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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不给，请遵成化旧制，钱钞兼收。”
从之。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又从太监张永言，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徵收，每七十文徵银一钱，且申私铸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明初铸洪武钱。成祖九年铸永乐钱。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弘治钱。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朝未铸者。
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税课抽分诸厂，专收嘉靖钱。民患钱少，乃发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俸粮。
又令通行历代钱，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先是，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后益杂铅锡，薄劣无形制，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
翦楮夹其中，不可辨。用给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钱与前代杂钱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当银一分，馀视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钱行久，骤革之，民颇不便。又出内库钱给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俸钱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骚然。
属连岁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师，死者相枕藉。论者谓钱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钰条奏，请许民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执不从。廷钰讦奏尚书方钝及郎中刘尔牧。帝怒，斥尔牧，采廷钰议，命从民便。且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然诸滥恶小钱，以初禁之严，虽奉旨间行，竟不复用，而民间竞私铸嘉靖通宝钱，与官钱并行焉。
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大高，铸钱得不偿费。宜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直银九十三万馀两，足以少佐国家之急。”户部覆言：“云南地僻事简，即山鼓铸为便。”乃敕巡抚以盐课银二万两为工本。未几，巡抚王言费多入少，乞罢铸。帝以小费不当惜，仍命行之。越数年，巡按王诤复言宜罢铸。部议：“钱法壅滞者，由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恶滥相欺，钱少则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钱愈滞。
自今准折听民便，不必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俱用银。”乃罢云南铸钱，而从户部议。
时所铸钱有金背，有火漆，有镟边。议者以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革镟车用铴。於是铸工竞杂铅锡便坐刂治，而轮郭粗粝，色泽黯黪。奸伪仿效，盗铸日滋，金背钱反阻不行。死罪日报，终不能止。帝患之，问大学士徐阶。阶陈五害，请停宝源局铸钱，应支给钱者悉予银。帝乃鞫治工匠侵料减工罪，而停鼓铸。
自后税课徵银而不徵钱。且民间止用制钱，不用古钱，而私铸者多。
隆庆初，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贱银，欲贱银，必制钱法以济银之不足。今钱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输於上，故其权在市井。
请令民得以钱输官，则钱法自通。”於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时钱八文折银一分，禁民毋得任意低昂。直隶巡按杨家相请铸大明通宝钱，不识年号。部议格不行。高拱再相，言：“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
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请一从民便，勿多为制以乱人耳目。”帝深然之。钱法复稍稍通矣。宝钞不用垂百馀年，课程亦鲜有收钞者，惟俸钱独支钞如故。四年始以新铸隆庆钱给京官俸云。
万历四年命户工二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金背及火漆钱，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镟边钱，一文重一钱三分，颁行天下，俸粮皆银钱兼给。云南巡按郭庭梧言：“国初京师有宝源局，各省有宝泉局，自嘉靖间省局停废，民用告匮。滇中产铜，不行鼓铸，而反以重价购海，非利也。”遂开局铸钱。
寻命十三布政司皆开局。采工部言，以五铢钱为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二火黄铜铸火漆，粗恶者罪之。盖以费多利少则私铸自息也。久之，户部言：“钱之轻重不常，轻则敛，重则散，故无壅阏匮乏之患。初铸时，金背十文直银一分，今万历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银一分，火漆镟边亦如之。仅逾十年，而轻重不啻相半，钱重而物价腾踊，宜发库贮以平其直。”从之。时王府皆铸造私钱，吏乐敢讦。古钱阻滞不行，国用不足，乃命南北宝源局拓地增炉鼓铸。而北钱视南钱昂值三之一，南铸大抵轻薄。然各循其旧，并行不废。
天启元年铸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用龙文，略仿白金三品之制，於是两京皆铸大钱。后有言大钱之弊者，诏两京停铸大钱，收大钱发局改铸。当是时，开局遍天下，重课钱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馀两，获息银三万九千有奇；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有奇。其所铸钱，皆以五十五文当银一钱，计息取盈，工匠之赔补，行使之折阅，不堪命矣。宝泉局铜本四十万两，旧例钱成还本太仓，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铸本。三年，御史铙京言：“铸钱开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无息，旋开旋罢，自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及宣、密二镇。而所铸之息，不尽归朝廷，复苦无铸本，盖以买铜而非采铜也。乞遵洪武初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例，遣官各省铸钱，采铜於产铜之地，置官吏驻兵，仿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直以市。”帝从之。是时铸厂并开，用铜益多，铜至益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专官买铜。户部议原籍产铜之人驻镇远、荆、常铜铅会集处，所谓采铜於产铜之地也。帝俱从之。既，又采绛、孟、垣曲、闻喜诸州县铜铅。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言：“荆州上接黔、蜀，下联江、广，商贩铜铅毕集，一年可以四铸。四铸之息，两倍於南，三倍於北。”因陈便宜四事，即命大受专督之。遂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直银一两。南都钱轻薄，屡旨严饬，乃定每文重八分。初，嘉靖钱最工，隆、万钱加重半铢，自启、祯新铸出，旧钱悉弃置。然日以恶薄，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掷辄破碎。末年敕铸当五钱，不及铸而明亡。
初制，历代钱与制钱通行。自神宗初，从佥都御史庞尚鹏议，古钱止许行民间，输税赎罪俱用制钱。启、祯时广铸钱，始括古钱以充废铜，民间市易亦摈不用矣。庄烈帝初即位，御平台召对，给事中黄承昊疏有销古钱之语。大学士刘鸿训言：“北方皆用古钱，若骤废之，於民不便。”帝以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销旧钱，但行新钱，於是古钱销毁顿尽。盖自隋世尽销古钱，至是凡再见云。
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徐达下山东，近臣请开银场。太祖谓银场之弊，利於官者少，损於民者多，不可开。其后有请开陕州银矿者，帝曰：“土地所产，有时而穷。岁课成额，徵银无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贼也。”临淄丞乞发山海之藏以通宝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采矿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罢嵩县白泥沟发矿。然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四十二座，始於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七县，亦有场局。岁课皆二千馀两。
永乐间，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遣官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复遣中官、御史往核之。又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其不产金银者，亦屡有革罢。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馀两，浙江增至八万馀。宣宗初，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馀，而浙江亦增至九万馀。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民大苏息，而岁额未除。岁办，皆洪武旧额也。闸办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伤，严禁不能止。下诏宥之，不悛。言者复请开银场，则利归於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定岁课，福建银二万馀，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冯杰提督，供亿过公税，民困而盗愈众。邓茂七、叶宗留之徒流毒浙、闽，久之始定。
景帝尝封闭，旋以盗矿者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浙江银场，因并开福建，命中官戴细保提督之。天顺四年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於是复闭。而浙江银矿以缺额量减，云南屡开屡停。
弘治元年始减云南二万两，温、处万两馀，罢浦城废坑银冶。至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言：“云南九银场，四场矿脉久绝，乞免其课。”报可。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武宗初，从中官秦文等奏，复开浙、闽银矿。既而浙江守臣言矿脉已绝，乃令岁进银二万两，刘瑾诛乃止。世宗初，闭大理矿场。其后蓟、豫、齐、晋、川、滇所在进矿砂金银，复议开采，以助大工。既获玉旺峪矿银，帝谕阁臣广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令四川、山东、河南抚按严督所属，一一搜访，以称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鹜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天下渐多事矣。
隆庆初，罢蓟镇开采。南中诸矿山，亦勒石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以矿利中上心。诸臣力陈其弊。帝虽从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张位秉政，前卫千户仲春请开矿，位不能止。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於是无地不开。
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楼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言：“方今水旱告灾，天鸣地震，星流气射，四方日报。
中外军兴，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开采以肆饕餮。倘衅由中作，则矿夫冗役为祸尤烈。至是而后，求投珠抵璧之说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於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
识者以为明亡盖兆於此。
铁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泽、潞各一，凡十三所，岁输铁七百四十六万馀斤。河南、四川亦有铁冶。十二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广平吏王允道言：“磁州产铁，元时置官，岁收百馀万斤，请如旧。”帝以民生甫定，复设必重扰，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罢各布政司铁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旧贡十万斤，缮治兵器，他处无有。”乃复设。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复焉。
末年，以工部言，复尽开，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二。永乐时，设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铁冶。景帝时，办事吏请复陕西、宁远铁矿，工部劾其违法，下狱。给事中张文质以为不宜塞言路，乃释之。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开铁冶，有司课外索赂，唐大鬓等因作乱，都御史刘大夏讨平之。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嘉靖三十四年开建宁、延平诸府铁冶。隆、万以后，率因旧制，未尝特开云。
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其后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及云南皆采水银、青绿。太祖时，廉州巡检言：“阶州界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帝不许。惟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场局，而四川东川府会川卫山产青绿、银、铜，以与外番接境，虞军民潜取生事，特禁饬之。成化十七年封闭云南路南州铜坑。弘治十八年裁革板场坑水银场局。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嘉靖、隆、万间，因鼓铸，屡开云南诸处铜场，久之所获渐少。崇祯时，遂括古钱以供炉冶焉。
关市之征，宋、元颇繁琐。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买卖田宅头匹必投税，契本别纳纸价。凡纳税地，置店历，书所止商氏名物数。官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所收税课，有本色，有折色。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馀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胜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令军卫自设场分，收贮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盐山县。
凡税课，徵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鱼课。又有门摊课钞，领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收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
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彰德税课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黜之。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十年，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遂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十三年，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