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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在对准噶尔作战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之战后自觉不可一世，准备进一步向喀尔喀方向进兵。他分遣大、小策凌敦多布乘机进攻科布多方向，分掠克尔伦、鄂尔海、喀喇乌苏等地。清廷在和通淖尔之战后改派顺承郡王锡保为北路军统帅，调整了北路的军事部署。锡保以丹津多尔济和额驸策凌率军迎击准噶尔军，双方在鄂登楚勒进行激战，自辰时至午时。准噶尔大将喀喇巴图鲁阵亡，被迫败归。
鄂登楚勒之役中准噶尔军虽然失利，但并没有遭到根本性打击，噶尔丹策零仍对喀尔喀地区跃跃欲试。他先是数次派人煽动喀尔喀各部反清，这一阴谋失败后，又于雍正十年（1732年）六月派小策凌敦多布率军三万深入喀尔喀克鲁伦地方，劫掠喀尔喀游牧地。
正效力于军前的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首领亲王额驸策凌受命同将军塔匀岱在本博图山设防，小策凌敦多布乘策凌的游牧地空虚，以兵奔袭其塔米尔河畔牧地，攻破营寨，掳走其妻子儿女和部众，劫掠了数万牛羊。额驸策凌闻讯后割断发辫和所乘马尾立誓，一定要复仇。于是自率其军二万人，夜半由间道绕山后，黎明时自山顶直向准噶尔军冲击。准噶尔军大惊而起，仓促间无法迎战，只得抛弃辎重，慌忙逃窜。策凌乘胜追击，一路连败准噶尔军十余阵，最后追至喀尔喀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地额尔德尼昭。
额尔德尼昭左依高山，右有大河，地形非常险要。额驸策凌熟悉地形，先期赶到，控制了要路，同时命满军背水布阵，自己则亲率劲旅万人埋伏于山侧。准噶尔军日暮时候抵达额尔德尼昭附近，只见到临河的清军，乃发起冲击，准备攻占要隘。此时策凌伏兵四出，准噶尔军突遭袭击，乱作一团，被斩杀者以万计。小策凌敦多布收拾残部，乘黑勉强逃出重围。
额尔德尼昭的惨败极大地打击了噶尔丹策零的气焰。雍正十一年（1733年）冬，噶尔丹策零被迫再向清廷请和。雍正帝也因连年用兵，劳师动众，愿意和平解决同准噶尔部的冲突。雍正末年至乾隆初，清廷多次同噶尔丹策零交涉，议定了以阿尔泰山为准噶尔与喀尔喀的游牧界限。噶尔丹策零还遣使进京纳贡，表达了求和诚意。以后十多年的时间，噶尔部同清廷一直保持和睦关系。
平定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为川西大渡河上游的两个支流，分别源自松藩西北巴细土司和理番县西雪山，左今四川小金县崇化屯汇合，因沿岸富有金矿而得名。该地“万山丛矗，中绕洶溪，”形势险阻，交通不便。其民多为藏人，世居石堡之中。明代隶杂谷安抚司，与绰斯甲布、革布什扎等九土司与之接壤。顺治七年（1650年），清廷封小金川头人卜尔吉细为土司；康熙五年，又给大金川头人嘉勒塔尔巴“演化禅师”印，使二人分掌大小金川。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因嘉勒塔尔巴之孙莎罗奔随清军平藏有功，授为安抚司。后莎罗奔势力渐强，谋取小金川等地，以其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泽旺生性懦弱，为其妻所制。乾隆十一年（1746年），莎罗奔劫持泽旺，夺其印信，经四川总督出面干涉，镇放回泽旺。乾隆十二年（1746年），莎罗奔出兵攻掠革布什扎、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前往镇压，反被打败。清廷闻报，调平苗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统兵镇压莎罗奔叛乱。
张广泗调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一路由川西攻河东，一路由川南攻河西。是年六月，张广泗进驻小金川之美诺。莎罗奔恃险抵抗，以石筑垒，号称“战碉”，大小林立，清军受阻，难以前行。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清廷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前往督师，又起用前大将军岳钟琪为提督、原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内大臣兼统领驰往军前效力。讷亲位高气盛，一至军前，即下令限三日攻取噶拉依，并以军法严办谏阻者，于是三军震惧，极力进攻，每得一碉均死伤官军无数，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等相继战死，攻战数月，未能前进。讷亲损兵折将，不得不依靠张广泗等，但张广泗轻视讷亲不懂军事，又不服位出已上，故诸事推诿，“阳奉而阴忮之”。张广泗所用向导良尔吉为泽旺之弟，平时与阿扣关系暧昧，为莎罗奔充当耳目，将清军动向随时报与莎罗奔知道，更使清军陷入困境。后岳钟琪奏劾张广泗误用奸细良尔吉，讷亲亦劾其劳师靡饷，清廷遂于是年九月改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总统金川军务，把张广泗、讷亲革职。十二月杀张广泗、讷亲。
傅恒到军前，杀良尔吉、阿扣等人，切断叛军内应，又增调邻省兵力，尽撤各地守碉、攻碉之兵，与岳钟琪等制定集中兵力，直捣中坚计划。时乾隆帝因金川用兵二年，连诛二大臣，耗饷近千万，用尽全力却未能成功，命傅恒撤兵。傅恒因金川旦夕可破，弃之可惜，仍请进兵。乾隆帝决计罢兵，寄谕千言，命速班师，而傅恒不及奉诏，已与岳钟琪分兵两路，连克碉寨，直扑莎罗奔老巢勒乌围。叛军慑于清军兵威，且粮食将绝，险阻尽失，遂致军心动摇。莎罗奔从前曾随岳钟琪入藏平叛，素服其治军有法，后岳钟琪督川陕时，又奏给莎罗奔印信，至是遂向岳钟琪请降。岳钟琪亲率十三骑至叛军营中，示以诚信，莎罗奔等顶经立誓，投降清军。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初五日，莎罗奔带领喇嘛、头人等焚香跪迎大学士傅恒等。傅恒赦其死罪，命仍为土司。是为第一次平定金川之役。
乾隆皇帝礼冠上的顶珠乾隆中叶，莎罗奔老，其侄郎卡继为大金川土司，不断侵犯邻近土司。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郎卡出兵攻掠小金川及革布什扎土司，四川总督开泰传谕劝阻，郎卡不听，仍侵犯邻境不休。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调大金川周围九土司之兵会剿大金川。时九土司中与大金川土地相邻、兵力相当者，东有小金川，西有绰斯甲布，其余皆弱小。阿尔泰未能利用小金川等制约郎卡，反以苟且息事为本。郎卡遂与绰斯甲布土司联姻，又以其女嫁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为妻，于是三部联合，其余土司难与抗争，只得俯首听命，郎卡死后，其子索诺木继土司职，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诱杀革布什扎土司，而与他有“攻守同盟”之约的僧格桑也率小金川之兵攻扰鄂克什、明正两土司，并公然与清军为敌。清廷命阿尔泰率军进剿，阿尔泰按兵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半载不前，清廷遂将阿尔泰赐死，命大学士温福赴四川督师，以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次统兵前往镇压。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僧格桑割地求援于大金川，索诺木派兵授助。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春，桂林克复革布什扎，温福进占资里及阿喀，逼进小金川。五月，桂林派部将薛琮统兵3000，带五日粮，欲截小金川后路，不意反被其困于墨垄沟。薛踪派人向桂林请援未果，致使全军覆没。清廷将桂林革职拿问，以阿桂署四川总督，代统其军。十一月，阿桂率部连夺险隘，直捣叛军巢穴，十二月进抵美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依索诺木。清军乘胜进兵，占领底木达，俘泽旺，传檄索诺木交出僧格桑，索诺木不应。十二月十三日，清廷以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舒常、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兵进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清军六路大军会攻大金川。索诺木增筑碉垒，据险抗守，严密十倍于小金川。温福重蹈张广泗复辙，采取“以碉攻碉”之策，建碉卡一千余座，所率二万余人大半分散于各碉。是年夏，温福屯兵大金川东都木果木，每日置酒高会，不听诸将之劝，致使军心浮动。索诺木唆使小金川头目煽动降卒复叛，作为内应，又于六月初一日夜袭陷提督董天弼底木达大营。初二日，索诺木派兵占据要隘，切断清军粮道，温福仍骄傲轻敌，不加戒备。初十日，叛军突袭木果木清军大营，攻占碉寨，抢夺炮台，温福仓惶应战，中枪而死，各卡清军相继溃散。海兰察等闻警赴援，收拾残兵万余人。是役，清军被歼3000余人，提督马会、牛三界，副都统巴朗、阿尔纳素，总兵张大经等皆战死，小金川再度落入叛军之手。
第267章 清朝（21）（）
清廷闻知小金川之败，遂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富德为领队大臣，富勒浑为四川总督，再调健锐、火器二营兵2000，索伦兵2000前往助战。阿桂受命后，整饬队伍，激励士气。重新集结两万大军，分兵三路直扑美诺。十月二十九日，清军各路齐进，转战五昼夜，于十一月初四攻克资里，收复鄂克什，进占美诺。收复小金川全境后，阿桂统军乘胜挺进大金川。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正月至七月，清军数路进击，连克要隘，直逼索诺木老巢勒乌围。索诺木见清军大兵压境，只得鸠杀僧格桑，献其尸及妻妾于军前，请求罢兵，阿桂不许，督兵继续进攻。乾隆四十年（1775年）八月十五日，清军直捣勒乌围大寨，四面炮轰，又以地雷炸裂塞墙，次日黎明，清军攻占勒乌围，莎罗奔、索诺木等逃往噶拉依。阿桂等兵分两路：北路自勒乌围夺大金川上游，南下主攻；西路据河西辅政。十二月，清军逼近噶拉依，明亮等克拢寨，进后独松隘口。二十二日，清军向噶拉依发起进攻。乾隆四十年（1776年），正月，索诺木之母、姑、姐妹等投降清军，而索诺木、莎罗奔等仍在官寨中冒死顽抗。阿桂督清军筑长围、断水道困之，辅以火攻、炮击，历时四十余日。二月初四日，寨中水尽粮绝，索诺木、莎罗奔只得率大小头目等二千余人跪捧印信出降。四月，押索诺木等于京师。是为第二次平定金川之役。
两次金川之役前后共五年，费银七千多万两。事后，清廷在噶拉依设总兵，勒乌围设副将，又以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并召募大批内地汉民前往该地屯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乾隆帝禁书修书
清王朝统一中国后，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雍正帝儿子清高宗弘历在位的时候，国力强盛，财政富裕。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时期都达到鼎盛的程度。公元1757年，原来已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乾隆帝派兵两路，进攻伊犁，平定了叛乱。准噶尔平定以后，原来被准噶尔俘虏的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兄弟逃回新疆天山南路，起兵反清。乾隆帝又派兵征讨。大小和卓木在当地残酷压迫人民，遭到维吾尔族人民的痛恨，纷纷起来支持清军。清军顺利地平定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公元1762年清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理。
乾隆皇帝的甲胄乾隆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除了武功之外，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但是，乾隆帝懂得，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是不彻底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他们统治的内容，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
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
公元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总裁，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那套丛书名称就叫做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
按照四大类集中贮藏起来就叫做“四库”。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帝下了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要私人进献图书，进献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果然源源不绝送到北京，只隔二年，就有二万多种，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
书收集起来了。乾隆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字句的，一概销毁。一查下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上代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再一查，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辽、金、元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清王朝，也该销毁，或者销毁一部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现这类字句，就随时删改涂抹，这样，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为了这件事，乾隆帝可说是绞尽脑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三千种之多。
但是不管乾隆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编出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十年工夫，到公元1782年正式完成，共收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当时把全书抄了七部，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奉天、杭州、镇江、扬州。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毕竟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一批书，当然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损失，但是这种有禁也不可能彻底。当时就有不少爱护文物的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乾隆皇帝下江南
清政权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稳固发展局面。乾隆帝弘历看到其祖康熙六次南巡的盛况“盛典昭垂”，也欲效法，于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年）先后六次南巡。
第一次南巡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乾隆帝陪皇太后渡过黄河至高家堰，经淮安，三月抵杭州，渡钱塘江，祭祀禹陵后，又在杭州召见地方人士。回途中经过苏州、南京，亲往明太祖陵祭祀，并阅视兵阵。四月渡过黄河，于泰安祭祀东岳庙，五月回到京师。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举行第二次南巡，经过直隶、山东、江南等省，召见在原籍的大臣史贻直、梁诗正、钱陈群，及致仕老臣沈德潜等人。复至嘉兴石门阅兵，驻杭州十余日后返回。经苏州、南京、徐州，抵达曲阜，祭奠孔子。四月回到北京。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开始第三次南巡，渡过黄河视察清口、东坝、惠济闸等河工。三月到达浙江，亲赴海宁观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