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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这部书，变换一个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然后这一册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读者在读这一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瞭了。
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诮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现在的人民，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这话怎样说呢？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人类不能免于彼此对立，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在一个团体之内，虽然有更高的权力以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在各个团体之间却至今还没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时，即不得不以强力自卫，此团体即所谓国家。
一个国家之中，总包含著许多目的简单，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如实业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此等团体和别一个国家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是用不著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并则更好。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这是现今时代国家所以重要。
世界上的人多着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做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柢，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著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几。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
在现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国家固多，然总不甚稳固。其内部能平和相处，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
所以民族国家，在现今，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和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国家，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邃古时代的记载，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藉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
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
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的于阗河；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案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
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做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
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见的人类，最古的是1903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见的北京人［pekingman。按：此名为安特生所名，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black）名之为sinanthropuspekinensis，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40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见的采『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单所发见的酷相似。
考古家安特生（j。g。andersson）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但采陶起自巴比仑，事在公元前3500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传至希腊，则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
斯坦因（siraurelstein）。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此说据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
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了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文及席文，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文理为几何形。
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上的动物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
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濬县的大赉店，兼有采『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1898、1899年发见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文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惟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采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
采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采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
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中央之义。
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流，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实了。
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黥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
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著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两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
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步达生言仰韶村、沙锅屯的遗骸，与今华北人同，日本清野谦次亦谓貔子窝遗骸，与仰韶村遗骸极相似）。
第52章 中国史的年代（）
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某一时，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诸事件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
正确的年代，原于（一）正确，（二）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断的记载，起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周朝厉、宣两王间的共和元年。下距民国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历纪元841年，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类的历史，还如小巫之见大巫。
世界之有人类，其正确的年代虽不可知，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左右。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二千余年，正像人活了一百岁，只记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确的年谱，就很难了。
虽然历史无完整的记载，历史学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据断片的记载，涉及天地现象的，用历法推算。中国用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一为《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所推算，一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
刘歆所推算：周朝867年，殷朝629年，夏朝432年，虞舜在位50年，唐尧在位70年。周朝的灭亡，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六十七年，公历纪元前256年，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十五年，公历纪元前2305年。据邵雍所推算，则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二百六十八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
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
《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此700余岁但指周岁）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4000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
人类学家把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他进化的阶段，最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更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
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2万5千年至7万年。甘、青、河南遗迹，早的在新石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2600至3500年之间；晚的在青铜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1700至2600年之间。按古代南方铜器的发明，似较北方为早，则实际上，我国开化的年代，或许还在此以前。
中国古书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说得极远而且极确实的，虽然不足为凭，然因其由来甚远，亦不可不一发其覆。
按《续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议历法的话，说《元命苞》、《乾凿度》都以为自开辟至获麟（获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公元前481年），276万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则说《春秋纬》称自开辟至获麟，凡3276000岁，分为10纪。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三统历法，以19年为1章，4章为1蔀，20蔀为1纪，3纪为1元。2759280年，乃是613元之数，《汉书·王莽传》说莽下36000岁历，36000被乘于91，就是3276000年了。这都是乡壁虚造之谈，可谓毫无历史上的根据。
第53章 古代的开化（）
中国俗说，最早的帝王是盘古氏。古书有的说他和天地开辟并生，有的说他死后身体变化而成日月、山河、草木等。（徐整《三五历记》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五运历年记》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虻。”）这自然是附会之辞，不足为据。
《后汉书·南蛮传》说：汉时（长沙、武陵蛮长沙、武陵，皆后汉郡名。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县）的祖宗，唤做盘瓠，乃是帝喾高辛氏的畜狗。当时有个犬戎国，为中国之患。高辛氏乃下令，说有能得犬戎吴将军的头的，赏他黄金万镒，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令下之后，盘瓠衔了吴将军的头来。遂背了高辛氏的公主，走入南山，生了五男五女，自相夫妻，成为长沙、武陵蛮的祖宗。
现在广西一带，还有祭祀盘古的。闽浙的畬民，则奉盘瓠为始祖，其画像仍作狗形。
有人说：盘古就是盘瓠，这话似乎很确。但是《后汉书》所记，只是长沙、武陵一支，而据古书所载，则盘古传说，分布之地极广，而且绝无为帝喾畜狗之说（据《路史》：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雩都有盘古祠，成都、淮安、京兆皆有盘古庙。会昌，今江西会昌县。湘乡，今湖南湘乡县。雩都，今江西雩都县。成都，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