攻缺船，南往北攻没马，相较而言，南攻北更难一些。
桓温要解决军需，一是船运保障，二是因敌为资，前两次北伐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半途而废。当然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能光靠后方船运补给，也不能指望抢夺北人的储备，这个太不靠谱了，而是要想法在洛阳一带坚持下来，就地取食。桓温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呼吁朝廷迁都回洛阳，经营河洛，再加上江东的力量，这样或许可以完成恢复大业。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干脆将了桓温一军：他上疏说：“臣之愚计，以为且宜遣将帅有威名、资实者（除了你桓温还能有谁？）先镇洛阳，扫平梁、许，清壹河南。运漕之路既通，开垦之积已丰，豺狼远窜，中夏小康，然后可徐议迁徙耳。”行！拜托你先把河南弄太平了，保证漕运畅通，各方面条件具备了，咱再研究迁都，要不的话，中央机关这么多人回去吃什么？还要承受北方不时的军事威胁，“奈何舍百胜之长理，举天下而一掷哉”？大伙儿守在长江南岸，多踏实啊！
桓温第三次和前两次一样，刚开始挺顺利，打着打着便成强弩之末之势。郗超建议说，咱们要么集中兵力，直扑敌巢邺城，进行战略决战，要么就“顿兵河济”，保护好漕运通道，巩固好前沿阵地，等到粮食大大的，来年再作进攻。
史书皆谓桓温打的是政治仗，并不想也不敢和燕人对决，而是心存侥幸，最好是胡人鬼子畏惧我桓温的威名，“望风逃溃，北归辽、碣”。所以既不想速战速决，也不想稳扎稳打，而是想用强大阵势把敌人吓跑。
桓温的情况和诸葛亮很相像，桓温和诸葛亮北伐，是出于政治理想还是为篡党夺权积累名望铺平道路，其实不取决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而是取决于他们后来是怎么做的。如果桓温后来不行废立，不管皇上是浑蛋还是英主，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