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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窦建德在汜水列阵，秦王于是派骑兵挑战，窦建德进兵攻打唐军，窦抗领兵抵挡他。窦建德略往后退，秦王率骑兵深入敌阵，反复交战四五次，然后大破窦建德的军队。窦建德中枪，逃窜到牛口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活捉了他。在这之前，军中有童谣说：“豆入牛口，势力不能长久。”窦建德走到牛口渚，很厌恶这个名称，果然败于这个地方。
窦建德所率领的部队，一时间奔逃溃散，他的妻子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带领数百名骑兵逃回州。窦建德的余党想立窦建德的养子做君主，善行说：“夏王平定河北，兵马精强，倾刻间被擒就像这样，难道不是天命已有所归属了吗？不如倾心于唐，请求保全生命，不要使百姓再受苦受难。”于是把仓库里的财物全分给士兵，让他们各自散去。善行就同窦建德的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窦建德的妻子，率领伪夏国官员献上太行山以东的土地及夏皇帝的传国玺等八个印章投降唐朝。七月，秦王带着被俘的窦建德到京师，在长安的市场上将他处斩，当时他49岁。窦建德从起兵到灭亡，共6年。河北全部平定。
玄武门之变
当唐王朝实现统一后，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逐渐激化起来。
李世民同母兄弟四人，长兄建成，被立为太子是皇位法定的继承人；李世民排行第二，被封为秦王；三弟玄霸，少年早死；四弟元吉被封为齐王。李世民作为唐王朝的军事统帅，在统一战争中网络了大量的文武之才，他的势力，远远超过了太子李建成的势力。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是以太子建成为一方、秦王世民为另一方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李渊称帝以后，建成取得了太子——皇位合法继承者的地位，而世民却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中屡建功勋，并不断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于是，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同秦王拥有最高的功勋，最强的实力这个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建成对世民有猜忌之心，世民对建成亦并非无取代之望。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起，这种潜在的矛盾终于发展成公开的争夺和激烈的较量。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但他时时感到秦王李世民对他的地位有很大威胁。他便同弟弟齐王李元吉密谋加害李世民，但几次都未能得逞。皇帝为避免骨肉相残，决定让秦王李世民到洛阳去独守一方。
第121章 隋唐（9）（）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说后，觉得如果要让李世民去洛阳，等于大权在手，势更难治，不如留在长安，设法除掉他。就秘密派心腹数人，接连不断地上书皇上。说：“秦王的左右听了去洛阳的消息后都非常高兴，去了就恐怕回不来了。”皇上被他们的谗言所迷惑，就把这事给放下了，时间一长也就忘了。为了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李元吉又想出一计，就是采用各种办法将秦王府的勇将接到自己这边来。李元吉平时最怕秦王府的尉迟敬德，就劝李建成和尉迟敬德结交，私下里送给他金银器皿，但被尉迟敬德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李建成、李元吉贿赂收买不成，怀恨在心，就又派人去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得知有刺客来，就打开大门，坐在大堂上等着。刺客一看，知道不是对手，就吓跑了。他们见行刺又未得手，便又生一计，向皇上诬告尉迟敬德有意谋反。皇上听后，欲杀尉迟敬德，幸亏李世民入朝劝谏才免其罪，临淄侯房玄龄和杜如晦与李世民的关系特别密切，因而遭到了李建成的忌恨。皇上听信了他的谮毁，将房玄龄和杜如晦撤职，不许他们再去接近李世民。李世民内心非常忿恨，同时皇上一再相信谗言，也就越发感觉到自身的危险。他身边有一员大将程知节对他说：“大王身边的人，如果都被他们摧折，你自己性命也难保，希望大王早点做决定。”
士兵出行作战图画像砖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是莫逆之交。房玄龄私下对无忌说：现在皇太子要谋害李世民，这样必然危害国家，不如劝他废掉皇太子。无忌将这话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征求属下意见，杜如晦也劝他听房玄龄的话，几位大将也都劝李世民快拿主意。李世民对此仍犹豫不决。
这时，正赶上突厥兵又来侵扰，李建成就推荐李元吉带兵北伐，皇上将兵权交给了李元吉。李元吉就调动尉迟敬德为先锋官，又调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同去讨伐突厥。尉迟敬德与长孙无忌一看，急忙找到李世民说：“大王再不早做决定，祸在眼前了。”李世民说：“都是亲兄弟，怎忍心下手？”
正在这时，率更丞王祥来到，好像有话说，见长孙和尉迟在旁边，就没张口。李世民见状就起身与王祥密谈。王祥说罢立即退了出去。李世民告诉长孙他们说：“齐王李元吉和太子李建成定计，想让我到昆明池给李元吉饯行，在席前设下埋伏，置我于死地。然后太子要求皇上禅位，李建成当皇上，立李元吉为太子。”长孙不等李世民说完便道：“先发制人，后发为人制。大王快决定吧！”李世民叹息地说：“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虽然知道祸在旦夕，但也要等待他们先发，然后仗义出讨，方为有名。”尉迟敬德接着说：“大王如不听从长孙的话，尉迟就不能留在大王身边等着他们来杀我了。请您允许我走吧。”长孙也说：“如果这样我也要走了。”李世民见状，便召集同僚们一起商议，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大王快拿主意，最后李世民终于做出了起事的决定。
李世民命长孙无忌去找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身穿道士服，混进李世民的住处，同他一起制定对付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计划，然后按计行事。
那天晚上，太白星从秦王地上空经过。太史令傅奕密奏皇上说：“太白星在秦地上空出现，秦王当占有天下。”皇上听了心中很不高兴。正在这时李世民来到，他请求皇上撤去左右，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皇上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么？”李世民又说：“臣儿自想，没有一点辜负兄弟的地方，偏他二人时时欲加害于我，求皇上开恩保护孩儿。”说完竟哭了起来。皇上见一向勇猛的儿子竟委屈得哭了，心里不觉一惊说：“明天早朝再问。”李世民即退下，回到王府便开始布置计划。半夜时分开始调兵遣将，命长孙无忌带领人马埋伏在玄武门。这时，李建成、李元吉也得到宫内差人送来的密报，得知李世民密奏的事，李元吉对李建成说：“今天上朝，恐怕有变，不如托病不去。”李建成却说；“我们内有妃嫔传信，外有宫廷护卫保护，秦王虽然强悍，能把咱们怎样？不如前去参见，好探听一下消息。”二人便骑马前往玄武门。到了临湖殿听说皇上已召集六部大臣临朝审问，二人便知事不好，调转马头往回跑。忽听背后有人喊：“太子、齐王，为什么不上朝？”李元吉回头一看，正是死对头李世民。也不答话，举起随身带的弓箭，拉弓连射三箭，李世民见箭忙闪身躲过，把最后一箭一把抓住。随即取箭向太子射去。太子一箭就被射下马来，当场死了。李元吉一看不好，骑马便逃，迎头碰上尉迟敬德，又勒马往回跑，正赶上李世民追赶上来，冷不防李元吉回马相撞，两人都坠落马下。李元吉起来就去抢李世民的弓，尉迟敬德跑过来救起李世民，把李元吉吓跑了。尉迟敬德把李世民扶到屋里，转身去追李元吉。李元吉想跑到武德殿面奏皇上，还没跑到就听身后弓弦一响，转身一看，已来不及躲避，这箭不偏不倚正好射入咽喉。尉迟敬德上前把李元吉的头砍了下来，又跑到李建成身边，把李建成的头也砍下来。这时，只听玄武门外人喊马叫，尉迟敬德拎起两颗血淋淋的人头上马急驰来到秦王府门前，原来是东宫和齐王府的将领率好几千人来攻打。尉迟敬德双目圆瞪，怒声喝道：“你们看这两颗人头是谁的？”说着把两颗人头悬于梁上。又说：“我奉诏来杀这二人，尔等如违抗皇上命令，将与这二人同罪。”东宫、齐府两军一看群龙无首，便一哄而散了。
这就是发生于武德九年六月庚日，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兵变。
此后，为安定社稷，高祖遂诏立李世民为太子。不久，李世民登基，即唐太宗。他整治朝政，开辟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伟业，成为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贞观之治
主要是指唐王朝初期贞观年间（627—649年）的清明政治。唐灭隋以后，唐高祖李渊诸子便开始为争夺太子之位明争暗斗。高祖武德九年（626年）次子秦王李世民于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随后又迫使高祖李渊退位，自己即位，是为唐太宗，并改元贞观。贞观年间，唐太宗以隋亡为戒，率领朝臣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使隋末唐初的破败经济局面得以扭转，动荡的政局也从此稳定。国势昌盛，人口增加，史家因此称之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原因和内容在唐人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中有较为完备的记录。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在朝官员则敢于为国事犯颜直谏，大臣各司其职。唐太宗认为，君主要避免失误，只有借助于忠臣的直谏。他十分赞同魏徵的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在与诸臣论治国之道时，唐太宗每每鼓励大臣直言君主的过错。由于唐太宗的鼓励，直言进谏成为贞观年间的风尚。通过群臣的进谏，太宗可以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和意见，得知下情，并择善而从。李百药谏止裂土分封，魏徵谏止封禅，戴胃建议设立义仓等，都被太宗所接纳，避免了决策中的失误及过分地役使百姓。在谏臣中，魏徵是最著名的，其先后数次上疏，以隋亡的教训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忧怜下民。由于君主的纳谏及大臣的直谏，贞观时下情上达，君臣一心，形成了贤人进、佞臣退的良好局面。除纳谏外，唐太宗格外重视人才的选用，太宗朝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太宗认为，君主治国应“至公无私”，“择贤才而用之”。首先，太宗坚持量材器使，用人所长。贞观期间，太宗打破了统治阶级各集团所持有的政治偏见，竭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兼用关陇、关东与江南地区的贵族与士族，甚至任用曾经与自己为敌的人。这种以才取人的作法逐渐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稳定了局势。其次，太宗尤其注意从普通地主和平民中选拔人材。唐太宗的大臣中有出身于农民起义的将领，如徐世责力、秦叔宝等。有原隋王朝的将领，如屈突通等。也有出身寒素的刘洎、马周、张亮等。由于不拘一格选用人材，致使贞观朝中人才济济，如著名的贤相房玄龄、杜如晦等对贞观之治的形成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太宗十分重视地方官的委派，他认为“治人之本，莫重刺史”。因此将各地刺史之名录于屏障上，将所听察到的刺史善恶之事注于各自名下，作为废置赏罚的根据。又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举任县令，使官得其人。由于太宗知人善任，贞观年间能人尽其材，官吏能很好的各守其职，为各项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贞观时期创立、延续、完善一系列的制度，如从北魏以来就推行的均田制在贞观时更加完善。由于亲历隋末农民大起义，使太宗体察到民间的疾苦，同时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太宗认为，只有使人民安心生产，生活稳定，统治者才能“长守富贵”，国家才能昌盛，政权才能稳定。因此，他要求统治者“去奢省兵，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并身体力行，克制私欲。贞观年间基本上没有进行大的土木工程，这样就相对减少了对百姓的骚扰，使百姓得到修养生息的机会，同时也节省了国家开支。为减轻百姓的负担，唐太宗还将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二千多人精简到六百余人，且合并了许多州县。由于均田制度的继续推行及统治者不兴土木不夺农时，贞观期间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史载“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贞观四年，天下断死刑者仅29人。可见当时阶级矛盾的缓和与社会的安定。由于政治的稳固，官吏的廉洁，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抗灾能力也大大提高。贞观元年至贞观三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虫灾、水灾，太宗命灾区开仓赈济，百姓就食他乡。在连年的灾害面前，百姓都未有怨言，而协力抗灾，贞观四年，天下农业大丰收，就食他乡的百姓都回到故乡，“米斗不过三、四钱”。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的稳定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表现之一。除均田制以外，政治、科举、军事等各项制度在贞观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贯彻。唐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都各有职守。唐太宗还特置了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职务。使资历浅、品位低却有真才实学的人以此名义而行宰相之权。三省的分工是：中书省掌管军国大事的审议和决定；门下省掌管审查中书省的决议，不同意的可以驳回重议；尚书省则具体执行通过了的各项决议和政策。与以往大有不同的是，唐太宗极少干涉三省如何行使职权，而是创造条件，使各部门恪守职责。他告诫门下、中书官员若看到皇帝诏敕有不便于时的，要大胆地驳回，决不可唯唯苛过，阿旨顺情。在皇帝诏敕与制度相矛盾时，太宗每每“忍小忿而存大信。”克已从公。使得完善的制度得以顺利地贯彻。在法律上，贞观时颁布了贞观律，被后世立法者奉为圭臬，也为当时东亚各国所效法。贞观律改重从轻，内容完备，条文扼要，为执法者依法办案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时，太宗格外强调上下守法，对于贪赃枉法的人，不论其职位身份，一定要依律严惩。太宗还强调官吏的断狱，须有律、令、格、式为据，不得随意出入人罪。在太宗的努力下，贞观律基本得到实施，形成上下守法的良好局面。在军事方面，太宗继续实行“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形成军事布局“内重外轻”的形势，使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贞观时，府兵制较以往更加完备，“兵农合一”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兵士被征调服役时，本人免去租调，但需自备武器、行装和粮食。除了服役以外，兵士和农民一样要从事农业劳动。“兵农合一”既减少了国家的军费开支，又保证了均田