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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把自己说成是代表一切人利益的，尽管实际上他们并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
在战国时期，反映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学说和学派，主要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杨朱为代表的扬朱学派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
他们的学说都属于劳动人民思想的范畴。
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各不一样，因此，他们的学说思想又有差异。
墨家是小手工业者的思想代表，杨朱学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则是下层农民的代言人。
许行的主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主张君民并耕之说。
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音同庸飧音同孙而治。”他认为贤良的国君要和老百姓一起参加耕种才能吃饭，自己做饭吃，还得为老百姓办事。
《吕氏春秋·爱类篇》提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男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
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说：“神农之教，即所谓神农之言也。”
这与孟子所说“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相合，内容也与许行君民并耕之说相符。
因此，可以认为《爱类篇》这条材料应该就是许行的思想。
许行还认为，如果国君不与民并耕，而是像滕文公那样，拥有储藏粮食的仓廪和存放钱财的府库，那就是损害老百姓来供养自己，这样的国君就不配说得上贤。
这是许行对当时统治者的尖锐批评和控诉。
许行君民并耕之说的提出，是由于战国时代战争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因此他强调国君必须重视农业并亲自耕作，以救时弊。
第二、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
许行在主张社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出从事农业劳动的要可以用农产品直接去交换手工业产品，如帽子、锅甑和铁制农具等。
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办法。交换时的价格是如何规定的呢？许行认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即市场上的同种物品数量相同则价格相等。
这样，市场上的各种物品的价格都有了统一的规定。比如一尺布或一斤麻、一石谷的价格是多少钱，市场上所有的布、麻、谷的单价都相应的是多少钱。
某种尺寸的鞋多少钱一双，则所有同样尺寸的鞋都是多少钱一双。
这样，在市场上的同种物品只有一种价格，没有第二种价格，这就是“市贾不二”。
许行认为，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弄虚作假的现象，即使小孩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也不受欺骗。
许行的主张反映了战国时期贫苦农民的利益和要求。
君民并耕之说，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共同劳动思想。
它要求人人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这种主张却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许行的主张与儒家孟子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他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反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原望。
这种主张比杨朱的“为我”、“贵己”而又不“纵欲”、“侵物”，更激进一些。
杨朱代表的是小块土地私有者的利益，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虽有也不多，仅靠两手劳动维护生活。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许行对社会分工和价值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
孟子的“劳心”、“劳力”的社会分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的成分。因为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当然这个进步是建筑在劳动人民付出血汗代价基础上的。
随着阶级的消亡，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也会逐步消失。
孟子抓住许行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弱点，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脑力劳动者和剥削者等同起来，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必然性为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时而把它说成是“天下之通义”，提高到普遍原则的高度，从而论证了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
许行的价格论只注意到了物品的数量长短、多寡、大小等而忽视了物品的质量。
这说明许行并不了解生产品价格构成的原理，因此他的价格论只能流于空想而根本不能实行。
孟子强调了同种物品的质量相差悬殊很大，生产同种物品，所需付出的劳动的多少也很悬殊。
他抓住许行价格论的这个漏洞，认为许行把不同质量的物品规定相同的价格，就会造成天下大乱。
生产质量不同的产品要付出不同的劳动，如果市场规定的价格是一样，那么，质量高的产品就会没有人生产。
因此，孟子认为：“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就是说，用许行的办法，结果会使人互相弄虚作假，这样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这里，孟子夸大了许行价格论的缺陷，在某种程度上也歪曲了他的愿意。
比如许行说：“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就歪曲为“巨屦小屦同贾”。
但是，孟子注意到了物品质量的问题，则是比许行的价格论更进一步的地方。
还有在战国时期，金属货币早已出现，如齐国有刀币，楚国有“印子金”等等，而许行却主张以物易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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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2章 百家思想（四）（）
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思想，只有在地主阶级政权尚未统一和巩固的战国时期，才可能有存在的条件。
一旦地主阶级统一政权建立并巩固起来之后，贫苦农民很快就变成佃农或农奴而成为附庸。
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和行动上的自由就丧失了。
因此农家自秦之后很快地就销声匿迹，就连他们的思想资料也很少能够保存下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姬长安前世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对于农家，自然是没有什么恶感。
君民并耕，姬长安是可以接受的，无非就是走走形式，而且对于姬长安来说，以他的身体素质，就算是来真的又怎么样？
至于市贾不二，姬长安是绝对不会接受的，那种东西，在大唐强行实行绝对是坑爹，姬长安才不会做那么蠢的事情。
农家也不能要求更多了，他们是一群失去的家国的流亡者，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想放弃自己的坚持，成为大秦帝国的良民时，是易水寒，带他们来到了大唐。
大唐以无比包容的姿态接纳了他们，姬长安更是宽容的允许他们传播自己的学说，更为他们建立了农家学院，可以说，绝对是仁至义尽了，因此，农家也很难要求姬长安再做什么。
当然，农家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思想的，他们还会在姬长安面前大力推荐自己的思想，至于会起到什么效果？你觉得呢？
诸子百家十派学说，如今还剩下最后一派没有介绍了，它就是，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
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
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
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
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
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名家的没落，除了因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为弟子们并无能出前人的创新主张。
公孙龙约公元前325…前250年魏今河南省北部人，或曰赵今山西南部人，有传字子秉。
约生于周显四十四年，死于周惠公六年，生平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同时。
公孙龙因为是“专决于名”，执名为实，他的辩论主要是语言的自身所展开，离开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
孔子的弟子有叫公孙龙的，“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辩者”公孙龙不是一个人。
《孟轲荀卿列传》《索隐》称公孙龙为孔子弟子，误。
公孙龙善为同异之辩，达巅峰的境界，其主要辩论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
惠施，宋今河南商丘人，生于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80年，传卒于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学者，名家鼻祖，与庄子为友，曾做过魏梁惠王的相国；后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遭到失败，被张仪驱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学善辩，长于雄辩与逻辑推理，曾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辩的高潮，故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
惠施的思想，大多只能在《庄子》一书以窥一二，惠施死后，庄子曾感慨世上再无可言之人，再联想到《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
《吕氏春秋·淫辞》篇高诱注云：“惠子，惠施，宋人也……”据此可知，庄子与惠施同为宋人。
说得亲近点儿，他们是一对同乡（中国历有“尸骨还乡”之俗，观“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以及《庄子·至乐》篇所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二人相居可能不会太远）。
《庄子·秋水》篇云：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由此可见，庄惠二人，实乃相爱相杀的典范，我们可以遥想，战国时期，二人曾经有着何等的友谊。
据说当时有一位奇人名叫黄缭，询问惠施“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假思索，应对如流，“遍为万物说”，主要是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
可惜他的著作已经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即“历物十事”：
（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二）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五）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六）南方无穷而有穷。
（七）今日适越而昔来。
（八）连环可解也。
（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十）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是名家“合同异”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历物十事”虽然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分析，却贯穿着“合同异”的思想，含有辩证的因素。
这和后期墨家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粒子所构成。
他又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里是指事物本身的同一与差别的相对性，万物都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
什么是“大同”呢？比如马；凡是属于马这一类动物都包括在内，这就是“大同”。
其中黑马、白马、大马、小马等等又有差别，这叫着“小同”。
他得出万物“毕同”的结论，这样就把相同的事物和不同的事物都抽象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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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3章 百家思想（五）（）
惠施他更进一步推论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结论。
《吕氏春秋》说：“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
这是对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解释，这已与庄子的“万物皆一也”很接近了。
惠施对“大同异”、“小同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主张“合同异”的惠施，也不可能绝对不讲“离”。
同样道理，主张“离坚白”的公孙龙，也不可能绝对不讲“合”。
不过，惠施虽然讲“离”，但最终还是讲“合”，而公孙龙虽然讲“合”，但最终还是讲“离”。
由此可见，惠施着重在概念外延的扩大，而公孙龙则着重在内涵的分离。
这样看来，“合同异”、“离坚白”两派的名称还是符合惠施、公孙龙思想实际的。
惠施的“历物十事”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
他善于对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作出哲学的概括。在“名”、“实”关系上，他是从现实存在出发的，承认“实”是第一性的，而“名”是“实”的反映，是第二性的。他和公孙龙的诡辩是有所区别的。
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大一”是说整个空间大到无所不包，不再有外部；“小一”是说物质最小的单位，小到不可再分割，不再有内部。
这和后期墨家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微小的不可再分割的物质所构成。
万物既然都由微小的物质构成，同样基于“小一”，所以说“万物毕同”；但是由“小一”构成的万物形态千变万化，在“大一”中所处的位置各不相同，因此又可以说“万物毕异”。
在万物千变万化的形态中，有“毕同”和“毕异”的“大同异”，也还有事物之间一般的同异，就是“小同异”。
他把事物的异同看作相对的，但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包含有辩证的因素。
惠施有些命题是和后期墨家争论的。后期墨家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常识，对物体的外表形式及其测算方式作了分析，下了定义。
《墨子·经上》曾说：“厚，有所大。”认为有“厚”才能有体积，才能有物体的“大”。而惠施反驳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认为物质（“小一”）不累积成厚度，就没有体积；但是物质所构成平面的面积，是可以无限大的。
后期墨家曾经严格区分空间的“有穷”和“无穷”，《墨子·经说下》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认为个别区域前不容一线之地，这是“有穷”；与此相反，空间无边无际，这是“无穷”。
而惠施反驳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就是说南方尽管是无穷的，但是最后还是有终极的地方。
后期墨家认为“中”（中心点）到相对的两边的终点是“同长”的。
《墨子·经上》说：“中，同长也。”而惠施反驳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当时最北的诸侯国）之北，越（当时最南的诸侯国）之南是也。”
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无限大，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后期墨家认为同样高度叫做“平”，《墨子·经上》说：“平，同高也。”
而惠施反驳说：“天与地卑（“卑”是接近的意思），山与泽平。”
因为测量的人站的位置不同，所看到的高低就不一样。站在远处看，天和地几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